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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显斌 /文 吴家良/编辑 编者按：茶语无量今日头条号将陆续推送书写南诏及大理王朝五百年的历史文化散文共二十六篇：一、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二、南诏初起，历史古道的屐痕；三、绝地反击，铁血英雄的柔情；四、归附大唐，柳暗花明的旅途；五、携手中兴，烽火绽放的烟花；六、权臣崛起，是非功过的书写；七、烽火西南，无尽征战的内伤；八、斜阳哀歌，王朝消失的血色；九、郑赵杨氏，兴盛大理的前奏；十、高歌马上，铁血深处的佛心；十一、负重独行，大理太宗的难隐；十二、翰墨深处，灵魂皈依的故园；十三、文治之曲，洱海月夜的奏唱；十四、禅位之谜，帝王袈裟的梵唱；十五、烽烟鼙鼓， 智高事件的桥梁；十六、回光返照，段氏皇权的牧歌；十七、权臣夺位，前理历史的帷幕；十八、故国重启，佛性权利的言欢；十九、中兴之君，大理江湖段和誉；二十、归附宋朝，马蹄声声草木春；二十一、功成身退，紫溪深山归去来；二十二、刀光剑影，权利交锋的国相；二十三、佛寺千山，处处塔影民膏尽；二十四、五华凤楼前，一声呛血的悲叹；二十五、铁血慷慨，滇东部落的背影；二十六、孤帆远影，余音袅袅的王朝。欢迎大家关注！ 在汴京城冬日的一个晚上，寒风劲吹，飞雪飘飘，在宫内，一代开国君主赵匡胤，正在和自己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对饮。史书记载，此时，“宦官、宫妾悉屏之”，也就是说，大家都被赶走了，站在远处，遥望着宫内。灯光映着窗户纸，也映照着人影，只见赵光义站起来，好像不胜酒力的样子，又像在推辞着什么。此时，屋宇皆白，地上更是如铺玉屑，如叠梨花。隐隐中，大家看见赵匡胤拿着玉斧，敲击地面道：“好做，好做！”然后，太祖皇帝就睡了，鼾声如雷——这鼾声够响亮的，远处的宦官、宫女都能听清。 赵光义当晚也留在宫中，没有出来。 大雪仍如鹅毛一般飘飞，天地一片寂静，宫廷也一片寂静。 第二天一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出来，迅速传遍宫城，传遍汴京，也传遍大宋，让大家听了目瞪口呆，“帝已崩矣”，赵匡胤那晚驾崩了。赵光义毫不客气，结果权杖，走向帝位，登基称帝。他后来对别人说，自己在这样做，是因为自己母亲活着的时候，曾经留下了遗言：“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换言之，自己是奉母亲的命令接替哥哥位子的，自己可不是篡夺侄儿的位子。 就这样，赵匡胤的儿子站在一边，国君之位被自己叔叔占去。 也因此，历史上留下了一大悬案，就是“烛影斧声”。 1 赵光义夺取侄儿的位子，发生在976年。而在遥远的大理国的羊苴咩城，三十一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同样的一幕大剧，给后人留下许多猜测，许多议论。 这幕大剧，也是叔叔凭借手里的权势，发动一场兵变，从而夺取了自己侄儿的君位，让侄儿靠边。 这个侄儿，就是大理开国君主段思平的儿子段思英。 夺权的，就是段思英的叔叔段思良。 段思英在位的时间，算起来很短，也就一年。就这一年的时间，他却没有安生，竭尽全力，干下一些荒唐事，攒够了被废弃的资本。他的叔叔段思良见了，很不舒服，牙齿一咬，走过去把他拉下了座位，让他去做了一个世外的僧人，青灯古佛，念经禅修，法名宏修。 他的过错，《南诏野史》上说，“愈淫戏无度”，也就是荒淫无度，十分好色。因此，他被逼禅位，他的叔叔段思良毫不客气，长袍大袖，走上帝座，接替他做了国君，成为大理国的第三代君主。他呢，灰溜溜地，低着头去了无为寺。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的叔叔，仗着自己的长辈身份，整日在段思英的耳边嘟嘟囔囔的，如一个娘们儿一样批评说：“君不像君，日与诸少作乐打猎于山野，斗蟋蟀于草地。用勇无谋，每月半数日子侍于佛寺，身披袈裟，成何体统？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僧不像僧。为君十月，而选美女三十六妃而不止。沉于酒色，不理朝事，拥花抱玉于光天化日。何以为君？”这段话，很接近白话文了，总的来说，段思英让他叔叔不满的地方，也就是嬉游无度、耽于佛事、喜好美色，惰于理政。 这些，除了“惰于理政”外，段思良也有啊，也不例外啊。 首先，段思良也喜好佛事，虔心向佛，晨钟暮鼓的。这点，在当时的大理，是一种风俗，一种习惯，人人能念经，个个喜参佛，以至于人言，“此邦之人西近天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佛珠”。反正，地里没活了，到了清闲的时候，大理国上下一片诵经声，呢呢喃喃，就连一代英主段思平不也是这样吗？登基之后，忙着四处建造佛寺，险些营造出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意境了。 所以，这点真的不算啥，也构不成段思英被废黜的罪名。 其次，喜好美色吧，段思良一点儿也不比自己的侄儿差。以至于他侄儿不高兴了，白着眼珠子也反驳他：“阿叔拥十六夫人，世上多少言说，而双目难视已面。”你一个亲王，就拥有十六个美女，左拥右抱的。我一个帝王，也就有三十六个美女，还多吗？你叨叨个啥啊？你说我好色，你难道不一样吗，甚至比我还好色呢？只是自己看不见自己的缺点罢了。 两叔侄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相上下。 段思良并未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可是，历史上，权利角逐，不是以道德去评判的，不是以品行去评判的，而是以势力去评判的。所以，虽然叔侄俩在道德天平上不相上下，可势力比对上，段思英要远远地低于段思良，甚至难以比量。所以，他最后不得不委屈地退出权利中心，袈裟一袭，走向田野，走向古寺钟声中。 这点，就如大宋初年，宋太宗和赵匡胤的儿子们比对一样，无论太祖的儿子如何贤明，如何聪明，可是在威望和权势上，都差着一大截，难以和自己叔叔比拼。因此，帝位理所当然地归为宋太宗，而非太祖的儿子们。 历史很无情，历史很公平。历史很残酷，历史很无助。 2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那段历史也已经苔痕斑驳，模糊不清了。可是，后来的很多人在谈到段思良的时候，包括他登基，包括他的执政，仍喜欢和宋太宗对比，认为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处。 他们之间，仔细想想，真的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的功业很大，地位很高，才能突出，足以让他们产生觊觎之心，产生登基称帝的野心。 