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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研读|刘 巍:统编版教材中《左传》选文的语篇分析——以《曹刿论战》为例

 新用户79795753 2022-09-06 发表于贵州

刘   巍

【摘  要】《左传》因其突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历来是语文教材选编的重点。针对当前统编版语文教材中《左传》选篇数量明显降低的情况,在《左传》选篇的文本分析中更应该从语篇结构、语篇衔接方式以及语篇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入手,明确其叙事目的,梳理其话语结构,领会其内在思想,以便更有效地把握《左传》作为先秦历史散文独特的语篇风貌。

【关键词】《左传》   文本分析   语篇特征

先秦历史散文主要指春秋战国时期,记录我国境内诸国历史事实的散文,其出现是中国古代史官文化发展的产物。在先秦历史散文中,《左传》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是最为突出的,不仅“奠定了我国记言体历史散文的基本范式”[1],而且在语篇结构的完整度和语篇衔接的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叙事艺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有关先秦历史散文的教学一直占有重要位置。而作为“先秦历史散文的扛鼎之作”,《左传》也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选编的重要内容。《左传》中的一些代表性篇目,如《曹刿论战》《烛之武退秦师》《郑伯克段于鄢》 《秦晋殽之战》 《晋灵公不君》等都曾在不同学段、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中作为教学重点出现。这不仅说明《左传》在先秦散文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其对于学生领会和把握先秦历史散文的文本特点具有重要价值。

当前在统编版语文教材中,《左传》选篇的数量明显降低。其中,初中阶段只有九年级下册的《曹刿论战》一篇,高中阶段也只有必修下的《烛之武退秦师》一篇。《左传》的这种选编情况,已经引起了研究者对于《左传》语文教材功能的关注[2]。那么在统编版教材的使用过程中,如何有效发挥《左传》选篇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将根据《左传》的语篇特征,以《曹刿论战》一文为例,从语篇结构、语篇衔接方式以及语篇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入手,通过文本分析,呈现《左传》作为先秦历史散文独特的语篇魅力。

一、明确叙事目的,整理语篇结构    

在先秦历史散文的阅读中,明确叙事目的其实是文本解读的关键。譬如将《左传》与《战国策》比较,两者虽然都属于先秦历史散文,但由于叙事目的不同,两者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语篇特征。《战国策》以人物特别是当时社会中的纵横家为中心,不追求“微言大义”,而是谋臣策士对自己生活的写照,因此其文本往往借人物言行,反映战国时代波谲云诡的社会现实。记言成为其展现不同人物精神品质的主要形式。而《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叙事目的是“资鉴劝惩”。作者希望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总结,找到规律性的法则,传达“礼”“德”的价值信念,传递战争成败、国家存亡的智慧。因此在战争事件的结构安排上,《左传》不重经过描写,而重在揭示战争获胜或失败的原因,强调有德守礼、勇于纳谏、品行高尚者方能获胜。为了实现这一叙事目的,在对历史事件特别是战事的叙述中,作者通常要根据叙事需要,对事件进行重新的剪辑、编排,通过叙事结构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式来引导读者,使他们能更好地体会作者传达的叙事意图。可见,不同的叙事目的,决定了不同作品的语篇风貌。 

同时,从叙事目的出发,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发现《左传》形成的以“背景(事)+情节(言语对话)+议论(言语)”[3]为框架的语篇结构特征。在这里,我们以《曹刿论战》为例进行说明。《曹刿论战》所涉及的长勺之战在《左传》和《国语》中都有记叙。《国语》仅用了四个字“长勺之役”便概括了整个事件,并将笔墨集中在“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的对话上;相较之下,《左传》则以“背景(事)+情节(言语对话)+议论(言语)”为框架,明确记述了此次战争的时间、人物、经过、结果。这种语篇差异正是叙事目的不同造成的。

