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央特科功勋者，中共隐蔽战线早期行动和保卫骨干成员之一，李士英老前辈其曾长期在最复杂、最前沿的“锄奸”一线，成为最出色的“红色杀手”。举止稳重、计划周详、头脑冷静，一击必中便是李士英老前辈在历次“惩奸除恶”中的显著特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最为险恶的白色恐怖时期，经他手亲自铲除了不少罪大恶极的对着中共隐蔽组织有着巨大破坏的叛徒。他的老领导，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陈云就曾这样评价过他：“特科出过若干个有名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名的有功绩的同志，李士英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士英老前辈 李士英，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人，1912年12月21日出生于一户世代贫农家庭。自幼随父习武，擅长梅花拳。因为家境窘迫，13岁辍学，到布店当学徒。1927年，在全国陷入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之际，普通人对“赤色分子”避之不及的时候，李士英依然参加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并于同年秋加入中国共青团，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 历任中共清丰县委青年委员、共青团县委书记。1930年春任中共直南特委巡视员。 1930年秋，由于出现了叛徒，北方局组织连续遭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破坏，天津及河北地区中共组织受到沉重打击，不少负责人及骨干成员被抓捕。中央为补充和加强北方局的力量，将工作继续开展下去，陆续从全国各地调去一些新鲜力量。李士英就在此时奉命从直南特委调到北方局。李士英至北方局报到时，其领导为交通科科长安子文，年仅18岁的李士英成为了北方局交通科交通保卫人员，负责中共冀、晋、陕、辽、黑等几条重要交通线的联络与保卫，对接北方各区域前来接头人员，传递中共秘密文件、重要指示等。 先简单地说一下彼时中共北方局的脉络。 中共中央北方局是中共最早设立的一批中央地方局，首任领导人便是最主要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南陈北李”的李大钊烈士。  李大钊烈士 1924年12月7日，北方局第一次在北京成立，李大钊任书记，负责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满洲等地中共工作，1925年初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了以北京区委和北京地执委改组而成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李大钊任书记。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为了加强北方地区中共基层力量，派人到北京、天津、唐山，乐亭等地建立支部。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全国各地的反动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方疯狂屠杀中共党人，李大钊等二十多位革命先驱惨遭杀害，北方区委也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决定于天津建立顺直省委（“顺直”是一个历史地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和天津、北京三省市的区域，清代在此设立直隶省和顺天府，此后人们就用“顺直”来称呼这一带地区），取代被破坏的北方区委继续领导北方红色斗争。  几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重组北方局。次月，北方局在天津召开了中共顺直省委改组会议，后来在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共同领导下，直隶省玉田县农民举行暴动，后因指挥失当和敌人的残酷镇压，暴动失败，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任书记于方舟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于方舟烈士 1927年11月，因为管理职能和区域重叠的关系，北方局再次撤销，由顺直省委继续领导北方中共工作。1928年3月和6月，刘少奇、陈潭秋先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天津，指导顺直省委党的工作。