就说赵光义吧，在宋太祖做将军的时候，就始终跟随左右，鞍前马后地服务，扬名立万的事，都让给哥哥；出力的事，都归自己。尤其在陈桥兵变中，赵光义更是和赵普一起，成为这件历史大事件的推手，“太祖北征至陈桥，被酒卧帐中，众军推戴，普与太宗排闼入告”，赵匡胤假装大惊，不愿接受帝位，是赵光义找来一面黄旗，披在他身上。等到赵匡胤登基，建立宋朝，赵光义担任的是殿前都虞候，领睦州防御使：殿前都虞候地位非常重要，直接掌管着朝廷禁卫军。在周世宗的时候，世宗让赵匡胤考核天下精兵，将之做为朝廷禁卫军，由赵匡胤统领。赵匡胤能一举夺下周朝的江山，建立宋朝，可以说，这一职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当皇帝后不放心别人，就将位置交给了弟弟。 等到宋太祖出外征讨四方的时候，京城的留守任务，都落在赵光义头上。须知，在古代，这样的重任，一般都是太子担当的，别人有能力也白搭。 太祖在征讨藩镇李重进时，曾下了一道圣旨，赐予赵光义更大的权利，“为大内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开封尹，再加兼中书令”。到了征讨北汉的时候，再次下旨，将赵光义“改东都留守，别赐门戟，封晋王，序班宰相上”，可以这样说，此时的赵光义已经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了。 太祖对其信任，也是历史少有的。《赵普传》中有记载，一个雨雪天气，大雪纷飞，江山一白，赵普回到家里，脱下朝服，刚准备休息，听到外面传来敲门声，忙打开门，太祖站在雪地里，笑着对他说：“已约晋王矣。”果然，不一会儿，赵光义也冒着风雪来了。三人进入赵普家，喝酒吃烤肉，谈论着国家的事情，气氛非常热烈。 这样，晋王势力就渐渐强大起来，高涨起来，以至于后来，太祖甚至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太祖想迁都西安，赵光义不答应，宋太祖只有长叹一声，罢议。 同样的，段思良也是这样的。 在白族民间传说中，百姓不只是神话了段思平，同时，也在神话着段思良，“其母因过江，水泛触浮木，若有感而娠，生思平，并其弟思良”，换言之，在百姓的眼中，段思平固然是英雄，开创了大理国，段思良也是的，也功不可没。段思平为大理国舍身处死，做了贡献。段思良也同样为大理国走遍刀光剑影。 当段思平名声渐著，威望日加的时候，引起大义宁国国君杨干贞的嫉恨。杨干贞一声令下，派出士兵，四处缉拿段思平。段思平无奈，只有逃亡。他逃亡的时候，就有弟弟段思良相伴，他们一路上九死一生，经历重重艰难，经历无数的坎坷，方才逃出魔掌。 这样艰险情况下，段思平和段思良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兄弟，还有着战友关系。 随后，段思平到滇东三十七部借兵，再带着军队杀回来，一路夺关拔寨，斩将搴旗，这其中，毫无疑问，是少不了段思良的身影的。可以说，在烽烟燃起，鼙鼓声声中，段思良一直是段思平的左膀右臂。在最为紧要的时候，段思良绝对是冲在最前面的。 等到段思平打下羊苴咩城，建立大理国，大封功臣时，也一定不会忘记这个一路鞍马劳顿的弟弟的。 南诏灭亡，到大理建立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大理一带，和当时的中原一带，是极为相似的。中原王朝，皇帝变更，如走马灯一般。如周世宗那样英明的皇帝，尚且有人不甘心，悄悄在他办公的锦囊里，放进一块木牌，上书“点检为天子”，何况他人？而大理一带，郑买嗣的大长和国、赵善政的大天兴国，和杨干贞的大义宁国，走马灯一样轮转。每一次轮转，都少不了血腥，少不了杀伐，同样的，也少不了阴谋和阳谋。 这样，见惯阴谋的段思平，在最为危机时刻，能信任的人大概也只有段思良了。 段思良与段思平的关系，极像赵匡胤和赵光义的关系。 段思良的势力，在段思平登基后，很显然也在慢慢强大，强大到后来，甚至连段思平也难以掌控了，因此，就有了段思平离世的一段话，告诉自己弟弟：“吾子非承大业者，尔其善继吾绪。”我的儿子不成器，难以继承大业，希望你能继承我的事业啊。他这样说，一方面，大概是出于实情，段思良有能耐。另一方面，是想为自己的儿子留下生机吧。北齐的文宣帝高洋，在临死前，就曾面对已经强势起来的弟弟高淹道：“夺时但夺，慎勿杀也。”你要是想夺你侄儿的帝位，你就夺去吧，但千万不要杀了他啊。段思平临死的话，和高洋的意思相同，目的也相同，只是一个说得委婉，一个说得直接罢了。 结果，高淹夺位，杀死了自己的侄儿高殷。 段思良则很相反，将侄儿送进空门，享受着一种和尚皇帝的待遇，除了缺乏一呼百应的权利外，其它什么都不缺。 3 段思良夺取帝位，和赵光义还有着相同的地方，就是两人都有一个亲密的战友，占据着权利的核心，一举手一投足，都起着直接的作用，都有一言九鼎的作用。 赵光义的战友，就是大宋开国功臣赵普。 赵普这个人，怎么说呢，是一个政治家，一个策士，一个运筹帷幄之人。但是，他更有着一种商人的投机性。大凡恋栈权利的人，无论他的能耐有多高，才华多么出众，一旦落入权利的旋涡，都逃脱不了这点。很不幸的是，赵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赵普是周世宗发现的，周世宗将他放在赵匡胤的幕下，协助赵匡胤，做了军事判官。 等到赵匡胤做宋州节度使时，他就成了掌书记，也就是赵匡胤的秘书长。 于是，他开始积极活动，准备让赵匡胤再高升几格，做皇帝。这样的话，水涨船高，自己也会跟着升上去。于是，他一手操纵了陈桥兵变，赵匡胤称帝，“以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也就是宰相，执掌国政。 在大宋的建国过程中，他洞察形势，运筹谋划，功不可没，以至于后人评价：“赵韩王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土国家三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这，是他的贡献，让国家归于宁和，让万姓远离战乱。但是，历史不能因为他的贡献，就淡化他的缺点。 他的投机性，到了后来，格外明显，也格外突出。 他死后，赵光义听到消息，流着眼泪说：“普事先帝，与朕故旧，能断大事，响与朕尝有不足，众所知也。”赵普是我的朋友，能处理大事，和我关系虽不好，但我仍然怀念他。 赵普和赵光义是战友，曾在陈桥兵变中，联袂导演赵匡胤称帝一事，为建立大宋立下大功。那么，他和赵光义的隔阂，又从何说起呢？这就不得不谈到太祖晚年，由于赵光义权利日益坐大，以至于太祖难安。这时，赵普就瞅准机会，悄悄上了一道奏章，暗示皇帝，毒蛇蛰腕，壮士断臂，让太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赵光义给做了，不久安全了吗？ 赵匡胤摇摇头，要对自己弟弟开刀，他咋样也下不了手。 