在语篇中,《曹刿论战》“以事起首”,首先交代背景,包括战争发生的时间“十年春”,交战的双方“齐师”和“我”即鲁国。接着重点交代曹刿献策与鲁庄公纳谏的情节,也就是“公将战,曹刿请见”的内容。此时借助丰富的人物对话,人们能够形成对曹刿与鲁庄公的认识。一方面从曹刿的主动请见和其认为的当权者不能远谋,可以判断出曹刿有谋略,也愿意为国家出谋献策;另一方面从鲁庄公能够“衣食分人”“弗加玉帛”“以情待小大之狱”,认真听从曹刿的建议,可以看出鲁庄公能够接受进谏直言。而对这一情节的详尽叙述,实际上也预示着齐鲁交战的结局。而后在交代长勺之战的经过时,文章用墨颇省,并未具体描写交战双方的人数、战争场面、激烈程度等,而是将叙事重点放在战争结束后的议论上。在这段议论中,文章通过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既凸显了曹刿的机智、决断,又揭示了战争中曹刿说“未可”“可矣”的原因。因此,在这个以“背景(事)+情节(言语对话)+议论(言语)”为框架的语篇结构中,长勺之战的战事本身并不是叙事的重点,相反曹刿战前的谏言与战后的议论则是语篇的核心内容。这种语篇结构的安排更是配合了《左传》“资鉴劝惩”的叙事目的,以此告诫人们如果君主听从臣下的建议,能够沟通、接受意见,常常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相反不仅战争可能失败,而且更有灭国的危险。

因此,在《左传》选篇的分析中,明确叙事目的,整理语篇结构,从文本层面厘清《左传》与其他先秦历史散文之间的差异,更有助于我们明确《左传》作为先秦散文特有的语篇风貌。

二、梳理语篇衔接方式,降低文本阅读难度    

针对统编版语文教材中《左传》选篇的现状,我们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需要进一步思考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作为先秦历史散文中的“扛鼎之作”,《左传》虽然有着重要的文学与历史价值,但其阅读难度也明显高于同时期、同类型作品。由于《左传》的叙事目的是“资鉴劝惩”,因此其作者主要依靠自身的语言能力来进行文本撰写,并不注重与读者的协商、交流,这就对读者的文本解读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那么,在进行此类文本的分析时,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进行语篇衔接方式的归纳与整理。这样既能让我们感受到《左传》选篇的语言风貌,又能有效地降低《左传》文本的阅读难度。通过对《曹刿论战》语篇的梳理,我们可以从指称、省略、替代、重复等方面,发现 《左传》 语篇衔接的特点。 

首先,为避免人物混淆,《左传》语篇较少使用人称指称。人称指称词是指表示人的词语。《曹刿论战》中人称指称极少。在“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中,“其”作为第三人称,回指前句的“曹刿”。纵观先秦的战争叙事语篇,我们会发现文本中第三人称的数量很少,最常用的只有“其”和“彼”。这主要是因为在战争事件中会涉及君主、将领、战士、谋臣等众多人物,为了便于区分,并避免指代不明,当这些人物同时出现时,《左传》语篇常以人物名字或其他表示身份的名词表示,较少用第三人称代词。

其次,为达到记事简洁,《左传》语篇常使用省略与替代。省略指某结构中未出现的词语可从语篇的其他小句或句子中回找。[4]例如《曹刿论战》的主要人物是曹刿,其在文中出现次数最多,省略也最多。如“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乃入见。(曹刿)问:'何以战?’”,后两句话就省略了主语曹刿。而在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中,因为曹刿多为对话中的应答者,也多省略。从形式上说,省略只是在语句中留出空位;但从意义上看,省略则在读者心中留下了预设,提示读者某个词汇或内容在前文已经出现。这就在保证语篇整体简洁的同时,促使读者进行寻找与判断。除省略之外,《左传》语篇中还经常出现替代的话语形式。替代是用某些词语代替上文中已经出现的语句。通过整理,我们发现,在《曹刿论战》乃至整个《左传》战争叙事语篇中,“之”替代数量最多。例如:“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这里的“之”代替前文的“齐师伐我。公将战”这件事;“公与之乘”中“之”代替“曹刿”;“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中“之”代替“辙”;“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中“之”代替“齐师”。这些替代既有名词替代也有小句替代,使用非常频繁。整体看,在《左传》语篇中省略和替代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在语篇中的功能基本相同,都是在有限的语篇中实现语句的紧密衔接,进而使表达更加简洁。

同时,为准确表达语义,《左传》语篇特别注重词汇衔接。在《左传》中,我们常遇到的词汇衔接方式有两种:一是靠逻辑衔接,二是靠重复衔接。在逻辑衔接中,《左传》语篇使用连词来确保语篇连贯,语义表达准确。《曹刿论战》中“彼竭我盈,故克之”“望其旗靡,故逐之”,就用连词“故”来表示前后句之间的语义关系。其原因在前,结果在后,正说明“克”“逐”的原因。而在重复的使用上,《曹刿论战》中“曹刿”出现5次,“鲁庄公”出现8次,“齐师”出现4次。这些词语的重复出现,既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有利于读者把握事件的主要人物,并厘清事件的发展脉络。

