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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显斌 /文 吴家良/编辑 编者按：茶语无量今日头条号将陆续推送书写南诏及大理王朝五百年的历史文化散文共二十六篇：一、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二、南诏初起，历史古道的屐痕；三、绝地反击，铁血英雄的柔情；四、归附大唐，柳暗花明的旅途；五、携手中兴，烽火绽放的烟花；六、权臣崛起，是非功过的书写；七、烽火西南，无尽征战的内伤；八、斜阳哀歌，王朝消失的血色；九、郑赵杨氏，兴盛大理的前奏；十、高歌马上，铁血深处的佛心；十一、负重独行，大理太宗的难隐；十二、翰墨深处，灵魂皈依的故园；十三、文治之曲，洱海月夜的奏唱；十四、禅位之谜，帝王袈裟的梵唱；十五、烽烟鼙鼓， 智高事件的桥梁；十六、回光返照，段氏皇权的牧歌；十七、权臣夺位，前理历史的帷幕；十八、故国重启，佛性权利的言欢；十九、中兴之君，大理江湖段和誉；二十、归附宋朝，马蹄声声草木春；二十一、功成身退，紫溪深山归去来；二十二、刀光剑影，权利交锋的国相；二十三、佛寺千山，处处塔影民膏尽；二十四、五凤楼前，一声呛血的悲叹；二十五、铁血慷慨，滇东部落的背影；二十六、孤帆远影，余音袅袅的王朝。欢迎大家关注！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学者给予的评价都是很好玩的，譬如大宋的仁宗皇帝，有人给予评价道，“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此话乍听是贬义，说仁宗皇帝百无一用。但是，仔细一想，原来是赞扬他。言外之意，这个人放在皇帝的位置上，是十分称职的，是恰到好处的。宋人王十朋曾经说：“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真宗较为昏庸，继位后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整个真宗朝，后期都沉浸在一种求仙问道的虚无之中，难当王十朋的夸奖。能当此言的，唯有仁宗皇帝。 仁宗在世，“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他在位时，国家平和，人民富康，世人称之“庆历之治”，受到史家的称赞。 在大理，有两个皇帝前后相继，治理国家，使得国家升平，百姓歌乐融融，可为守成之君，他们的文治，有点近似于仁宗，他们的功绩，也有点近似仁宗。 只不过，他们要早于仁宗时代。 他们，分别是昭明皇帝段素英，和他的儿子宣肃皇帝段素廉。 1 段素英继位，是在985年，此时，大宋已经完成了最后的统一，烽烟扫净，稼禾在野，百姓安堵。除了后来两次针对辽国的战争，目的是为了收回燕云十六州——当然，由于不知兵法，不识进退，两次失败外。大宋军队马放南山，几乎很少对外用兵，采用安静治国的策略。 治国，让百姓富足，让田园恢复，成为宋朝的目标。 宋朝的文治，此后真正走上了轨道。 段素英呢，也开始大理国的治理。经过他父亲段素顺等之前的国君努力，现在，他已经不需要再制定计划，不需要再进行制度上的完善了，他只需要按照计划实行就对了，这样，就是真正的黄老之术。所谓的黄老之术，就是以静治国，前面的制度已经完善，后代君主遵从就对了，别朝令夕改，让百姓无所适从。在汉朝初年，萧何制定法规后，死去，曹参接任相国，遵从萧何的规则，一无所变。为了防止一些人随意变更，随意创新，扰乱社会，曹参“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以此保证制度不打折扣地运行。他自己呢，整日笑呵呵地，坐在府里，“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闲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汉朝，也因此得到很好地治理。 也因为这样，历史上出现了萧规曹随这个成语。 段素英就是这样的，按照父亲段素顺的制度办事、治国、理政，很少加以更改。 当然，他也不仅仅是这样，他将自己父亲的制度，进一步深化，进一步推广。 他的父亲将儒道释引入，铺展开来。他继位的时候，开始大力推行儒家思想，进行儒家教育。当时，由于长时间和中原的隔离，儒家学术，在这儿几乎已经绝迹。为此，他下大血本，“以重金聘蜀地名儒入滇，课学于大理、鄯阐二地”， 鄯阐，就是今日的昆明，是当时大理国的东京府。在两京之间，他延请儒者，举办儒学，教化学生，毫无疑问，对于儒学的推广，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从而，这儿“学风渐兴”，书声琅琅，不绝于耳。 他“敕述《传灯录》”，很可能也加入了亲自撰写的队伍，以此来推广佛教，将佛学也推向深入，推向一个更高层次。 最主要的是，他如中原皇帝规定四书五经为科考内容相似，也规定了大理科考的内容，“开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注意，是从僧道中选取有学问的，不但有着儒家经典在心，而且，精通佛学，或者精通道学，两者必须具有一样。科考对象，由他父亲段素顺的只取僧人，一变而为佛道，扩大了对象群体，同时，更进一步将儒道释融为一体，做为国家制度，推向读书人。 这些人，都称为释儒，他们不但下笔千言，治国理论，烟云满纸。而且，谈起佛理，论及黄老之术，更是头头是道，无人能及。 大理此时，功臣宿将，早已凋零殆尽，化为昨夜天空的星辰，消失在天际。这些释儒，就成为朝廷官员的后备力量，储存着，一旦缺乏官员，新的官员“多从释儒中选任”，走马从政，治理百姓。 这，和大宋的开科取士十分相似。 大宋朝对文人士大夫，是十分优待的，一旦士子十年寒窗，考上进士，马上就出京城做官，如果进入军队，就是主官。领军的那些盔甲铿锵的将军，反而成了这些子曰诗云者的副手，得听其指挥。这，是宋朝从五代十国中得出的结论，那时的武将一旦执掌军队，一旦有了势力，就敢喊出“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的口号，就会造成割据，造成动乱。至于书生，是不用担心，毕竟文人没那个胆量，也没有那种血战冲锋的勇气。 大理国建国前，也经历了权臣，或者武将夺权的现象，而且是屡屡上演，屡屡流血宫廷。因此，他们也有着一种重文轻武的思想。 这是巧合，还是相互借鉴？估计后一种多一些。 这样，他们对外开疆拓土的能力就差了一些，可是，国内却安全稳定了，三百年间，几乎没有大的烽烟，没有血流漂橹般的战争。百姓，也就少了一些痛苦，少了一些征战，多了一些幸福。 只是，任何事情走向极端，就是一把双刃剑，这个制度，也是如此，也具有负面作用。 宋朝收复燕云十六州，两次进军，与大辽进行血战，两次失败，就是明显的证明，最后，宋真宗不得不长叹一声，利用澶渊之盟，给大辽国岁币，卖得和平。和西夏也是如此，仁宗调兵遣将，几次展开进军，几次失败，大宋军队让西夏的铁鹞子军打得丢盔弃甲，多次全军覆没。最后，双方坐在谈判桌前谈判，相互商定一番，订立盟约，西夏称臣，大宋每年给他一点钱，算赏赐，也算购置和平。 宋朝始终这样，经济高速发展，可是，军队战斗力却与之成反比，严重下滑，缺乏钢性，缺乏锋刃。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大理王朝，出现在滇地，王朝的经济建设在发展，对外贸易蓬蓬勃勃，如春花烂漫。这儿尤其善于养马，而且出现了很多养马的名地，“越赕之西多荐草，产善马，世称越赕骏”，“马出越赕川东面一带，岗西向，地势渐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而且，马的品种优良，是大宋十分需要的。