赵普一看，情形不对，如果这样下去，赵光义当皇帝是早晚的事情，自己这道奏章如果留着，将来让赵光义看见，自己就完了。于是，他思索再三，向太祖索要奏章，太祖交给了他。他再次上一奏章，劝太祖好好关顾弟弟，不要听外人的间言。太祖聪明，也很宽厚，知道他为自己留着后路，就一笑，将奏章留下。 太宗登基，看到这道奏章，很是感动，与他握手言和，并对过去的误解道歉道：“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双方就此和好，再后来就共同炮制了一个金匮盟约，也就是说太祖、太宗母亲昭宪太后临死前，曾找来赵普，“命太祖传位太宗，因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这个盟约，在太宗继位时，并没有公布，而是在太宗继位六年后才拿出来的。 这样，太宗的地位，才变得合法起来，变得稳固起来。 这个盟约的出现，显然是不合乎情理。因为，如果真的是昭宪太后死前所立，为什么太宗登基时，不立即公布，以昭视听呢？ 更弄巧成拙的是，金匮盟约是一把双刃剑，太宗帝位固然巩固了。可是，按昭宪太后旨意，太宗死后，皇位就应传给弟弟赵廷美，赵廷美死后，再传回到太祖的儿子手里。可是，赵普马上提醒太宗：“先帝已误，陛下岂可再误？”也就说，千万别传了，还是传给自己儿子吧。那么，赵廷美咋办？赵普马上亲自出马，给赵廷美罗列罪名，最终将之贬死。 赵普是太宗的得力助手。 段思良也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人对于大理的建立，功劳丝毫不比赵普建立宋朝时差，甚至还远远超过了他。这人，就是段思平的军师董伽罗。 大理国建立后，董伽罗虽然有了封地，可是，他并没有回到封地，而是在羊苴咩城，帮着段思平制定国策，处理政事。王朝建立，百事待举，此时，这样的奇才是少不了的。此时，段思良做为亲王，执掌着一定的权利，两人不可能不相互往来，再加上过去逃难，以及征战时的友谊，关系较其他人，会更进一层。 董伽罗和段思英的关系呢，恰好相反。 段思英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自己母亲敬奉为神。大理国人重视神仙，往往将山川、人物、大河，都敬奉为神。譬如段思平，登基为帝，首要做的是“祠秀山神”，将秀山晋封为神，岁岁祭拜。他死后，大理人很是感念，也将他看做神，给予祭拜。段思英母亲杨桂仙，是一个很是出众的白族女孩，“通紫宫妙法，习文善武，为思平钟爱”，也就是说，这女子像中原诗人所说的那样，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因此，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是段思平的贤内助，也是段思平最宠信的女人。杨桂仙不只是一个好妻子，还是一个好母亲，对段思英影响非常深，也因为这样，杨桂仙死后，段思英十分怀念她，登基后，就下旨说，“母杨氏桂仙娘没而为神，屡著灵应，封为楡城宣惠圣国母”。 这道圣旨，表面上看是一项合乎孝道的做法，其实，里面却暗藏着玄机。 这，是段思英收归权利的一种计谋。 段思英登基称帝后，元老重臣董伽罗，还有自己叔叔段思平，都掌管着朝政，整天对段思英指手画脚地批评，说“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僧不像僧”，啥都不像，很不称职。段思英感到很烦，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元老重臣请出权力核心，回家养老。要请出这些人，自己得有力量啊，于是，他就想到了太后一族的力量。要让自己母后族人出面，帮自己夺回权利，唯一的办法，就是抬出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毕竟，自己母亲当年也是骑桃花马，仗丈八枪，冲锋陷阵的巾帼英雄，还是援笔为文的文人墨客呢。所以，抬出母亲，借机抬高母亲娘家人的分量，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让董伽罗很不高兴，“董伽罗谏不听”，董伽罗极力劝谏，大概也是以外戚不得干政为由，可是，段思英根本不听。董伽罗是什么人，智商之高，无与伦比，甚至连头发丝都是空的，一个小孩子的伎俩，岂能看不出来？无奈之下，气呼呼地转身去寻找同盟军。 同盟军就是段思良。 两人都有着即将被架空的忧虑感，都对段思英不满，再加上是难友，是战友，是同事，又是朋友，多重关系，往一块儿一坐，就有话可谈，就商定出一个办法，让段思英出局。两人在交谈中，一定还进行了权利的再划分，到时，一个为君，一个为相国。 合约签订，行动马上开始。 4 历史上有些所谓的夺位，有时细细阅读，仿佛不是那么一回事，是有的文人，为了故弄玄虚，引人注目，故意杜撰的，以惊世骇俗。 即如赵光义登基，据老夫子司马光在《涑水纪闻》里记载，“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恩召秦王德芳。继恩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司马光是一个很负责的史家，且距离太宗时代不远，他的话是较为真实的，《资治通鉴》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的这段文字，至少证实了几件事情：太祖死的时候，赵光义没在宫中，烛光斧影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其次，太祖在日，就有心以赵光义为帝；另外，太祖死时，赵光义还不知宫中有此巨变，是太监王继恩跑去告诉他的。 此时，谁占得先机，抢在前面掌控时局，谁就是胜利者。反之，就是失败者。赵光义听到王继恩的话，就匆忙入宫，掌控一切。太祖的皇后宋氏还蒙在鼓里，看见王继恩后问道：“德芳来耶？”王继恩回答：“晋王至矣。”宋后毕竟是跟着太祖皇帝，在宫廷争斗中历练多年的人，见到赵光义出现，知道米已成粥，就对赵光义哀求：“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言外之意，皇位我们让你了，你可千万别像北齐的高淹那样，要帝位，还要人命啊。 赵光义大事已定，心中始安，告诉宋氏：“共保富贵，无忧也。”这也是话里有话，向宋氏保证，放心，我只要皇位，至于命，我是不会要的。 本来，事情就这么定下来，大位已属，木已成舟，六年后，太宗又巴巴地弄出个金匮盟约，宣示天下，不是多此一举吗？这，细说起来，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太宗当了皇帝，烛光斧影之说，可能已经在民间流传开来，沸沸扬扬的了。即使没有这个传闻，做为叔叔，竟然去夺侄儿的皇位，传出去，总有点不够正大光明，有点有损皇家的威仪。 因此，赵普适时地炮制出这个东西，帮赵光义解围，向赵光义献媚。 