1928年12月，周恩来秘密赴津，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此次会议标志着北方地区中共组织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在顺直省委的基础上，第三次重组北方局，贺昌任书记。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顺直省委，成立中共河北省委。 李士英负责联络与保卫的北方红色交通线是北方局同北方各级中国组织进行互通的“大动脉”，艰苦且危险。为了掩护需要，李士英等在日租界中原公司和法租界劝业场附近，分别以开设木器行和棉行作掩护，并在法国教堂附近的大吉里设了秘密联络点。其出色的工作，引起了北方局领导的重视，屡受北方局表扬。  天津劝业场老照片 就在短暂的第三次北方局期间，为了中共北方地区各级组织的安全，首先要找出叛徒予以惩处，因此，北方局决定由安子文组建一个班子，除掉这个叛徒，以绝后患。在安子文领导下，参加平、津两地的“锄奸”保卫工作。彼时北方局设在天津，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水陆码头，也是各种反动势力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国民党特务、警察，帮会社团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风声鹤唳，一片白色恐怖。 到了1930年冬，天津河北区中共秘密组织又有很多成员被抓捕，但奇怪的是，该区负责人李纯却太平无事，引起了北方局和天津市委对李纯的怀疑。此时，有位被捕人员通过监狱看守带出来一封信，告知李纯已叛变，并帮助敌人审讯他们。组织立刻启动调查，证实李纯不仅已经叛变，而且还充当了天津警局侦缉员，正利用一切机会和他原先所掌握的情况，帮助国民党警察局和特务机构，寻找中共天津市委及北方局负责人。  影视中叛徒形象剧照 北方局和天津市委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作为一个原中共高级干部，李纯对组织情况了解不少，现在死心塌地效忠国民党反动势力，对中共在天津、河北，北京等地的秘密组织威胁性极大。 为此，负责中共北方地区组织保卫与锄奸事宜的安子文立即找李士英、徐兰芝（彼时任铁总党团书记，后叛变）、童长荣（烈士，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牺牲）等研究，制定了行动计划。 安子文，建国后曾任中组部部长，陕西省子洲县双湖峪镇人，原名安志瀚，字浩然。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共。白色恐怖时期，战争年代长期在中国北方从事中共党务工作。  安子文老前辈 安子文和李士英等人研究后，决定利用叛徒李纯迫切寻找中共负责人，以中共党人的鲜血“染红顶子”的心理，派出人员与李纯假意接头，放下的“鱼饵”是佯称有中央代表约其谈话。按照商定的行动计划，派出人员在一天黄昏忽然找到李纯，告知有中央领导过来，要求他立即见面谈话。李纯果然喜出望外，满口答应。但因为没有给其任何思想准备，叛徒没有任何时间和机会向敌特机关报告，又不敢推托，只得立即跟着通知人员走。 穿小巷，过街道，在兜兜转转后，确定了后面没有尾巴，“通知人员”带着李纯走进了天津法租界的一个旅馆。另外又有伪装成中央领导的联络人员已在这里订好了房间，等待着他们，“通知人员”按照原来的组织程序将李纯交接给这个“联络人员”，“联络人员”没有任何停顿，告知李纯中央领导已在某处等候，让其跟随立刻去预定地点。  而在预定的设伏地点，由李士英带领的行动组已经准备好武器，提前隐蔽等待。就在李纯迷迷糊糊地跟着“联络人员”刚到达“见面”地点，李士英立刻带着行动组成员以最快的速度迅扑上去将叛徒处决。在迅速撤离现场后，为避开跟踪，他们处理了武器，换了衣服，又连续进了三个澡堂洗澡。当法租界巡捕房收到报警，巡捕们带着警犬赶到现场，但因痕迹全部被破坏，只得空手而回。 行动次日，李士英不放心，派人去证实了叛徒确实被除掉，而后天津报纸也登载了这一消息。后来，安子文曾经回忆起这次锄奸，再度夸赞在那次行动中，李士英表现得非常勇敢，不但枪打得准，而且很有谋略，使得那次除奸行动很成功。时任北方局书记贺昌对此次参加“锄奸”的李士英和其他行动人员进行了极大地奖励。 1930年底，北方局决定派李士英到上海中央特科进行学习，由于能力出色，成绩优异，在培训结束后，中央决定李士英留在中央特科三科（红队）从事更重要的保卫工作。李士英担任了担任“红队”行动一组副组长，并负责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警卫工作。 但没过多久，李士英又领命回到了平津地区。彼时，北方局再一次撤建，中共新组建了河北省委以领导中共在北方地区的工作，省委机关先是天津后移至北平。 1931年3月，北平中共组织连续出现叛徒，河北省委请求中央调李士英回来执行锄奸任务，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 1931年4月，李士英受中央特科派遣，回到平津，准备开展锄奸行动，与其同行的还有中央特科人员李兰甫、孙小宝（牺牲于上海“一.二八”事变）。第一站先到天津，几个人在法国教堂附近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住下来。不久，与河北省委军委常委薄一波接上了头。薄一波向众人介绍了情况，告知原北方局已撤销，此次任务实施地放在了北平。  薄一波老前辈 为了避免人多眼杂和路上的安全，薄一波建议由他和李士英赴北平，其余人留下另有任务。