大宋建国后，开始有大辽与之对峙，接着又出现西夏，三国对垒，稍不留神，就有号角吹响，就有刁斗声声。到了南宋，更是和大金划江而治。大金健儿，一旦闲着没事，就想跃马过江，秀一把肌肉，露一手爷们儿的功夫。 这些王朝，都是马背王朝，他们的军队，多以骑兵为主，闪电来去，飘忽如云，快如羽箭。大宋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不高，这时，凭两条腿和四条腿的骑兵作战，胜了，追之不及，望马兴叹；败了，来不及逃跑，都捂着脑袋，做了敌人骑兵的刀下之鬼。 大宋急需好马，急需良驹。 大理很清楚，就使劲养好马，“三年内饲以米清粥汁，四五年稍大，六七年方成”，这样精心喂养的马匹，十分骏健，“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因此，大批地销往大宋，武装着大宋的军队。以至于后来，大宋军队的战斗力，慢慢加强，和西夏健儿，也能一决高下了。大理国的战马，对提高宋军战斗力，是取着一定作用的。 大理用马富裕着自己，也富裕着大宋军队的战斗力。 当然，随着马儿销售的，不仅仅是这一种东西，还有刀剑，还有其它的商品，包括“麝香、牛黄、细毡、碧瘝山诸物”。 释儒进入官场，固然让大理国的文治，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可是，也使得军队的战斗力下滑。那时，是冷兵器时代，战场上厮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就是“两军相逢勇者胜”。读书人毕竟没有武夫勇敢，大理军队的战斗力，和大宋的几乎旗鼓相当了。过去，南诏时期，这儿士兵的战斗力超强，军队兵分四种，即乡兵、罗苴子、负排、羽仪。乡兵出于“部落之民”，他们平时耕种，放牧，“桑田之余便习战斗，每岁十一、二月，农收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落，各依四军集人实验，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其法一如临政。每出军征役，每蛮皆携粮米一斗五升，各携鱼脯，此外无供军粮者，蛮军忧粮易尽，心切于战。用军之次，前面伤刀剑者许将息，傥背伤刀剑辄后退者，即刃其后”。 罗苴子则是在乡兵中选拔的勇士，“戴朱鞮鍪负犀皮铜股排，跣足，历险如飞。每百人，罗苴佐一人管之”，他们盔甲鲜明，结实牢固，冲锋时冲在最前面，属于敢死队，骁勇无匹，罕有对手。负排更是如出鞘之剑，“从罗苴中拣入”，做为将帅的警卫部队。当然，到了战况最为紧急的时刻，也跟着将帅持矛上阵，来往冲杀。至于羽仪，就不行了，是摆花架子的，着装虽鲜亮，却不上阵，是国君的仪仗队，由公侯子弟担当。 当年的南诏，就是仗着这样的军队，多次大败唐军。 到了大理国段素英时，估计已经没有那样的训练了，到了其子段素廉时，大概更是不及过去了。 这点，从后来和交趾的战争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2 史家在评论段素英，还有段素廉时，多用“无作为”三字评论，这显然是不公允的。一个守成的帝王，不可能如开国君主那样，顶盔惯甲，长枪在手，冲锋陷阵。他的任务，就是坐在宫廷里，安静治国，让百姓幸福指数增高，让百姓粮仓装满粮食。 他能将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中，就是好皇帝。 他能厉行节俭，不丝竹管弦，纸醉金迷，就是好皇帝。 有人评论宋仁宗道：“呜呼！虽酒酣、嫔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圣帝明王以来，天独以仁谥之也。”也就是说，这个皇帝，即使在高歌饮酒时，即使美女在前时，也不忘记百姓苦乐，这就是一个仁义的君主，一个合格的君主。 一个帝王，除了这点外，你是不能以现代的一些思想去要求他的。那样的话，就是脱离历史，脱离实际，结果，只会闹出笑话。 段素英是关心百姓的，甚至有些急百姓所急忧百姓所忧的。 有一件事，是可以映显出他的这种品行的。 一年，大理国内发生大旱，赤地千里，高温如火，土地龟裂，地里的庄稼一片焦枯，他很是着急，“为民祷雨”。这是一行苦差事，得在烈日下，向龙王叩头，敬献祭祀，以表诚意的。可惜，无论他怎么做，天依然清朗朗的，万里无云，一滴雨也没有。这时，有人告诉他一件事，“或言金轮寺有圆石如磨，高僧摩伽陀所遗，天旱，以石浸池，天即雷雨，名曰济旱石”。他一听，毫不思索，马上命令，让将这块石头送来，来济一场雨。这事，是十分鲁莽的。想想，那样郑重其事地抬来一块石头，如果放在水池里，能下雨固然好。如果不能下雨，那么，一个国君出糗就大了。由此可见，他是真的急了，几乎不想后果。另外，大理人信佛，他毫不犹豫地“遂欲令人舁取”，是会得罪佛祖的。那一会儿，他也在所不计了。当年，周世宗为了铸钱，销毁佛像的时候，有人劝他，怕佛会降罪于他，他说：“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这种想法，在段素英求雨那刻，也是具有的。 这事，最终还是让高侯站出来阻挡住了。 这个高侯，估计是当年阻挡段思聪进攻后蜀的高侯的后代，因为，从段思聪后，高氏家族，已经在大理朝廷，牢牢地扎住了根，也开始执掌起朝政来。高侯一看，国君是急得晕头转向了，拿出了错招，就急忙站出来劝告他，路太远了，那么大的石头，运来运去的，很麻烦的，不如再想别的办法吧。新的办法，于是想出来了，“因就都下黑龙潭以虎头投之，名曰搅龙，以龙虎能致风云也，果得雨”。 这场雨，终于下下来了，看来很大，解决了旱情。 段素英也终于可以吁一口气了。 因为尽心治理，因为竭尽心力，这儿一直十分平静，“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各种作物，按照季节种植，按照时间成熟，按照时间收割，“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农忙之余，女人就开始纺织，这儿门前户口，没有桑树，却栽植着很多柘树，绿荫遮蔽，阴阴一片。他们以柘叶养蚕，“三月初，蚕已生，三月中，茧出。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她们也织锦，织绢，裁剪之后，穿在身上，如五彩的云霞一样。 大理百姓和南诏百姓一样，已经会如中原一般煮盐，“其盐出处甚多，煎煮则少。安宁城中皆石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劝百姓自煎”。览赕城内有一口井，其中产盐，白如雪，净如玉，“洁白味美”，是盐中精品，当时少见。 这儿气候温润，雨湿云低，各种果树，适宜生长，有荔枝、槟榔、椰子、桄榔等树，挂果时节，果实垂垂累累，见之喜人，出现在人家的竹楼旁，或者住屋边，或者院墙里。其中有波罗蜜果，“大者若汉城甜瓜，引蔓如萝卜，十一月十二月熟。皮如莲房，子处割之，色微红，似甜瓜，香可食”，味道不错，而是出现的也是时候，别的水果已经绝迹时。宋朝文人方信孺见此瓜，睁大眼睛，尝过之后很是惊喜，写诗赞叹道：“累累圆实大于瓜，想见移根博望槎。”他怀疑这个果子，是汉朝张骞从西域移过来的，看来是猜错了，是大理的土特产，卖往中原的。 在段素英的治理下，这儿百姓自种自食，自歌自娱，过着一种“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的日子。 有一段文字，是能看出这种悠闲安宁生活的。 这里的人，农闲之后，喜爱酿酒，到了每年的十一月一日，天气寒冷后，大家就请来亲朋，还有邻居，拿出自藏的好酒，“更相宴乐，三月内作乐相庆，帷务追欢。户外必设桃茢，如岁旦然”。大家此时其乐融融，相互欢笑着，高声喧哗着，相互敬着酒，门外挂着一束桃枝，辟邪的。“每饮酒欲阑，即起前席奉觞相劝。