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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找到邓小平，声称自己要为他引荐一个重要的人。 邓公听后来了兴趣，当即应允，并在自家院子中等待“贵客”到临。 不久后，伍修权夫妇带着一位年近40岁的妇女来到了邓小平身前。 邓小平看着这个女人，脑海中思绪万千，不断翻动着尘封的记忆，总感觉此人和一位故友有些面熟，但半天没说出来是谁。 伍修权当即笑着提了一个名字，并表示眼前的妇人就是那人的长女。 邓小平听罢豁然开朗，再次对眼前的妇人细细打量了一番，不禁感叹道：“你和你父亲真像！” 女子听闻后激动泪奔，拿出了包中已泛黄的“00001”号烈属证，诉说着父亲多年来所遭遇的不公。 其实，这名女子名为丛丹，她正是共和国第一号烈士丛德滋的长女。 那么，丛丹此行前来有何目的？其父亲又为何能成为第一号烈士？  0001号烈属证 接下来，让我们一一明说： 一 千里赴北京见伍修权1977年，中国大地到处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气息，大街小巷遍布人们的欢声笑语。 这年9月，丛丹在报纸上看到伍修权、邓小平等革命老前辈的名字，决定前往北京见上一面，弄清楚父亲的身份。 她看到毛主席签署的“共和国一号烈属证”时，内心充满了希望，她决心要证明父亲是一个优秀出色的共产党人，证实父亲是因革命而牺牲。 多年来，丛丹游走于各大档案室内，翻阅了各种历史资料和卷宗，搜集和父亲相关的材料、剪报、信件，很快就装满了整整12个牛皮档案夹。  因时间久远，材料搜集困难，不过她从资料中得知父亲曾和伍修权、谢觉哉等革命老前辈共事过，进而决定北上寻求他们的答案。 来到北京后，丛丹经人指引，在一个小胡同内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伍修权一家。 见面之时，伍修权老人显得十分激动，他紧握着丛丹的双手，眼角微红，感慨道：“我找了你多年，今天可算是圆梦了！这些年你们一家吃了太多苦了。” 丛丹听了后激动万分，她抑制不住眼角的泪水，开始放声大哭起来。 这些年，她为了寻找父亲，期间遭受太多人的白眼，也只有在父亲的老首长面前才能像个孩子一样。 丛丹哭了好久，伍修权一直没有打断，任由她发泄情绪。良久后，丛丹情绪稳定下来，她从背包里拿出一张已发黄破损的一张纸。  伍修权 伍修权将其打开后，发现这正是共和国一号烈属证，编号为“国字第00001号”，由毛主席亲自签署，时间为1951年1月15日，并盖有共和国人民政府大印。 在伍修权的询问下，丛丹说起了她和这张烈属证背后的故事。 丛丹表示，父亲丛德滋去世时她才3岁，对父亲完全没有印象，而对父亲的第一认知，完全是从这个长35cm、宽30cm的烈属证上得来的。 那是1951年12月初，兰州市政府敲锣打鼓派人将烈属证送到丛丹家中。 当时丛丹还跟随继父姓氏名叫高锦明。这一天中午，12岁的丛丹放学回家吃饭，可还没到家，她就听到欢闹声，邻居们将她家围得水泄不通，而父亲高克明则兴高采烈地招待众人。 丛丹很是好奇，为何自家门前这么热闹？待到人群散开后，丛丹才发现门匾上悬挂着黄底红字的“革命烈属”牌匾。  丛德滋 此时，客厅内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只见高克明正拿着锤子，将一块玻璃镜框挂在后墙中间位置，里面是一张证书。 因当时证书上的字均为繁体字，而丛丹刚上初一，并不能完全辨识出来，她只读出来“德滋”二字，但丛写作“叢”，她无法辨识出来。 可她对“毛泽东”三个大字无比熟悉，毕竟毛主席可是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红太阳”， 丛丹自然是十分崇拜。 丛丹怎么也想不通，这个证书上为何会有毛主席的落款？它又为何会被装裱悬挂起来？ 不过丛丹的疑惑并没有持续多久，午饭后，高克明一脸严肃地将丛丹姐弟叫到房间，严肃说道：“我不是你们的亲生父亲，你们的爸爸名为丛德滋，因特务陷害而牺牲，今天人民政府送来了你们生父的烈属证。” 信息量太大，一时间丛丹还没能反应过来。高克明继续说道：“你生父亲自为你们起了名字，姐姐叫丛丹，弟弟叫丛甘，你们以后就叫这个名字了。”  丛丹姐弟 丛丹没想自己一直敬佩的父亲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而认不全姓名的“丛德滋”却是生父，这让她整个人“傻住了”。 