赵光义呢，窝窝囊囊地当了六年皇帝，终于找到了理论根据，终于可以摇头晃脑地对天下人说，瞧，我是名正言顺的，可不是巧取豪夺的，现在人，还有后世的人，不能乱说哦。 同样的，段思良也如赵光义一样，他逼退侄儿，自己登基，同样也需要找到充分的理论根据，昭告天下，自己登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他的理论根据，寻找起来，远远要比赵光义的难得多。为什么？因为他的侄儿已经于“后晋出帝甲辰开运元年即位，明年，为出帝开运二年，改元文经”，人家不但登基了，还改元了，成了正儿八经的国君，是他生拉货扯地将侄儿扯下来，他这不是篡位的话，世间也就没有篡位这个词了。 他同样怕人议论，甚至怕有人不满，扯起“清君侧”的旗帜，鼙鼓声声向自己开战。于是，他也要找一个借口，来为自己遮掩。 最好的借口，就是段思英“淫戏愈甚”，“愈淫戏无度”。说实话，段思英“为君十月，而选美女三十六妃而不止”，平均一月选三个美女，是有点出格了，有点太猛了。 可是，就凭这点让其退位，也有说不过去，人们常言，“闻天子有铮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国君如果有几个善于劝谏的大臣，即使无道，也不会丢失天下。你们一个是清平官、国师，一个是国君的叔叔，为什么不使劲劝谏，而是将国君废黜，还毫不客气，自己坐了上去。 为了堵住悠悠众口，段思良和董伽罗再次抬出先王之命，告诉大臣，还有百姓，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的富贵，为了权利，我们是奉神圣文武皇帝临终前的口谕，算奉命行事。段思平在大理国，那是神一样的人物，万民膜拜，他的话，有着很大的权威性，也有着很大的震慑力的。新的版本于是出现，说“思英素不肖，思平在日，常欲废之，不果”。甚至活灵活现地说，段思平死前，还拉着段思良的手说，我这个儿子啊，太没有出息了，太让人失望了，难以继承我的遗志。兄弟，我看好你，你还是将国君的位子夺过去吧。 舆论，在一夜之间，突然如遭遇下关风一般，由原来倒向段思英，现在一变，彻底倒向了段思良。 段思英禅位，不再是段思良逼迫的，也不是董伽罗“乃与思良谋以先王命废”，而是“愈淫戏无度，群臣废之”。 至于段思良呢，是群臣“立思良”。史官笔法，千变万化，几个字的调换，将段思良的主动，变成了被动，好像他是多么不情愿似的，被群臣强迫着，扭扭捏捏地登上宝座。他，也就成为大理圣慈文武皇帝。 但是，无论怎么掩饰，仍遮不住天下人之嘴，仍有史官奋笔直书，“是年，帝叔思良争位，废帝为僧，法名宏修大师”。 段思良面对此话，也唯有长叹而已。 5 宫廷争斗，往往是充满血腥味，也充满火药味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即以初唐年间的一次政变为例吧，就是如此。 当时，权力角逐的双方，一方是李世民，另一方则是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李世民处于下风，于是，决定偷袭自己哥哥和弟弟，于公元626年7月2日夜间，悄悄带着十八位心腹，埋伏在玄武门，等到哥哥弟弟出现的时候，“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杀了哥哥弟弟还不算完，李世民又带着一身血迹，大开杀戒，“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仍绝属籍”。 赵光义的夺位，可以说是没有血腥的，甚至是较为温和的，带着一种闪电战，令宋后防不胜防。宋后“性柔顺好礼”，时年二十五、六岁，没有权势，没有能力，自不会和他争辩，让他轻易登基。 赵匡胤两个皇子都还年轻，也不会和他争夺的。 因此，当时虽是一场宫廷巨变，却是和平过渡，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血流成河，也没有宫廷嗜血。 段思良逼宫，严格意义上讲，已经算不得逼宫了，算是段思英让位。 大理国国风，“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这种风气，对大理王族影响也特别深入。尤其是段思英，更是如此，以至于每个月一半的时间，都在寺庙里，跟着和尚，阿弥陀佛地念着经文，数着念珠，以至于民间流传，说他才出生时，他的母亲杨桂仙曾做了一个梦，“梦观音领一僧入室，悟而生思英”，他本身就是和尚托生，来到段家。段思英成人之后，“贪玩，烦于习文尚武”。按照这点来看，他也确实不合乎为君的条件。段思平屡经战乱，是从刀枪剑戟里闯过来的，他知道，一个合格的国君，必须上马能指挥百战铁骑，冲锋陷阵；下马呢，能处理国家政事，治理万民。因此，他曾特意规定，“皇族直系，六岁习文武，十岁善骑射，十三演阵操兵，十五文能诗词牍文，武能带兵打仗，无能者，皇子难登大位，将以皇族文武全才有德者荐为国君”。说实话，按照这个要求，当时的段思良登基，是合乎规则的，更是万姓瞩望的。 段思英也知道，自己做国君是不够格的，不合要求的。他喜欢晨钟暮鼓，诵读经文，用他的话说，“自吾登帝，方知不自在，打战杀人一念间”，自己很难忍受这些，再加上自己母亲从小“要我修行积善，连入寺吃斋念佛”，他觉得寺庙要比朝堂好，读佛经比读大臣的奏章更舒服。 他也知道段思良的心意，“阿母在世，常言及叔有为帝之心，今果然”。既然自己不想当国君，自己叔叔呢，在旁边眼巴巴地瞅着，自己为什么就不让出来呢。他不糊涂，又担心叔叔登基后不善于治国，让大理变得一塌糊涂。他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叔公之心，意得天下，汝若能治好大理，吾愿出家为僧。” 这点，他真是多虑了。 他的母亲那么聪慧，在段思平还活着时，就断定段思良有为帝之心，就说明，此时段思良羽翼已经丰满，已经有继承段思平基业的趋势了。另一方面，也说明段思良有这样的能力，不然，不可能得到人们的拥戴，也不可能引起杨桂仙的担忧。另外，艰难世道走出来的人，铁血沙场厮杀出来的人，知道江山得来不易，因此，也就知道勤政，知道爱民，也知道治理国家。 段思良听到侄儿的话，好像自己只要会治国，他就会将江山让出似的，于是迫不及待地说：“治国何难。”听听这语气，有着一种睥睨群雄的情态，有着一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自信。当然，还有一种苦盼苦等迫不及待的心理，都跃然纸上。而且，他大概害怕自己侄儿一觉醒来，会毁掉前言吧，因此连忙保证：“汝若出家为僧，吾愿以国资一半让汝花销。汝喜何寺，则替汝重修，华贵如皇宫。建三十六院，供三十六妃一块吃斋念佛用。让汝自选法名，愿否？”总之，只要你当和尚，你要啥我给啥，你愿意咋样，就可以咋样。你可以带着你的三十六个美女，浩浩荡荡，去住在寺庙里。寺庙阁楼，如同皇宫，三十六院美女，都配在寺庙里，你可以随意翻牌子。你的法号，你自己取，觉得什么悦耳，什么响亮，就用什么吧。 这段文字，虽为后人想象，但是很合乎生活推测的，莫谓戏说。 