有性所不能者，乃至起前席扼腕的颡，或挽或推，情礼之中，以此为重”，他们喝酒的时候，为表郑重，都得拿出一道舌尖美味，名为“鹅阙”，做为佐酒的菜肴。这道菜肴做法如下，将鹅杀死拔毛，除掉内脏，洗清血水，然后用刀切片，薄如纸，亮如银，以布包裹，外放柴灰，吸尽血水。随后，夹着这些薄片蘸着生胡瓜汁和花椒面啖食，当然，还得蘸盐，极为新鲜，极为爽口。此菜做为佐酒物，很受客人欢迎。这种做法，如中原的鱼脍。而他们饮酒待客的风俗，则和陆游诗歌里“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里的意韵相近，让人读了，感到很亲切。 没有战争，没有杀伐的生活，多么美好！ 后来，民国时期，汪曾祺先生曾一身长袍，来到云南，负笈读书，吃过这儿的饵块，这儿的火腿，这儿的各种小吃，老来形诸文字，麻辣五味，活色生香，让人读了大流口水。但是，翻遍他的集子，其中唯独缺少“鹅阙”一食。如果当时有，以汪老老饕之人，不能不吃，不能不记下来。想来，千余年后，那种美食早已消失了吧。 时光如鸟翼，倏然了无迹，很多时光深处的风韵生活，优美生活，以及精致生活，都如艺术一样，已经离我们越去越远，消失了踪迹。我们就是踮起脚尖，皱眉远望，也难以看见它的样子了。 这，是一种历史的损失，也是一种文化的损失。 很多失去的东西、或者艺术，近年来，都有人根据古书记载，将其还原，譬如吴王夫差的利剑，譬如南海一号大船。但愿“鹅阙”也能还原，有一日，当我们漫行在大理的苍山洱海间，突然看见这样的一品菜肴摆在桌上，一时，仿佛梦回大宋，梦回大理，也是一种文化回归吧。 3 大理国僻处一隅，虽然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一代代人的开发，可是，凭借本国所产，国民生活还是显得窘迫，文化生活仍显得贫瘠。 大理国迫切需要和外部交流，尤其是和大宋朝。 大宋朝建国之后，路上丝路被西夏阻塞，宋人非常敏锐，将眼光扫向了大海，于是，海上丝路，就显得格外忙碌，其贸易量远远超出了唐朝。 一千多年后，广州救捞局在台山市海域打捞出一艘宋代海船，命名为“南海一号”，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见了，赞叹不已。这只船的出现，充分展现了宋人海运盛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大船有几十丈长，船头为尖状，便于劈开波浪，逆流前行。船舱分隔开来，一舱进水，其它舱安然无损，船只依然平稳航行。船上装的最多的是瓷器，到了海外，一瓷之价，抵得上一中等人家的财产，十分抢手。 在宋朝，南海一号这样的海船不是一艘，是无数艘。这些船带着丝绸，带着瓷器，带着茶叶，走向远方，走向海的另一边。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著作《全球通史》中，对宋朝海洋经济描写道：“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的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宋元时期，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港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表明这一时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宋朝的经济，一直是大理君臣所向往的。宋朝的文化，也是大理君臣所羡慕的。所以，到了段素英时代，他的归附心理，更加迫切，甚至比他爷爷段思聪，比他父亲段素顺，更显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概顾及身份吧，因此，他每次请求归附，甚至贡献物品，都不是自己出面，而是以黎州蛮的名义进行，“雍熙二年，贡方物。端拱二年，贡马。淳化元年，贡方物。大中祥符元年，贡方物。天禧二年，贡方物”，熙宁二年，即985年，就是他登基的那一年了。由此可见，他登基之后，请求内附的想法，就没有断绝过，向中原大宋进贡的步伐，也从未停止。 而且，他还派出驿马，带着他的奏章，八百里加急，送到大宋帝王手中。奏章内容已不可考。宋朝皇帝读了，专门给他回了封信，上面写道：“敕南诏国王某，所上表事具悉。卿勤王岁久，望阙情深，特推北拱之心，远有东封之请。嘉赏之外，愧耻良多。朕闻封禅之仪，皇王大礼。苟非功格天地，泽被昆虫，虽力行于一时，终取笑于千古。矧在凉德，敢诬介丘？况燕土未平，河流屡决，中夏之俗，罹于羌戎，多稼之田，垫于水潦，一念之此，恫瘝乃心。” 有人说，这是段素英请求大宋皇帝对其册封，大宋皇帝给予的回答。 从回信中可见，他的这次上奏，显然不是请求册封，是请求大宋皇帝封禅的。 过去，国君如果在位，政治清平，万民和乐，万方来朝，四野宁谧。那么，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治绩，同时也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感谢，会千里迢迢，到泰山封禅的。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封禅就是祭祀天地，古人认为“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凡所谓“受命于天”的帝王，为答谢天帝之恩，都会到接近天神的泰山之巅，积土为坛，增泰山之高以祭天，表示功归于天；再到泰山之前近梁甫、社首等小丘设坛祭地，表示福广恩厚以报地。帝王封禅，是国家鼎盛、天下太平的象征，是一个时代欣欣向荣的象征。 当年，唐太宗贞观之治成功后，就特别想封禅，被魏征挡住。他很高兴地问：“公不欲朕封禅者，以功未高邪？”接着又问，“德未厚邪？”再问“中国未安邪？四夷未服邪？年谷未丰邪？符瑞未至邪？”由此可见，封禅也不是随意就可以的，得各项事情都做得很好。 当然，一般条件下，封禅的事，大多是由臣子提出来的。皇帝呢，还得谦让一下，说自己什么都做得不够好，封禅就算了，以后再说。 由段素英上奏大宋皇帝，请求封禅一事可见，他自觉地将自己放在大宋臣属的位置，不然，是不会有此请求的。不然，大宋皇帝不可能谦虚地说，你的忠心，以及对朝廷的归附之心，我是清楚的。至于封禅，是一件大典，我是不够格的，因为，燕云十六州至今收不回来，黄河多次决堤，我们还在遭受外敌侵略，庄稼最近又遭受水灾，我一想到这些，就忧心如焚啊，咋好意思封禅啊？ 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这话是针对段素英封禅的回信，那么，大宋皇帝最后几句，就再明显不过了，“泰山梁甫，匪予意焉”，祭祀泰山，还有梁甫，我是没有那样的心情的。 大概怕扫了段素英的面子吧，最后，大宋皇帝又劝勉对方几句，“卿当善育民人，谨奉正朔。登封之请，以俟治平。诞布朕心，固宜知悉!”你好好治理下属百姓，恭敬地对待宗主国，至于你请求我封禅的事，我会考虑的，等到承平之世，再说这事吧。 此文，收在宋初大文人王禹偁的文集中。 这位大宋皇帝，应是大宗皇帝。 王禹偁将此文收入自己的集子里，说明此文为自己替皇帝所拟的。在宋朝，替皇帝拟旨的官员，应是知制诰。《王禹偁传》中记载，他“即拜左司谏、知制诰”，是在端拱二年，即990年的事情，不久，就遭到贬谪，他就走出朝廷，走向遥远的江湖，在他的黄州竹楼里听雨弹琴去了，还写了一篇《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990年，是段素英的广明五年。 由此可见，大理此时，已经是大宋的藩属了。而大宋的太宗皇帝，对段素英的回信里，也是以君主对臣下的口吻回复的，将之称“卿”，让他“谨奉正朔”。 此文，见诸王禹偁的《小畜集》，这是不会有错的。 