丛丹失魂落魄地走上学校，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上完下午的课程，脑袋里全是养父高克明给她灌输的信息。 丛丹怎么也不相信养父所说的话，下午放学后，她哭着回到家中，向母亲王竹青求证，母亲点点头，让她别多想，好好读书，长大后会知道的。 渐渐地丛丹长大了，对革命烈士有了新的认知，她开始明白，父亲是为了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他是人人敬佩的大英雄，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给父亲丢脸。 当然，丛丹也从母亲和继父口中零星得知父亲的事迹，可至于父亲何时参加革命，从事哪些革命斗争，又是如何被害，这一切她一概不知。 但谁知，在此后的日子里，丛德滋名誉受辱，丛丹姐弟俩也跟着受到影响，丛丹被迫停止教学，来到农场工作。  伍修权 正是这一系列变故，让丛丹愈发想弄清楚父亲的身世，弄清楚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伍修权在一旁静静听着，得知丛丹曾是俄语老师，鼓励道：“你仍然要坚持学下去，不要丢弃，俄语作为一个语种，早晚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帮助的。” 伍老的敦敦教诲让丛丹备受鼓舞，她知道伍老受到的苦难远比自己多得多，但他仍能乐观对待生活，这值得自己学习。 二 邓小平：你长得真像你父亲丛丹在伍修权家中住了数日，期间伍修权告诉她，他和谢觉哉是丛德滋烈士的入党介绍人，并经党组织批准成为“特别党员”，特别党员专门负责情报工作，且只和介绍人单线联系，因而知道丛德滋为党员的只有伍、谢等有限几个人。 在伍修权的娓娓道来声中，丛丹对父亲丛德滋的认知更为丰满，父亲的形象在她心中愈发高大、英勇，她对父亲也变得十分崇拜。  一天，伍修权兴致勃勃地找到丛丹，说今天带你去见一个人，对证实你父亲清白有大帮助。 丛丹既激动又好奇，她前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帮父亲解决声誉问题，但她又好奇伍老会带她见谁呢？ 就这样，丛丹跟着伍修权夫妇穿越胡同，来到另一个四合院内。敲开房门后，只见庭院中间站着一个让丛丹崇拜不已的人物——邓小平。 原来，早在来之前，伍修权就提前和邓小平打了招呼，称要他引荐一个重要的人。邓公听了后来了兴趣，当即应允，并在院子中等待多时。 小平同志看着这个年近40岁的妇女，脑海中思绪万千，不断翻动着尘封的记忆，感觉此人和一位故友有些面熟，就是没想出来是谁。 伍修权笑着提醒道：“她是丛德滋的长女丛丹！” 小平同志听了后茅塞顿开，对于丛德滋烈士他有过一面之缘。  1937年抗日全面打响后，邓小平在组织调动下来到八路军总部，而此时的丛德滋也前往山西抗日，出任115师团级干部，和邓小平共事过一段时间。 尽管两人相识、相交时间并不长，但他从丛德滋身上感受到了年轻人的激情和对革命的信念，对其很是欣赏。 想到这里，小平同志动情道：“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丛丹听了后再次泪奔，她知道邓伯伯这番话有深意，一是认可父亲抗日时期的革命功绩，二是对丛德滋遭受不明之冤的同情，三是鼓励丛丹能像父亲那样勇敢坚强。 丛丹哭得很大声，但邓小平并没有打断她，一旁的卓琳也被她的情绪感染，将丛丹抱在怀中，安慰她不要难过，要节哀顺变。 一旁的邓小平轻生叮咛道，让孩子哭个痛快，宣泄情绪！ 良久后，丛丹情绪才得以恢复过来。邓小平询问了她和弟弟一家这么多年来的遭遇以及生活状况，鼓励她要经得起挫折和考验，在困境中不能气馁。  邓伯伯的鼓励让丛丹浑身充满了力量，她不再畏惧困难，决定做个像父亲丛德滋和邓小平那样的人。 临走前，邓小平特意给丛丹留下地址，并拍了拍她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孩子，今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跟我说。” 丛丹心中涌现出一股暖流，她没想主持国家大事的邓伯伯如此平易近人、亲和有礼，这次会面让她终生难忘。不过邓伯伯公务繁忙，一心操持国家大事，丛丹就算遇到困难也不麻烦他。这次北京之行，丛丹收获满满，她彻底弄清了父亲的革命经历。就在她离京2个月后，在邓公的亲自过问下，她再次回到工作岗位。 