于是，两人说定，段思英告诉他，明天早朝，自己面对所有大臣，宣布下野为僧，自己叔叔段思良做国君，治理国家。 大理人重然诺，既然说好，得对天地发誓。发誓后，一切如铁板钉钉，是更改不得的。段思英和段思良叔侄，都有点不放心对方。段思英害怕叔父国君到手，忘记诺言，甚至会对自己痛下杀手，以绝后患。段思良担心侄儿过后后悔，不认账，自己空欢喜一场，结果仍什么也没得到。于是，两人跪下，叩拜上苍，发誓道：“君无戏言，永无反悔。” 第二天一早，在段思良苦盼苦等中，段思英来上朝了，公布了禅位的消息，从此，自己走出红尘，削发为僧，不管朝政。从此，自己叔叔为帝，执掌江山。段思英出家，法名宏修大法师，“出行全副銮驾，住持无为寺”。 段思良登基之后，马上兑现诺言，扩建无为寺为护国禅寺，以至于无为寺没换美伦，金碧辉煌，犹如皇宫。段思英的三十六位美女，莺歌燕舞，裙带飘飞，都住进寺庙里，成了大法师的夫人。多年后，有人经过，无为寺已经再无当年辉煌了，也无当年气势了，可其弘大气势，仍隐隐可见，“ 无为寺在兰峰，半巉岩峭壁，行茂林数里，两山豁然中开，从绝涧左折入寺，有石楼宽三十丈，抠衣登之，洱海、雪山近在几席”，其石楼台阶，依然宽大，道路弯曲，曲径通幽，风景之美，犹如画幅。 因此，段思良的逼宫，甚至不能用逼，可以说是一场谈判，谈判的结果，各自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根本就没有一点武力逼迫的意思在内。 两人各取所需，消解矛盾，皆大欢喜。 6 段思良和赵光义得到帝位，还有相似处，就是都充满着神秘色彩的，都留下了一些悬疑，以至于到今天，大家仍在文字中喋喋不休，进行论证，进行考据，进行分析。 大家分析最多的，就是两人究竟有没有篡位。 可以这样说，双方都没有篡位。 如果稍微带着客观眼光去看，宋太宗能得到帝位，不是自己篡的，是宋太祖本来就有此意。宋太祖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在开拓帝业的时候，是得到了太宗的大力帮助。也是在一次次刀光剑影中，两人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情意，这种情意，有兄弟的，有战友的，也有同志的。换言之，太祖和太宗相互清楚，对方心里的帝国蓝图是什么样的。而且，双方都心照不宣，赵光义只有竭力支持大哥，才会打下一片江山。而赵匡胤更清楚，只有自己的弟弟，才能将自己未尽事业推行下去，并发扬光大。 因此，开国伊始，太祖几乎就是将太宗当做继承人来培养的。 譬如雪夜拜访赵普，本来是将相之间谈论国事，一个亲王是无须参加的，可赵匡胤没有忘记赵光义，将他带在身边，其意无他，就是让他历练。史书还记载了一件事，“太宗尝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对近臣言：'光义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 在太祖眼中，将来的赵光义，就是太平天子，就是大宋的一代国君。 也正因为这样，太祖的嫡长子赵德昭，始终没有被晋封太子，甚至没有封王，这在古代帝王家，几乎是少见的。史书道，“故事，皇子出阁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冲年，欲其由渐而进，授贵州防御御”。而且，赵匡胤根本就没打算分封其嫡长子为王，因此，赵德昭“终太祖之世，竟不封以王爵”。至于他的另一个儿子赵德芳，在太祖死的那年出宫，为贵州防御使。而赵光义在太祖为帝时，竟做到“东都留守，别赐门戟，封晋王，序班宰相上”的官职。 本来，他的帝位是水到渠成的。 可是，由于太祖暴疾而亡，没来得及留下遗言，从而，让他的帝王之位，变得十分尴尬，也给历史留下两大悬疑。 悬疑之一，就是烛光斧影。这个东西，明显属于后人编造，是不真实的。这，不需要看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单是将这个谜案的去处《续湘山野录》看看，也是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该文道，赵匡胤“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人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首先，赵光义没被封过开封王，他被封为晋王，开封尹。由此可见，作者文字粗疏，官名尚错，遑论其它。再者，饮酒宫内，大家可看灯光人影。可雪如何能下到殿内？既在殿内，赵匡胤“引柱斧戳雪”，雪从何来？另外，从“好做，好做”来看，太祖明明是将皇位传给赵光义，那么，赵光义为什么要杀死太祖，将自己顺理成章的皇帝，要做得不尴不尬的，要做的充满悬疑的？ 有人应用《宋史》里的话：“或言太祖之崩，良由太宗篡弑，所谓烛影斧声之事，亦非空穴来风。盖至尊之位，人谁不欲得之？虽父子、兄弟之亲，亦不免互为杀戮，悲哉！”脱脱在文字里，也仅仅用“或言”“亦非”，说明烛光斧影是道听途说的，当不得真。 还需注一笔，《续湘山野录》里，赵匡胤拄的“柱斧”，这里的柱斧就是玉斧。这段文字，想来是《续湘山野录》作者看过另一段有关赵匡胤的文字：“先是，宋太祖丁卯乾德五年春，王全斌平蜀，还京师，请取云南，负地图进。太祖鉴唐之祸，以玉斧画大渡河为界，曰：'此外非吾有也。’”他就想当然地以为，太祖每天没事，都扛着一柄大斧，四处乱撞，如程咬金放响马一般，一刻也不放下。这，是不懂历史，历史上所谓“玉斧”，是一种玉制小玩件，状如斧头。否则，太祖拿个大斧在地图上一戳一划，还不把地图戳得稀烂。另外，一个皇帝整天扛着柄斧头，是伐树，还是做木工啊？那晚，太祖更不可能扛着《续湘山野录》作者想象的那把大斧。想想，太祖一边喝酒，一边挥舞大斧，可能吗？ 更有人说，太宗对太祖妃子花蕊夫人垂涎三尺，瞅太祖有病，就去调戏花蕊夫人，让太祖看见，太宗就下手杀死太祖。这个说法，明显是将隋炀帝调戏隋文帝妃子一说照搬过来的，属于“乾坤大挪移”，手法笨拙，令人叹为观止。 段思良的地位，更不是篡得的。所谓篡位，是采用阴谋得来的，或者杀戮得来的。段思良的国君位子，没有采用阴谋，是直接采用阳谋，凭着自己的威望，还有群臣拥戴得到的。 至于说，段思平曾说，将帝位由他继承，或者言不由衷，或者子虚乌有。言不由衷，前面已经说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但我更倾向于子虚乌有。因为，以段思良当时的权势，当时的野心，段思平真有这样的话的话，他一定会迫不及待，毫不客气立马称帝的。说实话，大理江山，固然是段思平打下来的，也是他打下来，他为什么不能继承？ 可是，他没有，由此可见，段思平当时没说这样的话。 他煎熬了一年，终于忍不住了，让侄儿让位，自己接过权杖。 他这应该叫逼宫，可又比逼宫显得温和，富有人情味。 对于退位的段思英，他是很亲和的，甚至很宽容的。他将答应段思英的诺言，几乎全部实现，他特别规定，“皇室弟子均到寺中习武三年载，执黄龙剑，佐国辅君”，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规定呢？