出发前，李士英作了认真考虑，这次执行任务都是随身携带武器，过关卡时如不预先做好方案，一旦搜查，一定会暴露。以长期在白区的保卫工作经验，薄、李二人认为对手往往以貌取人，越是寒酸和胆小害怕，搜查者越会仗势欺人进行搜查；反之，穿戴讲究，举止大方，到反而能唬住对方。于是二人一席新衣，扮作社会上体面人的身份。一路坐车，在北平东便门车站下车后，落落大方地走到出站口。主动和正在盘查旅客的警察套话，警察上下打量了一下，看到两人装束讲究，举止得体吗，非但没有“例行公事”，还笑着搭了几句话，便让其出站。  顺利出站后，根据事先的安排，他们住进了设在苏州胡同的山西忻定会馆。薄一波与河北省委联系上，将李士英介绍了过去。据省委有关人员说明北平地区中共组织内出了叛徒，和曾被李士英处决的李纯一样，叛变了以后，穷凶极恶的帮助国民党军警宪特搜捕中共党人，河北省委及北平中共组织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因此，经过省委决定，处决叛徒！但鉴于河北省委才成立，在锄奸的经验上还是觉得几个月前李士英的行动影响深刻，且又在上海的中央科特进行了专业培训。因此，请求中央将其派回，同时，省委还抽调了几名可靠的人员来配合李士英的行动。 彼时，北平属于奉系的地盘。谋定而后动，稳重，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李士英老前辈在保卫工作中的最显著的特点。锄奸必须掌握叛徒的活动情况和规律，包括处决方式、地点以及撤离等事宜。李士英请河北省委通过潜伏在东北军的中共秘密人员，首先对叛徒的情况作了了解和分析，然后与河北省委的配合人员共同研究行动计划。经商定，还是采取“钓鱼”的方法，由河北省委认识叛徒的人约叛徒“开重要会议’’。另外，为保证行动人员安全地迅速撤离，将处决点设在了颐和园西北的红山口山上与圆明园两个偏僻之处，并确定了行动的时间。  1931年4月中旬某天，李士英等人先按预定计划到红山口，在小桥边茶座喝茶。果然，叛徒按时到达。见面后，彼此介绍并坐下来喝茶聊天。从北平名胜古迹，到各种风土人情，海阔天空，以此来麻痹叛徒的警惕心理。 见叛徒逐渐放松了下来，李士英告知其，为了安全起见，开会地点设在山上。叛徒对此深信不疑，便跟随上山。在往山上走的过程中，有一个地方，松柏、酸枣密密麻麻连在一起，不仔细看，几乎没有空地，只有一条窄窄的、高低不平、极不规则的羊肠小路，蜿蜒曲折地往山顶延伸，看不到尽头。此时有人提出爬山有点累，时间还早，先休息一会儿。李士英会意，便选了一块稍大的空地，把随身带的点心水果之类摆上，大家围拢。李士英紧靠叛徒身边蹲下。趁其不备，迅速行动，处决了叛徒。而后，立刻将携带物品归拢带上，迅速、安全地下山，分散回去。 4月下旬，李士英等人在圆明园再次依照同样的计划过程实施“锄奸”。叛徒按约定时间来到设伏地点后，李士英宣布了他的罪行。叛徒跪地求饶，但李士英依旧遵照河北省委对其执行了处决令。 由上海返回平津，李士英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就在北平先后成功地完成了两次除奸行动，河北省委对此深表满意。而此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生了其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内部地震”，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各个领导人、负责人包括中央各机关紧急搬迁撤离，李士英接到了中央特科的紧急通知，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上海。新的、更艰巨的保卫任务正在等待着他。 年轻时候的李士英老前辈 1932年初，顾顺章叛变后，一些本身就革命意志薄弱的投机分子，紧随其后，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鹰犬，大肆出卖中共组织和革命进步人士。 其中有两人，一个叫王斌，叛变了后成为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长，另一个叛徒叫曹清澄（原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担任了旧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兼情报组组长。这二人在抓捕昔日的同志和战友时，非常狠毒和猖獗，也很狡猾。 中央革命法庭鉴于这些叛徒对中共造成的极大危害，下达了处决令。任务交到了重组后的中央特科。经过了血的洗礼，年仅20岁的李士英已经“新红队”的骨干，他接受了这个锄奸任务，与红队成员刘国宝、李泽才3人组成了特別行动小组，李士英任组长。在顾顺章叛变后，走在路上都随时有可能被叛徒认出，被抓捕的险恶环境下，承担了铲除叛徒的使命。 处决叛徒，首先的问题是谁认识这两人？行动小组三人却没有认识的。天不负有心人，某日，一名组员路过一家照相馆时，发现橱窗里挂着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庆典集体照，便向照相馆老板高价买下这张照片。交给认识这两名叛徒的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辨认，把照片上的王斌和曹清澄用红笔圈出来。