4 公元994年，即淳化四年，大理国和大宋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也就在这年的二月，在蜀地，由于当地官吏的贪赃枉法，百姓忍无可忍，最后起兵，“永康军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为寇，杀眉州彭山县令齐元振”。而且，李顺的军队竟然滚雪球一般，迅速地强大起来。最后，这支军队竟然剑锋雪亮，攻城略地，铁马金戈，克汉州，陷彭州。到了995年正月，李顺的人马旗帜招展，“陷成都，知府郭载奔梓州，顺入据之”。成都，是蜀地的重心，是西南的重心，一旦被攻下，引起了宋太宗的高度警觉，他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忙调派军队，“命昭宣使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讨李顺”。宋军兵力加强，各支军队联合起来，这才搬回局面，打败李顺军队。到了是年的五月，宋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破贼十万众，斩首三万级，复成都，获贼李顺”。 其后，李顺的余部，仍没有消失，在李顺部将张余的率领下，“复攻陷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开州监军秦传序死之”。这，只是回光返照，一年后，张余被打败，张余战死。 李顺被杀不久，宋朝竟然打破开国以来的常规，派出使者出使大理。 至于出使的原因，有史书说，“时蜀顺贼与南蛮结连为寇，朝廷觅能使滇者，不可得，乃诏募命官士庶通边事者往黎嶲界招抚之”。这样，就出现了辛怡显的出使。 可是，在《宋史》这样的正史里，根本就没有大理国和李顺联手的事情，甚至，连大理国提都没提。再说了，大理国一再派人出使，希望能归附大宋，现在，它和李顺联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李顺起兵时，正是大宋盛世。再者，以西南一隅，想击败中原，把握也不大。大理国把希望押在李顺身上，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宋朝派辛怡显出使，又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辛怡显回来后，还专门写了《至道云南录》，献给大宋刚登基的新皇帝真宗赵恒。 说白了，大宋不是担心大理国联合李顺，而是担心另外一件事，就是李顺是不是跑了，投奔了大理，在那儿潜伏下来，准备东山再起，杀回宋朝。 原来，宋军攻下成都后，抓住的李顺，很可能不是真的，是冒名顶替的，是一个赝品。 一百多年后，陆游去蜀地任职，根据所见所闻，写下《老学庵笔记》。里面记载一则传闻道：“王师薄城，且城破矣，李顺忽饭僧数千人，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状貌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李顺在城将破时，找来数千和尚，还剃光几千小孩的头，将他们一齐放出去，他自己也随之不知所踪。官军进城，抓住一个大胡子，相貌似于李顺，就杀了，其实是假的。而且，陆游在文中还证实说，就在抓获李顺的同时，就有一个叫张舜卿的大臣密奏太宗皇帝：“臣闻顺已逸去，所献首盖非也。”太宗见了十分生气，说张舜卿这家伙是嫉妒别人立功，故意这样说的。为此，还险些杀掉这个张舜卿。 可见，就在太宗杀死李顺的时候，坊间就有李顺逃走一说。 宋廷派人出使，就是去寻访李顺的，如果李顺死了，就算了。如果没死，就带回来。另外，也捎带着看看大理国的态度，究竟是偏向哪方。 辛怡显一路劳苦地去了，受到大理国的热情招待。 辛怡显首先到了大理的姚州，这儿景色优美，山峰青润，流水净白，文化之风，十分隆盛，后来，有文人过此，很受此地读书士子的欢迎，“车马之资、饮食之供，皆各诸生传奉，诸生之家，即余游客之邮舍也；别时各有遗赠，土仪之盛，馈赆之丰，多至百金者”，由此可见，这儿人情十分朴实，也十分诚恳。当年的辛怡显去时，显然也受到这样的接待，姚州节度使赵公美来信，邀他相见，并告诉他，“当境有泸水，昔诸葛武侯戒曰：'非贡献征讨，不得辄渡此水；若必欲过，须致祭，然后登舟。’今遣本部军将赍金龙二条、金钱二千文并设酒脯，请先祭享而渡”，这儿的人，还遵循着孔明时的规定，可算是古风犹存的一片地方了。 辛怡显过河，很是感激，挥手作别，走向远方。 寻找李顺，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陆游的笔记记载来看，李顺是装扮成和尚跑去的。在大理，和尚是很多的。要在无数寺庙里，无数古刹中，无数僧人中，寻找自己并未见过的和尚，无异于大海捞针。 辛怡显在大理四处转悠，观赏了苍山，看山上“花之属四时不绝，虽大雪，五色烂漫，略不萎谢”的奇景，欣赏了“刺桐花开于七月，极红，旁映他树山石皆赤”的奇观；也泛游了洱海，看“洱海朝东风，暮西风，四季不爽，故舟航来去，皆张帆而行，不假篙橹”的空明洁净；赏玩了“冬日大风，海水倒卓起，水光如山”的美景。当年年底，马蹄嗒嗒地回来，回到清明上河的汴梁。他回来的时候，还带着一个使团，这个使团是大理的，是南宁酋长派来的，“遣使率西南牂牁八番诸彝贡方物”。 这，仍然是大理国的臣属。 毫无疑问，他们仍是段素英派来的，也表明了大理的态度，一颗忠心向着大宋。 此时已经是真宗在位，听到辛怡显上奏，大理没有李顺的影子，他笑笑，放了心。大宋派辛怡显出使，也就是做做样子。此时别说李顺真的死了，就是没死，跑到大理，也只能躲在哪座小庙里，敲敲木鱼，诵诵经文，度过余生。至于想和大理国联合，估计是没有希望了。 宋国君如此做，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李顺逃走，纯粹是一个谣言。以免后来有人打着李顺的旗帜，号召李顺的部下，和自己为难。其余的，没什么。想想，一个文弱书生辛怡显，到了大理，别说难以遇见李顺，即使真的遇着百战余生的李顺，又能怎样？不是羊入虎口吗？ 至于大理国对大宋的臣服心理，辛怡显说，超过了元和年间南诏对大唐的臣服。他的这个对比，显然是不准确的，唐朝元和年间，是806 到820年这段时间，此间，南诏是劝龙晟在位，有时瞅住机会，还会进攻一下大唐的。而大理机会就在眼前，也没有和李顺联手，对付宋朝。由此可见，大理对大宋的和平态度，是更加纯粹了。 昭明帝段素英对大宋的这种友好态度，也被其子宣肃帝段素廉继承了下来。 5 段素英死于1009年，也就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此时，中原已经是宋朝第三任皇帝赵恒执掌江山了。 是年，段素英的儿子段素廉接掌大理国君之位。 很多人对段素廉的总结，就是四个字：碌碌无为。笔者仍然觉得，这个总结是偏颇的，是不太客观的。有人如此总结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在他当国君的时候，大理军队在征讨交趾时，曾被交趾军队打败吧。 其实，这样的失败，宋朝的一代仁君宋仁宗后来也经历过。 仁宗康定元年，即1040年，“元昊寇延州，执鄜延、环庆两路副都总管刘平、鄜延副都总管石元孙”，是为三川口大败。康定二年，“元昊寇渭州，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败于好水川，福及将佐军士死者六千余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好水川之败。同年，“元昊寇定川砦，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葛怀敏战没，诸将死者十四人”，即为历史上的定川寨之败。 三次失败，让宋人大伤元气，垂头丧气，没有了打败西夏的信心。 