因为，段思英当和尚后，喜欢上了练武，每天弄刀舞剑、跑马射箭的，为此，段思良专门为他“辟演武场”，怕他寂寞，就让段氏子弟来此，跟着段思英学习武术，同时，也安慰一下段思英失落的心。 段思英禅位后，有人认为他失去了作用，我认为，恰恰相反。段思英好佛学，他进入佛门，反而取得了当帝王没起到的作用。当时，大理一带，是各族杂居，长期狩猎为生，与刀剑为伍，因此，这儿民风彪悍，好勇斗狠，铁血来去，缺少一种含蓄，一种忍让，以至于“骨肉之间一言不合，则白刃相剸；不知事神佛”，大概因为这样吧，南诏国家始终充满着一种好战征伐的特性，充满着一种争勇斗狠的特征。如果人人如此，国民之间，则无日不出现打架闹事的事情，甚至流血事件，很难安宁。段思平提倡佛学，固然和自己信奉佛教有关，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以佛的忍让，恬淡，来冲淡百姓勇武好斗的侠气，让他们变得平和，变得温静，变得内敛起来。后来有人写道：“白人事佛甚谨，故杀心差少。由是言之，佛法之设，其于异俗亦自有益处。”这句话，是切中肯綮的。大政治家行事，绝不是仅仅为了个人所好，很多都是有着社会作用的。 现在，段思英做为帝王，竟然出家为僧，念着阿弥陀佛，敲着木鱼，更具轰动效应，更具影响力。当佛教逐渐深入，百姓变得蕴藉，含蓄，随后，导之以文化，以书法，以诗歌，以至于这儿“其俊秀者皆能书，有晋人笔意”，翰墨气象，四处荡漾；魏晋书法，时时可见。 我甚至相信，段思良和段思英叔侄，起到了齐头并进、殊途同归的建国效果。段思良利用自己的政治才能，担负起治理国家、恢复经济、安定民生的帝王任务。而段思英呢，则凭借自己喜好的佛学，担当起润泽人心的作用，让百姓走向尚文，走向细致，走向典雅，走向清静的任务。 他们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他们联手，奠定了大理三百年文治基础。 7 段思良和赵光义有着更为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无论采用阴谋也好，采用阳谋也好，取得帝位，对历史而言，都是一种幸运，而非不幸。 因为，他们都以他们的才能，为那个时代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翻遍中国史册，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很多争夺皇位的人，都是极具才能的人。他们有雄才大略，有着出众的能力，让他们站在旁边，看着别人治国，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煎熬，一种折磨。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欲望，渴望有一天，让自己秉持天下，一展抱负，让大家看看。他们有着“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遗憾，因此，就如当年陈平在乡下隐居，为大家分肉，大家纷纷赞叹其公平时，他的长叹一样：“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有时，为了这个目标，他们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长剑出鞘，夺得帝位。 杨广是这样的，李世民是这样的，段思良和赵光义也是这样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功业昭著，隋炀帝是这样，当然，由于好战，三伐辽东，他也给百姓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李世民更是这样，他勤勤恳恳，手创贞观盛世，被各国尊为“天可汗”，以至于史家慨叹：“唐太宗之贤，自西汉以来，一人而已。任贤使能，将相莫非其人，恭俭节用，天下几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见其比也。”将他的治绩和尧舜禹这样大圣比较，进行赞美。 段思良和赵光义的功业，虽不及唐太宗，可是，也都是一代令主。 最主要的是，他们将开国之君的事业，继续延续，继续发扬，继续推动着，都为其后三百年的江山社稷，奠定着坚实的基础。 宋朝建立前，是五代时期，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也最为血腥的时期，“极目千里，无复烟火”。几十年里，改朝换代五次，其中，还不包括长江以南诸国变换。每一次王朝变换，都是烽烟四起，都是“杀人盈城盈野”。到了后周时期，一代英主周世宗，投袂而起，振鞭横扫六合，“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可惜，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传位儿子。此时，中原再一次陷入动乱的边缘，“恭帝嗣位，母寡子弱，天下狐疑，四邻寻隙，邦内骚然，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这种乱局，不是一个几岁小儿能压制的，此时，陈桥兵变是非常及时的，用史官的话说，“柴氏让国，非独易姓之事，实为苍生之念耳”，周朝小皇帝将帝位让给赵匡胤，不仅仅是一次朝代更替，更是有益于天下百姓的。这，绝非史官拍马之说，是历史的真实趋势。 太祖凭借武功文治，即将混一域内时，突然抱病身亡。其在位十六年，并未彻底改正五代乱世的遗俗，因为，移风易俗是一种春风化雨的过程，十六年显然难以达到。国家此时，也远未达到一统。 此时，朝廷再次处于世宗当年离世的情景，赵德昭虽成人，可由于出身富贵之家，长于深宫女子之手，要抚平乱局，极为不易。稍有差池，此时中原将再次回到五代时代。赵光义于是成为众人瞩目之人。他个人也具有这样的能力，生在民间，长在兵间，历经艰苦，才能出众，“好学攻文，多才艺能，沈谋英断，志在混一。承太祖之业，以武止戈，恩威并施”，也因此，他凭借太祖奠定的基业，加以自己的政治手腕，“于是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土，刘继元力穷而降，海内底定，天下一家”，完成了“中唐以来未有之盛绩也”。 他是太祖的弟弟，更是称职的接班人。 他身上有着自私、冷酷的缺点，可是，他却挽救了一个即将到来的乱局，抚平了一次即将发生的波澜。 这点，段思良和赵光义特别相似。 大理建国前，这片土地也是一片乱世，朝代更迭，战马嘶鸣，民不聊生。国君一个不如一个，有的喜好战争，将百姓带上无穷的祸患，譬如蒙世隆，十几年征战不息，将百姓带入灾难的泥淖。有的贪婪残暴，嗜血凶狠，如大义宁过国君杨干贞，“贪暴特甚，中外咸怨”。从南诏结束，到大理建立，其间三十七年不到，血淋淋的夺位大剧，频频上演，“此时南诏弑杀相寻，诸蛮背叛”，混乱之极。