李士英将两人的形象照片放大后给行动小组成员每人一张，要求牢牢记下两人的形貌特征，熟记于胸。而后，李士英又通过关系搞到王斌的住址，在上海白尔路（今上海自忠路东段）。在秘密跟踪了王斌几天后，李士英摸清了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发现他每天中午必要去嵩山路情妇家吃饭和午休，便制定了在午后其出门动手的计划。 1932年4月22日下午一点左右，王斌乘坐包月的黄包车外出，行至维尔蒙路（今上海普安路）、爱来格路（今上海桃源路）交叉口时，正是行人稀少。埋伏在路边的李士英快步上前，抽出枪对着王斌就射，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这个叛徒。得手后按原定路线快速撤离。五分钟后，一帮法租界巡捕才吹响警哨，匆匆赶到。 另一个叛徒曹清澄则更为阴险狡猾，在李士英摸到了曹清澄的住址后，行动小组反复研究，精心策划了行动方案。决定兵分两路，一组在其住宅门口开枪，一组在弄堂口接应并时刻准备担任候补射手，此外，另有两名红队成员驾驶一辆汽车在附近马路上不熄火等待，在处决完毕后以最快的速度将行动人员撤离。 5月16日下午，就是预定行动的日子。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李士英率组员刘国宝、李泽才、袁立夫3人，分头前往拉斐德路（今上海复兴中路）源顺里41号曹清澄住宅处，守候准备伏击处决。当时安排分工：刘国宝、袁立夫在门口监视，并作为第一执行组；李士英、李泽才在外围望风掩护，时刻准备候补执行。 下午一点半，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从弄堂里出来，此人的身材和衣着颇似曹清澄。刘国宝便以为是叛徒，当即开枪射击。枪声马上引来了埋伏的巡捕，一时警哨大作。刘国宝在撤离时被盯上，当他拼命跑至白尔路桂福里11号，刚将枪扔入垃圾桶，就被紧跟而来的巡捕抓住。 李士英等人听到枪响，便按计划分头撤离。可是当李士英等人刚行至茄勒路（今上海吉安路）、拉斐德路（今上海复兴中路）交汇处，突然发现在自己前面一人行色慌张，很像曹清澄。不容多想，李士英大喊一声：“曹清澄！”对方一回头，果然就是。瞬间，叛徒拔腿就朝巡捕方向逃跑，同时沿街狂喊：“杀人啦！”此时下手，危险极大。但时机稍纵即逝，有着极高使命感和职业本能的李士英立刻抽出枪向曹清澄射击。在弹无虚发的处决者枪下，叛徒当场毙命。 但可惜的是，当李士英得手后迅即奔跑，在白尔路与安纳金路（今上海东台路）路口时，被围捕的巡捕们截住被抓，关进了法国巡捕房。 而李泽才在次日晨冒险回居所时，被埋伏的巡捕房巡捕抓捕。 被捕后的李士英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表现坚贞不屈。 1932年5月31日，法租界将他们引渡至设在法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庭”审理。 1933年1月17日开庭，法官根据李士英被捕时缴获的枪上的手印，以及死者身上的弹头，认定李士英是主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预谋杀人罪”，判处李士英、刘国宝死刑，李泽才有期徒刑19年。李士英等不服判决，提出上诉。1935年2月22日，高院宣布维持原判。 中央特科用尽各种办法营救，特意聘请了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史良为他们再次上诉。 1936年7月13日，国民党最高法院作了终审判决，李士英改判无期徒刑，刘国宝、李泽才分别改判有期徒刑10年和12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旧照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监狱当局将犯人编成挑夫队，押解运送弹药物资到前线，途中遭遇日机轰炸，李士英趁乱逃脱。经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安排，辗转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11月，经过五年多的囚禁和磨难，李士英回到了延安。在延安，李士英进入了中央党校学校和参加了第一期情报保卫训练班，并留在中央特别委员会工作，被派往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负责审查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1939年9月担任周恩来的护卫赴苏联治病，留在苏联进入共产国际办中国党校学习。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共产国际中共党校停办，李士英秘密回国准备参加抗日战争。当他抵达蒙古乌兰巴托，准备穿越中蒙边境回国时，中蒙边界已被日寇严密封锁，无奈滞留了一年多。但抱着回归组织和回国效力的决心，李士英与李天佑(1955年被授予上将)两人结伴，翻过了一道又一道沙丘。他们曾在沙漠深处迷路，饱尝断水之苦；也曾在白天被烈日暴晒晕倒，数度面临死亡的边缘。绕道4000里，从茫茫的大戈壁无人地带步行回国。 直到1944年3月份，他们终于回到了延安，任中央社会部所属西北公学领导成员，坚决贯彻 毛主席实事求是思想和中央审干工作的方针，客观、公正地开展工作，工作极端负责。