其实，宋人不知道，他们在战场上失败时，也给了西夏军队以极大的杀伤，以至于西夏“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国内已经无兵可征了。西夏国主李元昊，再也硬气不起来，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向宋朝求和，“乞颁誓诏，盖欲世世遵守，永以为好。倘君亲之义不存，或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永，子孙罹殃”，我对大宋皇帝发誓，一定坚守臣节，忠贞不二，如起不臣之心，让我后代遭难。此时，宋仁宗也为士兵屡次阵亡痛心不已，于是，点头答应元昊所提的要求，“赐曩霄誓诏，岁赐银、绢、茶、彩凡二十五万五千”， 曩霄，就是李元昊，给他一点银、茶，双方和好。 从此，宋夏和平，两不相犯。 这些失败，并不影响人们对仁宗的赞颂，“至于夏人犯边，御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岁币。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夏人侵犯，将他打退；辽人违盟，增加岁币。四十二年，朝中大臣忠于职守，忠厚善良，监狱也没冤案，处理公平。 段素廉虽在军事上，如仁宗一样，武功不彰，打了败仗。可是在治国上是竭尽全力的，甚至是公正无私的。 他登基的时候，继续推行乃父治国策略，大理国继续保持着上升趋势。 国事走在正轨路途上，发展壮大，可是，他的家事却出现了问题，换言之，他的继承人出了问题。他只有一个儿子，名叫阿统，生于帝王之家，长于绮罗之乡，时间长了，纨绔子弟的缺点就暴露无遗。史书罗列他的罪责有四样，“顽钝不知礼仪，饮博好色，宣淫于国中”。不知礼仪没啥，顶多就是举止粗鲁罢了，见人闯膀子而过。其余毛病，就很大，都不适宜于出现在一个未来国君的身上。譬如顽钝吧，一般人没啥，顶多就是不知悔改，可是，一个国君这样就不行，智商低下，还不听人劝告，一条路走到黑，一定会将国家这辆大车带上悬崖，摔得粉身碎骨不可。至于饮博好色，那是商朝纣王身上的毛病，最终，他把国家葬送了，也一把火把自己给烧了。最要命的是后一条，阿统竟然“宣淫于国中”，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这家伙有点动物性，不够进化，整天没事，仗着是国君的儿子，四处游走着，一双色眼到处张望着，看见美女了，就走不动了，就马上抢过来奸污，光天化日，众目睽睽的，毫不避人。 这样的人当国君，是国家的浩劫，也是美女们的浩劫。 这样的人当国君，更是人性的浩劫，是进化论的失败。 可是，段素廉只有这样一个儿子啊。 儿子不行，就将位子交给孙子吧，也不行，他的孙子太小，流着鼻涕，难以执掌朝政。 于是，他决定按照段思平当年的要求来办，将位子传给自己的侄儿段秉义。他觉得，自己这个侄儿精通功夫，有担当，为人正义，是一个做国君的好苗子。 那么，儿子咋办啊？留着的话，将来一定会和自己侄儿争夺帝位，一定会引起一场动乱的，他“尝以为忧，乃与国国相谋立其侄素隆为嗣，而废阿统”，段素隆，就是段秉义。为了让这个儿子不再走到社会上，凭借自己的身份兴风作浪，他做得更绝，将阿统“幽于别馆，穴地通饮食”，在地面挖一个通道，将食物送进去，最后阿统死去。 多年后，在《雍正王朝》电视剧中，有一段剧情，雍正为了改革，将自己心术不正的大阿哥关入密室，最后陪他吃一顿饭，然后赐死。雍正离开时，儿子在身后一声声喊着阿玛，说自己不想死。雍正听了浑身无力，大口吐血，让侍卫背着离开。那一刻，我看得热泪盈眶，十分感动，一个皇帝，为了一个盛世，竟然把自己的儿子赐死，那简直是一种彻天彻地的大付出，是一种大无私啊。但是，我知道那是戏说，清朝史书里，根本没有这事。那么，这事是哪儿来的呢？多年后，看到有关段素廉废黜儿子的事情，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段戏说曾真实地发生过，不是在中原，而是在一千年前的大理王朝。 段素廉只有一个儿子，“幽于别馆，穴地通饮食”，他离开儿子时，听到儿子的哭叫，流泪没有，吐血没有，谁知道呢？ 就凭这一点，段素廉就值得人敬佩的。 6 说到段素廉武功不彰，也是和他的提高国民经济有关的。大理建国后，一直将经济的拉升，做为自己的头等大事来抓。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就应当是宋朝了。宋朝人打仗不行，和对手交锋，无论是辽国人，还是西夏人，总是败多胜少。甚至连它的第二代国君宋太宗，是沙场走出来的，在指挥宋军进行高粱河大战时，尚且大败，而且屁股上挨了一箭，辛亏杨继业恰好赶到，才将他救下。 后面皇帝的战绩，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比一代差劲。 但是，他们抓经济建设，个个都很在行。路上丝路，被西夏，还有大辽阻挡，他们就想尽办法，和西夏，还有大辽设立榷场，进行着茶、瓷、丝绸的贸易。也有西域的商人，通过西夏，来大宋进行交易。《清明上河图》中，一条大道，贯通汴梁城，在城门处，就有几个卷须穿着条纹衣服的人，拉着骆驼，带着货物出城。但是，陆上马拉驼带的，数量有限。再说了，还要经过西夏、辽国，还要缴纳关税。宋人可不干，让他们挣钱，让他们富裕，然后又回过身来打我，划不着。 宋人加强海上贸易，用大船鼓帆出海，顺风而去，从广州、泉州、明州、宁波等地出发，去日本，去占城，去大食，生意搞得风生水起的。连宋朝的皇帝，计算着贸易收入，都得意地道：“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靠着大船出海做生意，太划算了，这样，既增加了府库收入，还减轻了百姓负担，真好啊。 可是，大理做生意，就没有大宋那样便捷了，它的四周被其它国家包围着，旁边是高山，海倒是有一片，是洱海，只能游赏，只能休闲，放在今天，是绝对的旅游资源，可那时旅游业不发达，因此，为国家收入起不了什么作用。至于放一只大船，一只驶向大食吧，也是不现实的，它不是海，是一片湖水啊。 大理国君睁大眼睛，望着大宋经济收入节节攀升，十分眼红。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和大宋进行经济贸易。 大宋留着一手，进行贸易可以，就在黎州设置贸易关口，进行买卖。宋君臣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大理是自己的藩属，那不能不贸易，不能不互通有无，否则，有点对不起大理。但是，又不能加大贸易量。否则，大理的国民经济呜呜地上升，到时候，就会学习南诏，眼睛一翻，刀子一抽，对自己下手，那可是得不偿失的，用他们的话说，“大理国本唐南诏, 大中、咸通间入成都, 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这点可不得不防。 这样，大理还得寻找新的贸易伙伴，进行商品买卖。 大理国君的眼睛，就扫向了交趾。交趾当时，处于李公蕴所建的李朝，李公蕴就是李朝的太祖皇帝，“宋真宗封王为南平王”， 交趾也是大宋的藩属。 李公蕴部下的渭龙州州牧，名叫何昃俊，和大理国之间做起生意来。渭龙州当时，大概算得李朝的羁縻州。那时，很多国家都有羁縻州。所谓的羁縻州，就是这个地方，被某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占据着，现在，该部落说，国君，我愿意给你做臣属，好不？对方心甘情愿地做臣属，还有什么不答应的？于是，此国国君就答应了。但是，他也知道，派出官员去管理，对方不一定会听，于是，就顺势赐给部落首领一个州牧的官职，让他管辖着这片土地。当然，平时了，这些州牧得给国君进贡，东西多少不限，关键是一个态度。 这样的羁縻州，在其投靠的王朝里，有着很大的行政独立权，以及自主权。 这样的羁縻州，当时的宋朝最多。