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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应/删/繁/就/简/只/有/简/单/的/生/活/方/式/ 蕲南以南，桃花如是 “现实”往往暗示着平庸、压抑与苦难。大部分读者对此本能地抗拒。可实际上，现实极其浩荡迷人。
《文城》与余华的前五部长篇最大的不同，大概在于主体的“在场”与“缺席”上，即前者都是创作主体所处年代，以及经历过或听闻过的事，而后者不然。《文城》叙述的是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小人物们颠沛流离的命运，这非余华亲身经历的事。毕竟那个年代远离余华的生活，因此小说的诸多细节上，并不完美。 《文城》描写土匪来了以后，溪镇与土匪的抗争过程。余华给主人公林祥福的笔墨并不多，而是更多地将叙事点转移到了别的人物上，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是靠着其他人物去推进。 余华将小美和阿强的身世之谜在“补”的部分做出了解答，原来阿强编造的故乡“文城”就是林祥福最后定居的溪镇。林祥福带着女儿到溪镇时，小美和阿强都还活着。这期间小美一直在躲避林祥福的追查。这里就十分奇怪，林祥福刚到溪镇时为什么没人认识小美和阿强。阿强家是做织补生意的，小美作为童养媳也帮着打理店内的事务，街坊四邻也应该知道他俩。他们也出走了几年，即使小美有意地回避林祥福，但为什么溪镇上没有人知道他们，这一点无法解释的通。同在一个小镇上，大家互相有一些了解，或者会传一些消息，也并不难。余华后来又设计让林祥福给镇上的人免费修补窗户，也并没有打听到小美和阿强的消息。所以说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余华是存在一些疏漏的。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小说也不可能一点漏洞没有。抛开这些漏洞来看，《文城》还是值得去反复阅读的。 《文城》开篇即写一些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后是土匪去镇上绑人、军阀入侵溪镇，土匪抢占溪镇，溪镇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艰难生活等等。这其中关于天灾人祸的描写在余华小说中较常见。 林祥福觉得溪镇人说话最像小美的说话方式，所以他带着女儿在这里定居下来，打听小美和阿强的信息。顾会长是一个地主阶级代表，但是他不同于我们平时所了解到的那个时代的地主。作为地主，他没有压迫农民和底层人民，在镇上人被土匪掳走需要交赎金时，顾会长表示这笔钱全部由商会出，而且不管土匪交换的人质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人，直接赎回来。溪镇的商会会长拥有管理溪镇的绝对决策权力。这里其实符合我国古代的社会，它一直是一个十分稳定的结构，无论在历史长河中政权如何发生交替，有威望的地主或者乡绅总会对他所在的地方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在无政府阶段，甚至可以像余华所写的那样，直接管理当地人民。在这里小说还原性极强。 《文城》中还讲述了赘婿这种现象。我国封建社会即父权社会，余华之前的长篇也是写父权社会。而在设定阿强的家庭时，将阿强的家庭设置成为母权家庭。因为阿强的父亲是入赘的，所以阿强的母亲在家中具有绝对的家长地位。这里余华采取了两种叙事模式。 建国前，土匪这个特殊群体十分多见。这群人不受任何人约束，扰乱大众的生活获得钱财，社会不得安宁。《文城》中描写的那些土匪们如张大斧之类的烧杀抢掠的情节，让读者感到不寒而栗。土匪“和尚”因为是土匪中还存在信义的人，陈永良才会与其结拜，“和尚”死后，陈永良作为结拜兄弟，去“和尚”家接了他的老母亲赡养。土匪张大斧作恶多端，也遭到了报应。陈永良为林祥福、“和尚”、溪镇百姓们手刃了他。 《文城》的故事虽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每个人物都是悲壮的，结局都是悲剧的。林样福的名字也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悲剧性人物祥林嫂。下一代们也是不幸的。林百家因为与陈永良的大儿子陈耀武相恋，被送到了上海读书。陈耀武虽然与林百家是真心相爱的，但是因为林百家有定亲对象，这段感情只能无疾而终。与林百家定亲的顾会长的儿子顾同年被骗到国外做了劳工。虽然余华对于其他下一代孩子没有过多着墨，但是也可以猜想出他们未来悲惨的经历。 “文城”并不仅仅是阿强编造出的一个地名，这也是历史中的一个谎言，一个悲剧。 采用“追寻”转喻的手段，表现对人生的一种探索，这部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呈现方式。在传统小说中，小说的最后就是这部小说所要呈现的结局，之前的所有内容就是为最后的结局服务的。从《在细雨中呼喊》到《第七天》皆如此，余华会借助小说中出现的信息去探讨他要表现的问题和追寻的人生意义。但《文城》这部小说彻底打破了这种呈现方式。在复杂的小说世界中，命运对底层人民的不公，小说中多次提到了“命”。命运为小说中的一切提供了合理性。余华在小说的内部慢慢的注入丰富的情感，从小说文本上去找寻人生的意义，将世俗的传奇小说变得雅致起来。小说的内容虽然离读者生活的世界很远，但是却能击中读者的内心深处，多元一体化的文体方式，显得小说的布局十分精巧。