总体看,《左传》的语篇衔接方式比较明确,同一类型下衔接手段单一,其文本的操作自由度较低,语言自身规范性较强。分析《左传》选篇时,有意识地归纳《左传》普遍性的语篇衔接方式与话语结构特征,既能使我们获得有关《左传》语篇风貌的整体认识,又能有效地降低先秦语篇的阅读难度。

三、结合生成语境,领会语篇内在思想   

在先秦历史散文的阅读中,我们通常会将文意的疏通作为文本解读的主体内容。这确有必要,但也不免会忽视先秦语篇的思想价值。实际上,语篇的生成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而要受到特定历史条件、思维方式等因素影响。离开语境孤立地分析语篇,很难判断语篇的结构,也很难体会语篇的内在含义。基于此,在《左传》选篇的文本分析中,我们也需要结合生成语境,以便更好地体会《左传》乃至先秦历史散文的内在思想。

从语篇内容看,《左传》在同类事件连缀的叙事中,往往采用相近的叙事方式来呈现相近情节。譬如晋在城濮之战中,能够依“礼”退避三舍,因而打败楚军。再如楚在邲之战中,能依“礼”未穷追晋,成就了霸主地位。这些相近的情节背后,其实暗含着《左传》文本对于“礼”“德”思想的重视。而在词语、句式的选择和运用上,《左传》的叙事也多强调礼貌和委婉。例如《曹刿论战》中用“肉食者”委婉指代“当权者”,用“弗敢专也”“弗敢加也”的礼貌句式表达鲁庄公的态度。这种语言特征同样代表着《左传》行文中对“礼”“德”观念的传递。而《左传》这些语篇特征的形成其实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由原始思维、宗教精神转化为理性思维、人文精神的过渡时期。”[5]《左传》的成书年代及作者虽略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至少在战国前期已完成主体,现在战国楚简中可见清楚完善的《左传》内容。《左传》记录了春秋二百多年间动荡的社会历史,《曹刿论战》所载的“长勺之役”即发生在春秋初期。在这一历史阶段,虽然动荡的社会生活使礼乐制度逐渐崩塌,但“礼”“德”观念仍是春秋时期主要的价值判断标准。君主的谥号、将帅的选择、外交盟誓、战争胜负等无一不强调遵礼守德。正是在这种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下,《左传》语篇才明显地表现出对“礼”“德”思想的重视。

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发现《左传》语篇常以“孔子曰”“君子曰”的形式表达观点,或借助事件中的人物言论,传递出只有听从民众的意愿,国家才能兴盛等人本思想。这种语篇内容的出现也与历史上先秦社会的历史文化语境有直接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新旧制度的更迭,多元化思想的不断碰撞,使这一时期的人文思想迅速发展与成熟,“以人为本”逐渐成为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之一。在这种社会语境的影响下,在《左传》语篇中我们往往能感受到“人”在事件中发挥的作用。譬如“长勺之战”中是曹刿两次“未可”“可矣”的准确判断,才使得鲁国获胜。“齐晋鞍之战”中,是下层将士“张侯”“郑丘缓”的顽强、坚持,使得晋最终获胜。这些语篇既说明了《左传》中“人”的重要性,也提示我们在进行《左传》文本分析时,不能囿于文字,更应该结合语篇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以便深入领会语篇内在的思想。

总之,《左传》作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叙事散文成熟的标志。其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而且是我们把握先秦历史散文语篇风貌的重要渠道。在统编版语文教材《左传》选篇数量减少的当下,教师更应该充分挖掘《左传》选篇的文本价值,从语篇结构、语篇衔接方式以及语篇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等方面入手,明确其叙事目的,梳理其话语结构,领会其语篇内在思想,以便更深入地体会 《左传》 作为先秦历史散文独特的语篇魅力。

参考文献:

[1]徐柏青. 论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与演变[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2010(3).

[2]郭丹.《左传》语文教材功能刍议[N]. 中华读书报,2022-01-19.

[3]刘巍.《左传》中的战争语篇描写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30.

[4] 胡壮麟.新编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86.

[5] 刘巍,杨柠.先秦叙事语篇结构类型及特点探究[J].文学教育(中旬),2021(9).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先秦叙事语篇结构类型及模式研究”(编号:19YJC740039)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沈阳大学文法学院    110044)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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