大理也有，估计滇东三十七部，就属于这样的性质。交趾虽小，可也有这样的羁縻州。 如此说来，何昃俊与大理之间，进行贸易往来，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而且，贸易量很大，搞得轰轰烈烈的。 大理国固然高兴，段素廉计算着收入，嘎嘎大乐。何昃俊呢，当然也高兴得嘎嘎大乐，他的骑兵部队迅速壮大，战斗力迅速上升。 可是，有一个人却悄悄地注视着这一切，眼睛发红。这人，就是李公蕴。 李公蕴在越南史上，被尊称为内圣外王的人，可是，这次的事情做的非常不地道，竟然派出一部分人，悄悄扮作劫径的，蒙着脸，将大理商队拦住，“使人执之, 获马万余匹”，他不但将做生意的渭龙州的人和大理人抓去了，而且，将贸易的一万多匹战马，也全部据为己有，狠狠地收入了一笔。 有人说，大理这次贸易，不合乎国与国交往的规则，他们应当和李公蕴交涉，然后再开始贸易，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说这话的，仍不明羁縻州的性质，羁縻州有独立做生意的权利。 因此，大理国实在不必和李公蕴交往。话说转来，即使交往了，他答应了，何昃俊不答应，也是白搭。 下来就有新的疑问了，这个何昃俊，是一个州牧，他要那么多匹战马，究竟有什么用啊。而且，一次性就是一万多匹，这样的生意，谁知道做了几次啊。说白了，他产生了夺权之心。当时的交趾，如五代时一样，“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就拿李公蕴来说，他的帝位，也不是祖先流传下来的，是夺自黎朝的黎至忠的。大中祥符二年，即1009年，“大校李公蕴尤为至忠亲任，尝令以黎为姓。其年，遂图至忠，逐之，杀明提、明昶等，自称留后，遣使贡奉”。他开始是黎至忠的将军，黎至忠很信任他，还让他姓黎。他有了军权，就发动政变，将黎至忠赶走，杀死黎至忠的两个儿子，自己占据交趾，称王。他是这样夺权的，当然也时刻防备着别人学习自己，还能不派出间谍，暗地侦查着部下的动静。 他派人抢劫一万匹战马，主要是为了削弱何昃俊的力量。另外，一万匹战马，对刚刚建国不久的李公蕴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大理国当然不甘心，一下子损失那么多马匹，而且，还被抓了那么多人，经济损失姑且不论，这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尊严啊。 此时大理，虽然人们诗书在心，温文尔雅，但是，他们“尚战死，恶病亡”的血气，还是在筋脉中流淌着，澎湃着，呼啸而来，冲荡而去的。他们决定，要让交趾给一个说法。 交趾竟然很强硬，没有说法。 大理国君气得直咬牙齿，如果真会一阳指，估计会运足气，嗤地来上一招的。可惜，段素廉根本不会。 段素廉在等到机会，准备还交趾以颜色。 也就这时，交趾境内，烽火燃起，战鼓震天，起兵的是渭龙州的何昃俊。他想，我究竟怎么啦，不就是买了几万匹马吗？你个李公蕴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好的，现在你终于给我以口实了，我得让你后悔。“顺天四年癸丑冬十月, 渭龙州牧何昃俊叛”，时间，是1013年，在李公蕴夺得黎朝帝位的四年后。 何昃俊竖起大旗，可是，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是难以抵挡李公蕴进攻的。好在，他就处于大理国的边缘，旁边就是一个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比李朝大得多的国家啊，自己为什么不投靠？再说了，过去大家一直都是生意上的伙伴啊，生意不成仁义在，何况生意一直做得还很好的，情意就更深厚了。于是，“至是昃俊叛，复附于蛮”，投靠了大理国。 李公蕴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亲自带着劫掠来的一万匹战马组成的骑兵部队，马蹄奔腾，如四万根鼓锤敲击地面，那气势，那种震撼力，惊心动魄，势不可挡。不说打，一般胆小的人一听马蹄声，都会浑身发软，逃之夭夭。 何昃俊就是这样一个胆小的人，按说，点燃烽烟的是他，他起码应当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对李公蕴进行一次阻击，将他的气焰至少浇灭一点儿，不至于气势冲天吧。可是，何昃俊没有，他听到李朝军队的马蹄声，“昃俊惧，遁走”。他带着军队跑了。去哪儿了？去了大理，就这样，他将一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大理国。 于是，何昃俊和李公蕴的战争，就变成了大理国和李公蕴的战争。 7 这次战争，双方的战略目的，是各不相同的。 大理国的目的，首先是支持自己的盟友，尽到自己的义务，夺回属于何昃俊的地盘，让何昃俊依然当这片土地的主人。另外，自己的战马不能白丢了，交趾得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其终极目的，是在交趾和大理间，建立一片缓冲基地。因为李朝建立后，部下纪律不太好，经常有抢劫和杀戮事件，在大理边界发生。 至于李公蕴的战略目的，就是将渭龙州彻底收为李朝所有，将何昃俊灭了。不然的话，这样一个人整天虎视眈眈，盯着自己的帝位，自己一旦不小心，他很可能重新回来，杀自己一个回马枪，夺了自己的帝位。 战争开始，就有点不利于大理国，这个不利，就是前面说的那个起事的何昃俊，他在渭龙州经营了那么多年，起码的基础是有的，更何况，从买马这件事上可见，他军事上也做了充足的准备，面对李公蕴的进攻，他不应该退却，应给给予迎头冲击，这样，自然而然会削弱对方的战斗力，也会削减对方的军事力量。他相反，脚底抹油，逃了，等于间接增强了李朝的军队士气。 但是，在和大理的战争中，进攻不是由李朝发起的。 李公蕴知道，和大理国进行战争，自己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是对方的敌手。他当前的目标，就是将何昃俊赶走，将他的力量连根拔掉，这就满意了。 进攻，是由大理主动发起的。 开始，大理的进攻是很顺利的。 《越史通鉴纲目》记载，公元1014年春天，大理国动用了二十万大军，盔甲如水，刀枪如林，盔甲铿锵，向边界开拔，“鹤拓蛮杨长惠、段敬芝二十万人入寇”。这里的“鹤拓蛮”，就是大理国。二十万大军，那种阵势，是李朝从未见过的，大理国的号角声，终于淹没了李朝骑兵的马蹄声。大理进军，和南诏一样，是有着特定阵势的，“布阵，罗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马军三十骑为队。如此次第，常为定制”，战鼓响起，吼声如雷，大理军队开始冲锋。从后来记载看，大理国实现了战争的目标，收复了渭龙州，让自己的盟友何昃俊重新回去，高高在上，执掌一方。 这时，大理国领军大将就有点骄傲了。完成了战略目的，下来最正确的做法是，将军队驻扎在渭龙州，和何昃俊军队联手，形成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势，压制李公蕴，然后，派出一纸信使，和李朝谈判，还我战马，给我道歉，保证以后不能再拦路抢劫我的货物。然后，要求李朝不得再攻击何昃俊。这就是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可惜，大理将军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开始了新的进军。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骄傲了。 