郑买嗣为篡位，将南诏孝哀帝八个月的儿子抱出，“潜手伤其阴，子哭不已，乃送回宫中。明日，子死”，然后带着大军，索性将南诏王族围困起来，“遽起兵杀蒙氏亲族八百人于五华楼下”。在大长和国时期，十几岁的小孩郑隆亶继位，不过三年，“东川节度使杨干贞入朝，弑隆亶而立赵善政”，再次血染廷阶。 国君，成为一些实力派手里的棋子，要杀就杀，要换就换。 段思平创建大理，正是出于对这种乱局的痛恨，为了最终抚平，竟然留下了古今罕见的一道旨意：“若国中皇室无良才，朝中若有文武双兼大才德者，可立为君，贤者居之。”这种观点，比刘备临终，将社稷托付给诸葛亮所说的“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要大公无私得多。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即是对自己所经历的乱局的痛恨，也有渴望百姓能过上安宁和谐的生活。另外，也有一种无奈，担心后继无人，难以将自己的政治设想推行下去。 段思平称帝时间比宋太祖要短得多，仅仅七年。 七年，一代英雄，撒手归天，心中一定留下了无穷的遗憾，无穷的担忧。 七年，虽然他采用了各种措施，积极消除南诏后期，以及三朝更迭时留下的戾气、杀气，和争狠斗勇之气。可是，时间毕竟太短了，近百年形成的动荡是次要的，关键是人心的伤痕，是一时难以抚平的。此时，需要一个强劲有力的国君，很好地推行段思平的政策，实现段思平未了的心愿。 段思英显然是不称职的，难以完成这样的任务的。 做为国君，任职一年，他没有犯什么大错。但是，他如果不退下来，任其喜好继续延展，继续膨胀，就有可能再次形成乱局，甚至性命不保。一个国君，用他的话说，“唐朝皇帝可养三宫六院，妃子数十，宫娥彩女数百，而无非议”，言外之意，自己娶三十六个美女，算得什么？但是，登基之初，不出十月，就如此，如果当十年二十年呢？难以想象。另外，“每月半数日子侍于佛寺，身披袈裟”，对于一个国君来说，更是可怕，极有可能让君权架空，产生权臣，再次举起刀子，夺位篡权。更何况，还有一半时间，他也不太用来治国，而是“日与诸少作乐打猎于山野，斗蟋蟀于草地”，浪荡在外，很少归朝。 他的退位，对他是幸事，对段家皇族是幸事，对大理百姓也是幸事。 段思良继位，也是大理的幸事。 段思良和赵光义一样，从段思平起军起，就奔波兵间，备尝艰苦，历经危险。其间，段思平经历过追杀、挫折，这些，做为弟弟的段思良也经历着，感受着。段思平带着削平战乱的想法，也一定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他，润泽着他。 他能领会哥哥的心意，还有想法，以及终极目标。 估计，段思平也知道，只有自己这个弟弟，才能很好地实现自己的想法。以他当时的威望，如果感到段思良会威胁到后人，会威胁到皇权，想个借口，将之除掉，是易于反掌的。可是，他没有，这其中有亲情，更有着同志之情。 他们其实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 可以这样说，段思平只是为这个国家奠基，并勾画了蓝图，而将蓝图一一落实在行动上的，落实在治国，应该是段思良。也正因为这样，有人后来描摹大理情景，“故其宮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也就是说，这一带的婚丧礼仪、文化风俗，都和中原宋朝没有差别，都涵盖着一种诗文典雅意韵，一种精致优美意境。 这些，都有段思良的功劳。 他让乱世变为和平，让奄奄一息的百姓走向安宁，让刀光剑影暗淡，让鼓角铮鸣远去，让田园牧歌成为现实。和段思平相比，他的武功有所不及，可是，他偃武修文的策略，却十分明显，正是由于他开创文治制度，从而，让大理出现一片繁荣景象。“百货汇聚，人烟辏集之所也，富庶有江浙风”，“平畴万顷，民物丰阜，恍如江南风景矣”，“百货俱集，地暖同交趾，沃壤数万顷”的情景，成为文人笔下常见的文字。这样的优美和谐，这样的安详和富足，是段思良制定的文治流播而成，是三百年无烽烟战事造就的。 南诏战争，让国内“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一片荒凉，一片破败。 段思良的文治，让大理国出现“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的浪漫和美好。 南诏的征战，让国内出现“兵出无宁岁，诸国更雠忿，屡覆众，国耗虚”的情景，饿殍遍地，荒民在野。 段思良的文治，让大理国出现“五邑三州之诸生，皆恂恂儒雅”，“文教之重也，虽蛮貊之乡，诵诗读书之人，皆知敬其类”的文雅文明之风。 史家在评论赵光义时，用了一段话，“崇慈俭，去奢华，却女乐，罢畋游，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虚心以纳逆鳞，勤以自励，日晏忘食，文治之功，较之太祖为胜，可称明君”，这话是十分公允的，也是对赵光义最好的评论。 这段话移用在大理段思良身上，也是适用的。 唯大英雄真豪杰，为天下之福祉，可一身任之，不计荣辱，不计生前死后之名。唯有大善良者，才可能为生民幸福，勇于担当，不管他人指指点点，评价诋毁。他们，就治绩而言，算得他们所在时代的风流人物。 在他们的功绩面前，他们是如何得到帝位的，他们是如何采用阴谋手法的，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如果活着，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取得了！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达到了！ 8 还有一样，不得不提，是段思良不同于赵光义的，就是帝位坐稳后，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敌。这政敌，就是对他们帝位有威胁的人。 赵光义的政敌，就是自己的弟弟，还有侄儿。 段思良的，毫无疑问，就是已经退位的段思英。 赵光义炮制了金匮盟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个盟约对自己当初稳定帝位，是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盟约也给自己留下一个沉重的心事。既然国要长君，兄终弟及，循环往复，那么，自己死后，帝位就应该是弟弟赵廷美的。 他当然不愿意，他想传给儿子，再传给孙子，一直延续下去。 他的心意，大臣们当然知道，马上就有人举报，“或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这个举报，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就如《续湘山野录》里记载，太祖要让位太宗，太宗杀死太祖袭位的荒谬一样。现在，这个荒谬，出现在赵廷美的头上：未来的皇帝，按盟约就是自己的，他为什么要反？