同样，《文城》也延续了余华的文体实验与创新，它的创新有三： 一是小说的时空跨度得到提升。余华之前的小说都是一个主角贯穿始终，一条时间脉络按顺序描写。在《文城》中，余华虽然还是在描写的小镇故事，但是地点从林祥福的家乡北方小镇到小美的家乡南方小镇，横跨了一千多公里。虽然都是小镇但是两地的语言、风俗都不相同。通过时间和距离，达到了故事的推进。《文城》的时代背景是清末民初，与余华之前长篇小说的时代背景都不相同。这部小说正文和补的部分，是两条主线，一条是着重描写林祥福的故事，另外一条是描写了小美和阿强的故事，这两条线平行发展，但又互有交叠。这样小说的故事内容更加丰富，也可以解释读者在正文部分想知道的事情的答案。 二是小说的人物情感张力更加直击读者内心。小美和阿强想要去京城投奔亲戚，但是路上马车却坏了，小美和林祥福就这样相遇了。小美第一次离开对林祥福只有愧疚，但是第二次离开的时候却带了不一样的情感，她跟林祥福有了女儿，还爱上了林祥福。田大是一个符合中国传统意义忠仆的代表，他伴随着林祥福的成长和死亡，甚至死后还被装在同一口棺材中。林祥福和陈永良的兄弟之情也令人感动，陈永良一直很照顾林祥福父女，甚至在最后杀了土匪头子为林祥福报仇雪恨。 三是小说中富有诗意。《文城》与余华之前的小说并不相同，小说的前半部分，一直都是在找寻文城，文城到底是哪里，谁也不知道，甚至从补部分可以知道林祥福到的就是小美的家乡文城，但是林祥福不知道，他只知道这里很像是文城，但是是不是并不确定。《文城》充满了诗意，这就是余华的一次创新。 《文城》“补”的意义也值得去分析。 一是故事情节的需求。小说的正文部分以林祥福的视角去叙述小说故事，但是整个故事中有很多的疑问没有得到解释。给读者一种不完整的感觉。这不仅是一种故事上的不完整，也是一种情感上的不完整。所以必须把故事圆满起来，向读者解释他们的疑惑，让整个故事变得完整。小美和阿强虽然骗了林祥福的财产，但是两个人的生活并没有过好，他们也早早的去世了，林祥福的棺材路过小美的坟墓的时候，小美已经死了17年了。林祥福虽然前半段人生一直在找寻小美，带着女儿一路寻找小美，吃尽了苦头，但是他收获了友谊，人生也得到了改变。补部分除了林百家去上海念书的情况没有说明，其他的人的命运都得到了解释。 二是结构设置的需求。余华在小说中引入了“补”这个部分，这是一种创新，这种新的结构需要学者们去分析它的得失所在。这种结构方式在其他作者的小说中也并不常见，余华也是首次引入这种结构方式。余华在正文部分许多情节并没有交代清楚，在“补”的部分将这些故事的未解部分串联起来。余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补”的方式？应该不是在小说之中没有办法加入，而是余华有意为之，他早就想到这些部分要在“补”中出现。这个“补”十分巧妙。 三是不足。“补”有出彩的地方，也会有不足。“补”部分成就了这篇小说的诗意和传奇氛围。正文部分的主角是林祥福，而“补”部分的主角是小美，从正文到补的过程也是传奇到现实的一个转换。“补”部分的写作更接近余华之前的文体风格。在“补”部分余华圆满了小美的故事，将她的形象得到补充。让读者可以了解前因后果，知道书中人物凄美的结局。  《文城》的争议也很多，有学者认为《文城》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文体突围。余华表示《文城》一文的写作其实早于《活着》，但是他因为一些原因写不下去了，就没有再动笔，直到这两年疫情，他才有时间去完成这部小说作品。文中有关强盗头被杀的细节描写就是冗长的，可以删去。《文城》中虽然塑造了一个历史时空，但是余华对于这个时空的设计还不够深邃，对于其中的洞见也有待加深。余华不同于一般作家，读者对他的期望值很高。其中人物的苦难悲剧成因还有待深入挖掘。 余华缺少了有关“写实”的练习，对于现实的正面强攻并不适合他本人。余华也并不是一个天生就很会写作的小说家，他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写实技巧，其实是片面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余华所处的当下，与上世纪80，90年代完全不同，与现实主义实在是偏离得太远，这些都造成了他的弱势。余华现如今已经缺少了对社会现实主义热情的渴望，已经与之相脱节，所以在他的写作中并不能感受到真正含义上的痛苦，有点无病呻吟之感。余华离生活世界太远，这种生活世界并不是让他只写当下生活的故事，而是他的小说故事应该是对现在所处世界的一种真实写照，这样才会让读者产生共鸣。
 余华不随波逐流一味地迎合市场，在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发生变化的只是小说创作的方法以及思考的角度，但余华对于世界独特的观察以及思考从没有停歇。现实生活的艰难与不公、人性的变化多端、中国社会的现状始终在余华的小说中有着充分的展现。所以，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时代的变迁，同时也可以看到余华对生活的种种感悟。文学创作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作家与自己的对话，二是作家与读者的对话。 余华通过社会性文本，代表底层的人民发出声音，他不是将自己看成是一个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对这群人进行说教，而是留下这些社会性文本给读者阅读。通过阅读读者更能感受底层人民的情绪与立场。例如，新作《文城》。 余华文学创作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也一直注重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改变，他的几次转型亦如博尔赫斯的诗歌中写道：“在棋手们离开之后，在时间将他们耗尽之后，这仪式当然并不会终止。”我以为，这是《文城》的好。   夏梓言 九零后，博士研究生，蕲春人。作品见《散文》《青年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入选国内多种年度选本及中高考模拟试题，有文本译介国外。获冰心文学奖、吴伯萧散文奖、新月文学奖等奖项。《散文选刊》等专栏、签约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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