不久后，丛德滋名誉彻底得到恢复，伍老和甘肃工委组织，实事求是总结了丛德滋光荣的一生。 那么，丛德滋到底为革命立下什么大功？会让谢觉哉、伍修权等革命老前辈挂念不已？  谢觉哉 三 投身革命，立志报国大革命失败后，很多热血青年为了寻求救国之路，开始报考新式学校，当时的丛德滋在县城教了一年书后，1928年时考上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在这里，丛德滋阅读了很多进步报刊，思想也变得积极开明，他决心要从学海中寻求救国之路。 可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天整个东北大学就被日军侵略者占领，丛德滋和爱国学生手持木棍，死守在学校门口，但野蛮无礼的日寇开枪打死众多爱国学生，整个校园血流成河，东北大学只能无奈迁入关内，来到北平。 就此，丛德滋告别家人，离开东北故乡，直至牺牲前一直没回过家乡。 在北平，丛德滋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抗日救国会活动，业余时间则阅读进步报刊，并在苗可秀、肖润和等优秀党员的影响下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抗日活动。  毕业后，丛德滋被学校方面举荐到张学良创立的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并授予中尉军衔。 然而，此时蒋介石执行不抵抗政策，将热河拱手让给日本人，引来了全国人的不满。丛德滋经常组织民众在街头演讲，号召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可在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蒋介石为了肢解东北军力量，防止其兵变，将其调入鄂豫皖“围剿”红军，丛德滋也跟着部队来到前线。 不过，东北军在这里水土不服，接连打败仗，常常整团、整营被红军歼灭，很多官兵强烈要求打回东北。 丛德滋深有所感，他对老蒋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怒，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学良，让其不要再被蒋介石所蛊惑，应该一致对外。 他还在进步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文章，言辞犀利地抨击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和卖国行径，并揭露东北军内部的腐败现象。 但很快，他的这一举动引来了蒋介石安插在东北军内部的特务注意，并遭到了排挤和打压。 1935年6月，丛德滋更是被以“共党嫌疑”罪名被关押在武汉行营军法处，此次入狱让他认识到想要改变中国，让百姓当家作主，那就要从制度上改变，推翻压在劳苦大众身上的“3座大山”。 这年9月，张学良得知此事后，亲自和蒋介石交涉，将其保送出来。 此时，红军已进入陕北根据地，蒋介石将东北军调到陕西，并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担任副总司令。不过释放后的丛德滋也因祸得福，进入张学良的视线，并将其任命为总部办公厅秘书。 随着对丛德滋的了解和认知逐步深入，张学良愈发欣赏他，曾当众表扬他有爱国情怀和思乡之情，为人正直热情，有远大的抱负，学问和思想均出类拔萃。 就此，丛德滋进入张学良的核心圈内。 四 最早报告“西安事变”经过在张的授意下，丛创办了进步刊物《西北响导》，负责宣传反内战、团结抗日的，以激发广大同胞和东北军和日军抗战到底。 丛德滋发表了多篇文章，但很快就引来蒋介石的不满，要求收回全部刊物，撤销报刊。就这样，这一进步报刊只能无奈停刊。 1936年6月，东北军创办《西京民报》，此时张学良已和红军秘密合作，并达成“一致对外”的主张。丛德滋受进步党员的影响，再次拿起笔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以及东北军的爱国思想，并主张两党共同合作一致对外。 “西安事变”当天，杨虎城的17路军接管国民党陕西党部，并拘捕报社社长，将其改名为《解放日报》，就这也是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机关报。 