他们的骄傲，出于三个原因：首先，他们知道，交趾和大理叫板，不成比例，所以，打交趾，简直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另外，二十万大军，让他们的腰板更硬，那样一支大军，交趾人当时全民皆兵，估计也没那个数字；另外，进攻渭龙州的胜利，也让他们有点晕头转向的。 骄兵必败，天经地义。 更何况，他们出军交趾，地理上也吃着亏。 交趾当时开发不够，因此，山穷水险，草树纵生，瘴气弥漫。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因此，远处的军队到来，要么水土不服，痢疾疟疾，两面夹攻；瘴气毒气，弥漫四周。再加以蚊虫叮咬，毒蛇盘旋，野兽出没。这仗就没法打。当年，大唐二次进攻南诏的时候，征召天下士兵十万，“使侍御史李宓讨之，辇饷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于道，宓败于大和城，死者十八”，瞧瞧，大和城虽然“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属于坚城，可还没有病疫厉害，病疫不异于一支无坚不摧的铁军。大唐的军队，还没有和阁罗凤的军队交手，就已经被病疫打败了。那时的南诏，经过多少年的开发，瘴气病疫尚且如此厉害，何况是还处于待开发中的交趾。 大理军队“屯金花步，布列军营于五花寨”，他们进军很迅速，可能有闪电战的成分在内，因此，大军进入李朝境内，李公蕴还不知道，还坐在宫廷里听着音乐。 大理此时，占着上风。 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平林洲，也是交趾的羁縻州。州牧是一个名叫黄思荣，表面上，他对大理军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可是，暗地里，他竟然悄悄做了间谍，派人带着一封信，迅速赶到李朝的京都升龙，也就是今天的河内，告诉李公蕴，不得了了，圣上，大理的二十万大军已经攻来了，驻扎在五花寨。 李公蕴脑门儿冒汗，瞪着眼珠子，思索一会儿，一拍桌子决定，决定袭击。 本来，这场真正是大理军队的袭击战，现在，因为一个人的反复变化，反而成了李朝军队成为偷袭者，大理军队成了被袭击者。 在《越史略》中，李朝军队的这次袭击战经过没有描写，结果，却被大力张扬，李公蕴“命翊圣王讨蛮将杨长惠于金花步，克之，斩首万计，俘获士马不可胜计”。 这场战争，大理遭受了损失，但是，在大理的利剑钢刀下，交趾军队损失也是极为严重的。这就如后来的大宋和西夏对垒，大宋固然损失很大，在战争中，西夏也损失不少。甚至后来有的史家认为，三江口之战，宋军达到了战略目的，战略上未败。至于好水川呢，杀伤也是相当的。否则，就李元昊那样的英雄，不会低下自己的头，向宋朝称臣的。 黄花寨之战，大概也是这样的。 因为，李朝胜利后，竟然害怕了，担心大理国杀回马枪。 李公蕴无奈之下，思索再三，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马上派出使节，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汴京，带着告御状的性质，将大理国告了。当然，他不会说自己劫夺大理马匹，扣留大理商人的事情，他说，是大理的军队，旗帜招展，打到自己的疆土上，自己无奈，只有奋起反抗，幸而打败了大理国，现在，请皇帝陛下做主。 宋真宗看了奏章，告诉大理，算了吧，两国还是握手言和吧。 大理国接到宋真宗的旨意，停止了再次对李朝的进攻。 李朝呢，也不敢对何昃俊有什么表示，生怕有什么风吹草动，惹怒大理，再次大兵压境，长剑出鞘。可是，这个何昃俊，上马杀敌，决战沙场的能力有限，对李氏王朝的国君宝座，却一直垂涎三尺，有着不弄到手决不罢休的意思。1016年，他再次点燃烽烟，竖起大旗，和李公蕴叫板，“昃俊以渭龙、都金、常新、平原诸州叛”。李公蕴接到消息，终于瞅住了机会，调动人马，“命翊圣王、武德王讨之”。 这次，大理段素廉对何昃俊这样反反复复的变化，也感到烦了，不再出军干涉。何昃俊的军队在交趾军队进攻下，兵败如山。最终，交趾军队“擒昃俊归京师，枭首东市”。 宋朝当时出面阻止，对大理国来说是有一定利益的。因为，大理国的再次出军，能否胜利，仍是未知之数。再者，这样以来，大理国将会陷入当年蒙世隆和大唐死磕的圈子里，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两败俱伤。 有人说，大理军队要比交趾军队强大得多，最终失败的，很可能是交趾军队。 是的，就当时综合国力来说，无论哪一样，交趾都无法和大理相比，可是，大理也有着很多的不利因素：黄花寨之败，刚刚发生，士气无疑是低落的。再者，前期进攻，是为了讨还被劫马匹的公道，还是师出有名的。这次进攻，则属于师出无名了。另外，地理方面，仍是一道难以克服的难关。 这些，又恰恰是交趾的优势。 大理的停战，是顺势而为。 段素廉比南诏的蒙世隆要高明得多，他没有拿着一个国家为自己的输赢赌气。在不利的情况下，能够及时收兵，从而，避免了将大治中的大理，拖入衰败的泥潭。 8 有人认为，段素廉为了与交趾清算被夺马匹之恨，竟然不计国家命脉，一次派出二十万人马，简直算得孤注一掷了。 这，仍然是没有深入研究历史。 这，也是越南史书留下的一个值得探讨的地方。 大理国基本上继承着南诏国的军事制度，包括他们的兵役制。南诏军队分为常备军、乡兵和夷卒三种军队，常备军是国家的武装核心，据段玉明教授在他的《大理国军事制度考略》中论证，在三万左右。至于乡兵，属于今日的民兵组织，平时农耕，闲日训练，战时从征。另外就是夷卒，譬如滇东三十七部的健儿就是，据段教授考证，南诏当年可调动的人马总数在一、二十万。 大理军制，以及军队数量，与此相同。 我个人认为，大理国君能调动的军队人数，绝对少于二十万。如果段教授估算得准确，那么，大理国君能调动的军队不超过十五万，甚至更少。因为，我们知道，滇东三十七部的力量，几乎和大理国君能调动的军队，力量相当，这就是滇东三十七部常常发动战争，大理国君能够容忍和讲和的原因，消灭不了，力量不相上下，唯有如此。 滇东三十七部的军队，大理国君根本调动不了。如果他们那么听话，也就不会有屡次起兵的做法了。当年，段思平起事，“借兵于东方黑爨三十七蛮部”，就可看出，这支部队是不属于王朝的，属于部族的。 即便以大理国君能调动的军队为十五万计算，那么，段素廉为了教训一下交趾，也不可能空国而出。大理国周边，还有其它国家，如蒲甘王朝，如吐蕃诸部。他不可能将所有的战斗力量都派出去。 大理国在国防上，也有着宋朝的守内虚外的策略。 大理国君守内虚外的策略，首先表现在用人上，重视宗族关系，倚靠段氏家族，形成一个巨大的势力网，铺展到全国各个重要的关隘，以及城郭，一如《世德堂张氏族谱初辑》记载，“段氏得志，引用族人为其长率，并津要隘，使其戍守，富沃之区，使敛归库，期其拱卫，而无二志，数代世守，各依地卜居”。同族之人，出于利益，还有血脉关系，能够急国君所急，能够忠国君之事，防守各地，大理国君最为放心。既然是防守，就得有兵。 另外，大理国在诸险要处设立堡垒、城墩，派兵驻守，防止突然事变的发生。明代地理学家顾祖禹记载道：“云南山川形势，东以曲靖为关，以沾益为蔽；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夷，以元江、临江安为锁钥；西南缅甸诸夷，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塞为扼塞，识此三要，足以筹云南矣。” 我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就是要说明，即使在最为紧要的时候，这些关隘的将士，是不能轻易地抽调的，否则，是和大理的“守内虚外”策略大相径庭的。 十几万军队，削减掉这些防守的士兵，还能有多少机动部队？ 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越南史书记载，本身就存在着漏洞，也说明，这次大理出兵的数字，不是很多。