他还被选为中共七大华中代表团成员。 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在华中、华东（山东）地区和上海担任政治保卫系统的负责人。一直在“看不见的战线”中，与敌针锋相对，成绩斐然。 上海解放后，李士英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一任局长。而维护新生政权和新中国人的尊严，李士英在对待留在上海的前民国时期的美国外交人员做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1949年，7月6日，上海市百万军民举行庆祝上海解放、纪念“七七”抗战大游行。这是解放初全市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游行。当游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辆美国人驾驶的03-6235号小轿车，擅自闯入了游行队伍。 当维持秩序的交通警上前阻拦时，这个美国人不仅不服从指挥，反而出言不逊，且继续踩油门欲强行通过。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警察执意将其带至提篮桥分局询问。可这个美国人非但拒绝说明自己的身份，还对警察拳打脚踢。 欧立夫在闹事现场 在场的一些留用旧警察愣住了：因为解放前，警察局对外国侨民的肆意挑衅无可奈何，现在解放了，该怎么办？一时手足无措。 情况紧急上报到李士英后，他只简单地交代了一句：“先铐起来。”这一招，完全出乎了对方的一贯颐指气使的习惯，嚣张气焰顿时收敛，老实说出自己名叫“威廉姆.欧立夫”，是前民国时期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副领事。 李士英对下属说：“我们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不承认他是什么'副领事’，只讲有一个美国侨民破坏交通秩序被拘押。”说完，他签署了处理方式：“责令欧立夫写认错道歉的书面检查，在报刊上公开刊载；以分局名义写一份对欧立夫拘留的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 事后，美国的《华侨日报》称：中国这头睡醒了的东方巨狮，开始发出怒吼了！ 而这个事件，后来成为著名电影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最经典的片段。也是新中国历史上与渡江战役中“紫石英号”事件并列的重大事件，不仅震惊了在上海的外国居民，更大大鼓舞了当时中国百姓的士气。“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再是一个口号，更是中共党人从成立之初就在实践的“建立自强自立的中国”最真实的写照。 1949年建国后，曾历任：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公安部部长兼华东军区公安部队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党委第一书记，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委员兼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山东分局委员、政法委员会主任、组织部部长，任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山东省人民政府总党组副书记，山东省纪委第二书记，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政府副主席、总党组副书记（至1955年3月）。 后调至中央任中央监委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继再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党组副书记（1961年11月起），后复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文革”中受迫害，身陷囹圄长达十年之久。 1978年12月得到平反。同月至1983年9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常务副检察长、党组成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并一度主持高检院日常工作。 1979年7月作为中央领导小组成员，参加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 1983年，李士英老前辈退居二线，任最高人民检察院顾问、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家安全部特约顾问；1978年12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李士英老前辈 2001年8月15日，李士英老前辈因病在北京去世，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