解放日报 丛德滋作为总编辑，亲笔书写报头“解放日报”四个大字，并立即以高度的热情进入工作中，对外展现“西安事变”的全过程，详细阐述张学良兵谏的主要目的，将张、杨两位将军的“八项主张”告知大众，有力冲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向外界还原西安事变的真实面貌。 不久后，周恩来、叶剑英领导的中共代表团进入西安，并同17路军、东北军成立联合办公厅，下辖8个小组，丛德滋被任命为特种宣传组干事。 这之后，《解放日报》由党直接领导，每天丛德滋都会撰写具体的文章，再由联合办公厅审查，对于重要文章则直接送给周恩来审阅。 周恩来也多次指示要宣传西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丛德滋接到指示后，立即改变宣传方向，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思想和主张，并重点宣传民众对爱国救亡运动的作用和力量。 为了能够第一时间出稿，丛德滋常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撰写了大量文章，还化名“吴明”，写了宣传我党的宣传册，得到周总理高度评价。 然而，随着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中央军进驻西安，《解放日报》被迫停刊，但这仍不能否认丛德滋为报好报刊呕心沥血的努力和贡献。 四 加入中共特别党员此时，东北军陷入了内乱中，蒋介石趁机采用恩威并施的方式肢解东北军力量，丛德滋心灰意冷，选择脱离东北军，开始四处漂泊，他先后前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他确真感受到劳苦大众的苦楚，内心的革命思想更为坚固。 在上海期间，丛德滋认识了一生的伴侣王竹青。当时王竹青在沪江大学读书，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并在工人夜校免费教书。 因两人志同道合，很快就走到一起，“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两人来到王竹青老家汾阳东赵村，举行简单热闹的婚礼。 尽管新婚燕尔，可丛德滋前路迷惘，不知该去往何处。刚巧，当时八路军总部就在王竹青老家附近，丛德滋听闻后兴奋不已，和八路军取得联系，希望能加入抗日救亡运动中。 对于他的到来，八路军总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肯定，毕竟早在西安事变期间，我党对丛德滋的进步思想和出色能力有目共睹。 2个月后，经过党组织的安排，丛德滋在115师汪达元同志的护送下来到西北地区工作。 在西安，他结识了林伯渠同志。而后，林又根据时局变化，将他派往兰州从事秘密工作。 1937年年底，丛德滋来到兰州“八办”，结识了“八办”负责人谢觉哉、伍修权。不久后，在组织安排下，王竹青也来到兰州。 兰州是抗日大后方，我党对其十分重视，因而将“延安五老”谢觉哉派过来，代表毛主席开展统战工作。 谢觉哉发现，因东南一带已在日寇侵占下沦陷，大量逃难者涌入西北，短短2年时间兰州人口从8万激增至20万元。 但这些人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民众救亡意识不强，需要加大抗日宣传力度，鼓舞大家共同抗日。 在这一时刻，丛德滋被委以重任，在谢老的指示下创办《民众通讯社》，但国民党方面却极为恐惧，以各种方式不批准通讯社的立案登记，经过我党的一番努力后才得以批准。 就这样，丛德滋以火一般的热忱投入宣传中，以爱国进步人士的身份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战绩，第一份稿件就是“平型关大捷”。 丛德滋还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在甘肃的剥削和压迫，并对其无情抨击，揭穿甘肃百姓的困楚生活，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同情。 革命圣地延安 丛德滋还借着通讯社为掩护，收纳了众多进步人士，并介绍他们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他还将通讯社当成我党人士在兰州的中转站，并收容、营救红军失散人员。 