《越史通鉴纲目》记载大理国进军时，很详细地道，“顺天五年甲寅春正月，蛮人入寇，命翊圣王击破之。鹤拓蛮杨长惠、段敬芝二十万人入寇，屯金花步，布列军营于五花寨，平林州牧黄思荣以闻”，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出现在敌人国境，对方丝毫不知，如果不是有人报告，李公蕴甚至还蒙在鼓里，怎么可能？即使今天，用现代化手法，也不可能做到。 要做到如此地步，军队数量一定不多。 其实，当时大理国进攻交趾军队的数字，让越南史家放大了二十倍，也就是说，大理进攻交趾的军队，仅仅是一万人。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也不是无中生有。 就在交趾战胜大理国后，十分担心大理国再次进攻，于是，就派出使节，来到宋廷，送上了一份奏章。此奏章内容，见于《宋会要辑稿.蕃夷》，李公蕴的奏章上写道：“鹤拓蛮万众于本州界立寨，将图本道。臣发人骑与战于平林洲州界，贼众大破，斩首生擒主军杨长惠及蛮党人马。遣节度使冯振、左都押衙李皋指阙，贡马六十匹献捷。” 这份奏章，是李公蕴的战报，数字非常清楚，战果却十分模糊：大理军队万余人，侵入本国地界，而且建立了营寨。于是，我派出军队，和敌人作战，作战的结果，敌人大败，我军大胜，斩杀和生擒了他们很多人马。 如果，交趾国王确实上奏过宋真宗，确实有这样一封奏章，做为大宋史官，只能是根据奏章内容照实记录在案的，他不会，也不敢随意变更数字。再说了，他也没有变更的必要。所以说，宋人的档案记载，是最为真实的，越南史书，显然夸大战功，水分很大。 越南史官如此，是为了彰显李太祖的赫赫战功。但是，他们忘记了，还有一份奏章，曾留在宋朝，记载于官方书稿中，做了证据。 那么，一个新的问题接着就来了。这次战斗，大理究竟伤亡多少人，难道真的有一万左右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根据李公蕴奏章所言，满共满算大理才出军万余人，如果杀伤万余，那以书写《越史通鉴纲目》作者的笔法，一定会说“全军覆没，只轮不归”了，而且，在李公蕴给宋真宗奏章里，也语焉不详，估计数字不会很大。如果以《越史通鉴纲目》给原出军数字乘以二十的做法还原，那么，大理战死受伤的人，在五百左右，再往大里说，一千人到两千人，也就顶破天了。 至于《越史通鉴纲目》和《越史略》内容为什么高度吻合，那是因为，《越史略》晚于《越史通鉴纲目》几百年，它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采自《越史通鉴纲目》的。 由此可见，公元1014年的那次大理和交趾的战争，规模是不大的，甚至很小，只是有的史家有意无意地将它无限放大了。 这也是宋史上，除了李公蕴的奏章外，没有记叙这件战事的原因。这也是有关大理文献中，不见这件战事的原因。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不大，甚至太小了，不值得一写的。 这样，也让段素廉背上了一个穷兵黩武的黑锅。 历史，细细阅读之下，有时真能给人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9 大理到了段素英和段素廉时代，仍然是沿着一个很为平稳的轨道行驶着，没有脱轨，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两个国君在位时间，一个是二十五年，一个是十三年，合在一起，是三十八年。这三十八年中，大理国文治制度，在进一步完善着，在深化着，尤其是儒道释文化，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 宋朝“惩藩镇之乱，于是收天下精兵、财赋、治权于中朝，优容藩帅而不使之将兵，杯酒释其兵权，不诛其身而去腹心之患，上下相安，内外宴然，谋略之美”。大理在其前建国，竟也如此，成历史呼应之势。 文官治国，是那个时代必须的，也是必要的，长期的战乱结束，生产开始恢复，民生得以提高，此时，大家厌恶战争，痛恨战争，成为一致的呼声。文官于是风度翩翩，捋着胡须，走进宫廷，开始慢条斯理地处理起国政来，成为了国家最好的选择，成为了掐灭战争的最好方法。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个武将上台，都会引起战乱。相比较而言，文官治国，比将军治国，要和平稳定得多。 大宋采用文官制度，治理国家。 大理也是这样的，和南诏相比较，它的武功不怎么显赫，不怎么锋利，可是，却给了百姓一个很好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此时，这儿田地平旷，稼禾在野，鸡鸣狗吠，村庄相望。宋人杨佐时出使大理国，“见大田，生苗稼，其山川风物，略如东蜀之资”，这儿不再是南诏末年那种田野荒凉，健儿无影，妇女扶犁耕种的凄凉情景了；不再是地旷人稀，炊烟有无的景象。 这儿，马匹奔驰，歌声飞扬，是文治治理的结果。 这儿的手工艺，更是当时世界少有的。这儿出产的盔甲，宝刀剁之，毫发无损。这儿的书画，竟然可以媲美于《清明上河图》。这些，也是文治的结果。 这儿，“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竹楼林立，掩映山色有无中，掩映夕阳暮霭中，掩映雨色迷蒙里，如在水墨画里一样。有时，一曲笛音在竹楼上响起，一直飘散到远处的绿意空濛中，飘荡在天边，伴着白云缭绕，让远行人听了，一定心清如花的。 段素英和段素廉两代国君，为大理文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代只需守成，大理自会顺风顺水，驶向远方。 有时，无为就是有为。 有时，极静就是极动。 作者编辑简介 余显斌，现任教于陕西省山阳县山阳中学，《读者》《意林》《格言》《百花园小小说》《新青年》《文苑》资深签约作家，至今出版文集二十一部。2003年写作至今，在《人民文学》《福建文学》《百花园》《四川文学》《故事家》等几百种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三千余篇、共一千多万字，几百篇被各种选刊选本选用，《父亲和老黄》《废墟的谎言》《拯救》《水色荡漾的小镇》等三百余篇文章在国家、省、市各级征文中获奖，《知音》《生命的声音》《大唐柳色》《杜牧的江南》《一轮中国月》等七十余篇文章被各种高考会考、联考、中考以及其他考试选做考题，《敦煌感怀》被选入2013年八年级语文试用读本， 2008年入选全国十大小小说新秀，2015年入选“十大小小说作家排行榜”，曾受到过《疯狂阅读》《少男少女》《意林》《读友》等刊物的独家采访和报道。 吴家良，云南大学哲学学士，大理州破格中职新闻编辑，大理历史文化践行者。理论文章《浅谈西部旅游资源开发之路》《西部城镇化的战略构想》《建立农村经济市场保障机制》《南涧跳菜文化艺术融入国内外餐饮服务和文化娱乐的途径探索》共50多篇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市场报》《中国改革报》《经济问题探索》等国家、省、州重点刊物上发表。《无量山中唱情歌》《大理，徐霞客未了之兴》《金庸无量缘》《无量樱花》《怒江冬记》等300多篇次文学作品，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古传奇》等重点文学刊物发表。出版个人理论研讨论文集《我思 故我在》和文学作品集《无量山故事》。编辑出版《大理 徐霞客未了之兴》（散文集）《南诏二百年》《大理王朝三百年》（上、下卷）《九百年山河》《徐家往事》等文学文化文史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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