因表现出色，经受了组织上的各种严峻考验，1938年10月，丛德滋被谢老、伍修权二人介绍为中共特别党员，并在谢老、伍修权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地下情报工作。 除此之外，丛德滋还打入了国民党内部，他找到东北老乡曾扩情，希望能谋求一份工作。曾扩情当即答应，让其担任自己的秘书。 就此，丛德滋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秘书身份潜伏3年，期间他广泛结交国民党军政人士，也和地方绅豪结为朋友，收集了大量情报。 如国民党消极抗日的阴谋，国军在兰州的军事部署图和设施，还鲜明指出“马家军”和国民党方面的矛盾，为我党制定政策和方针起到积极作用。 曾扩情 五 在狱中敌人向他投毒1939年，国民党制动了“防共”、“反共”等反动方针，严控新闻言论自由。甘肃反动政府更是在1940年夏，强令注销“民众通讯社”，停止其发稿。 同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也被反动当局破坏，不少进步同志被捕入狱。在这一紧张时刻，伍修权指示丛德滋前往延安工作，但他坚决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伍临走前，让他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必要时可先离开兰州躲避风口，但丛德滋仍镇静自若的在“白色恐怖”中工作着。 1941年1月，曾扩情突然派人送来一张请柬，让他前往家中共度小年。 当时，丛德滋身边的朋友劝他躲避，此次前去必是“鸿门宴”。王竹青也坚决反对，并称最近家中附近出现很多神秘人物盯梢。 可丛德滋坚决不肯，他决定深入虎穴，同曾扩情会上一会，试探他的态度。 临行前，他对妻子说如果今晚回不来，那就是被捕了，一定要及时和组织联系，并保护好两个孩子。 谁知，丛德滋刚来到曾扩情家里，就被特务五花大绑，关押到监狱内。狱中，特务们对他进行利诱威逼、软硬皆施，折磨的他痛苦万分，整个人血肉模糊。 可不管怎么折磨，丛德滋仍顽强斗争，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见丛德滋宁死不屈，愤怒的国民党特务于1942年4月19日，给了他一碗有毒的污水饮下，结果丛德滋七窍流血、中毒身亡，年仅32岁。 次日，组织上派人将丛德滋的遗体领了回来，并举行公祭，歌颂其革命事迹。 新中国后，丛德滋遗体被转入革命烈士陵园，以告慰丛德滋在天之灵。 有人好奇，丛德滋在革命烈士中不算有名，也没担任党的重要职务，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为何会被列为“0001号烈士”？ 这还要从时任内务部部长谢觉哉说起。 解放后，谢觉哉始终没忘记丛德滋烈士，他还派人多方面打听其遗属的下落，经过打探后得知王竹青已改嫁，两个孩子也平安无恙。 谢觉哉激动不已，连忙写信询问家人情况，并让其拍照寄给他。 就这样，王竹青领着丛丹姐弟俩来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可谢老发现两个孩子衣服破旧不堪，全是补丁，鞋子也到处都是洞，脚趾头露出，一时间难过不已。 谢觉哉将丛德滋烈士的情况上报给毛主席，主席听闻后说：“西安事变时，我就听过丛德滋大名。” 就此，主席亲自签署共和国一号烈属证，颁发给丛德滋烈士家属手中。 1953年4月，谢觉哉就丛德滋烈属的优抚问题致电甘肃政府，要求对丛德滋遗属特别优待，为两个孩子发放教育和生活补贴，为王竹青给予合适工作。 甘肃政府即刻响应，将王竹青介绍到文教委员会，每月可领80多元工资，丛丹姐弟除免除学费外，还可享15元/月伙食费补贴和公费医疗待遇。 至于丛德滋为何评为“0001号烈士”，谢老后来也解释，烈属证上的编号只是个序号，没有特别含义，只是当年第一个想到丛德滋烈士，便让秘书写了上去。 可见，这张烈属证，是一位老首长对部下丛德滋的深切怀念和肯定。 其实，整个战争年代，先后有2000万名烈士为新中国解放奉献英勇的一生。 但因条件有限，很多英烈没有留下姓名，但这些人无不是国家英雄，值得每个人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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