难道谋反比顺利接位更保险更富有刺激吗？太宗不管这个说法是否荒谬，他要的是借口，于是，将赵廷美的开封尹罢免，让其担任西京留守，贬离京城。 随后，他将一批举报赵廷美的官员，纷纷升职。 这，等于在明摆着鼓励大家，将污水泼向赵廷美身上，大臣们谁不明白？于是再次纷纷举报，诬陷赵廷美曾说：“我亦愿宫车早晏驾。”有的说，赵廷美勾结宰相，妄图夺权。最终，太宗将赵廷美贬谪房州，派人看管，“廷美至房州，因忧悸成疾而卒，年三十八”。 至于太祖的两个儿子，则已经早亡。 赵德昭死在征讨北汉时。灭掉北汉后，太宗准备一鼓作气，将燕云十六州收复，可是，在高粱河，被辽军打得大败。太宗和诸将分散了，大家找不着大宗，以为他已战死，就议论，准备立赵德昭为帝，被赵德昭推掉。为此，太宗很不高兴，回京后，对于征讨北汉的功臣，久久不给予封赏，赵德昭去见他，并且建议：“当先行太原之赏，再行幽州失律之罚。”太宗气冲冲地道：“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等到你称帝后，再赏赐他们也不晚。赵德昭为了辨别清白，“退而自刎”。 赵德芳呢，在太宗当皇帝的第六年上，“六年三月，寝疾薨，年二十三”。 他的手法是有些冷酷，有些让人难以接受。因此，后世人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 相对于他的做法，段思良的做法，则要人性得多。 对于将君位让给自己的段思英，段思良给予了充分优待，将段思英所住的寺院，进行扩建，“历时八年，寺院落成”，就是说，他死后，寺院还在建造，这一定是他的遗言吧。而且，他不只是让段思英带着自己的夫人住庙，对效忠于段思英的官员，也没有追究，让陪着段思英出家念佛，以至于随着段思英出家的官员很多，“清平官三，军将八员，文武臣佐一百余，及将士五百余”。当年，在处理赵廷美案件时，赵光义可是将赵廷美的官员，大杀了一批的。 最让人惊叹的，是他和后来的君主，竟然同意宏修大师段思英四处游历，甚至五次来到中原。这样的做法，在中原王朝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后来，朱棣将侄儿建文帝皇位夺了，听说侄儿化妆和尚逃走，还派大臣去寻找追捉呢。 宏修经过多年修行，佛法深奥，精通禅意，“朔望日，说法于龙苑池边，听者万余。国人敬之，若在世罗汉”，一个禅位国君，如果在中原帝国受到这样的拥戴，必为现任君主所不容。段思良和他的继承人没有这样，竟然大力支持段思英。 宏修法师“圆寂时九十七岁”，真长寿。 9 段思良无论品行、才能、出身、修养，甚至治国理念，都和赵光义相似。可是，他为帝的艰难程度，却远远超过了赵光义。 这，是和大理国当时的处境有关。 我们在回顾大理，甚至追溯南诏的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它所存在的大环境。从南诏的兴亡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原宗主国大唐兴盛，万方来朝，那么，属国南诏也就跟着强大，跟着繁荣。等到大唐慢慢衰落，难以罩着南诏时，南诏也走向衰败，最终，划上一个凄婉的血色句号。 因为，在当时，西南一隅若想做为一个政权存在，必须倚靠中原朝廷的大力支持，以及经济上的支撑。 后来，大理的属国，也就是自杞国，经济实力猛增，国力也一节节攀升的时候，竟然马上翻脸，拔出刀子，面对着宋朝。宋朝此时虽拘于江南一隅，虽没有了北宋时的辉煌了，可经济势力仍十分雄厚。大宋官员放下茶杯，轻袍缓带，慢慢走出去，对自杞国的官员说，“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自杞国官员一听，顿时浑身发软，脸色和缓，马上承认错误。 大理后来一直以附属国自居，将中原朝廷做为宗主国，从未须臾改变，这，固然是文化向心力使然，也有着经济上的依赖。自杞国能够强大，是因为有大量的马匹卖给大宋，可是，自杞国不产马匹的，他们的马出产于哪儿呢？《宋史》写道：“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自杞能来大宋卖马，大理当然也会的。 与中原经济往来，决定着自杞的经济命脉，同样也决定着大理的国民收入。 可是，在段思良做国君时，即使想做中原王朝的属国，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于“后晋出帝乙巳开运二年卽位”。后晋，是五代乱局中最乱的时代，开国君主石敬瑭，为了夺取后唐江山，奉契丹主为父，自居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至于后人歌咏道：“称臣呼父古所无，石郎至今有遗臭。”他为帝六年，在国民的白眼中死去。他的养子石重贵称帝，不甘心做儿皇帝，可是，将事情又看得太简单，在军事毫无准备下，就吹响号角，对契丹开战。战场上，部下将军们骨气丢尽，纷纷向契丹投降。契丹主带着大军，挥鞭直进，马蹄踏过汴梁街道，将石重贵俘虏，押往东北，“族行万里，身老穷荒。自古亡国之丑者，无如帝之甚也”。 此时的段思良，想要归附中原王朝，是不可能的。乱世朝廷，朝暮变化，犹如闪电，皇帝的变换更是如此，他向谁称臣好呢？ 除此之外，他还得时时提防敌人的进攻。此时，正是契丹兴起之时，草原雄鹰耶律德光，跨马高歌，战刀高举，窥伺中原。到后晋时，“中原仰尊契丹，动静以闻，唯其马首是瞻。及出帝嗣统，称孙不臣，战事再起，河北为墟。重威解甲于中渡，重贵面缚于大梁，未及三载，再破南朝，因时用势而得之也”。 此时，辽太宗志得意满，睥睨群雄，“九州战警，四境狼烟”。大理稍不注意，很可能就会受到契丹的进攻，就会如后晋一般。 段思良为君的艰难，此时已到极点。 他运用自己的智力，还有政治手腕，让大理在激流险滩中慢慢驶过，一直驶向风平浪静的水面，走过三百多年的时光，是真的不容易。 当中原正处于鼎沸时，大理是一片笑声；当中原正处于战马嘶鸣时，大理是一片歌乐之声；当中原百姓妻离子散时，而大理人们则在月下吹着芦笙，相互约会，“情通私耦，然后成婚”；当中原百姓仍处于血色荡漾中时，而大理百姓则“每岁以腊月二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冢之礼。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竿缚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為戏”，其乐融融，笑声入云。 他在位六年，死去。 他很累，这是一定的，国家初建，万姓望治，他给他们以和平，给他们以安宁，给他们以清静。 他很辛苦，没有一个强大的宗主国支持，自己撑着一只船，独行在狂风巨浪中，指不定何时，一个浪头打来，小船沉没，了无踪影。可是他硬是坚持着，撑持过去。 他很委屈，因为，他任劳任怨，可是民间仍流传着其篡位一说，千年不息。 他背负得很重，有良心上的，有精神上的，有肉体的，也有治理国家方面的。他就这样在历史里一直走着，在缺乏文字记载的路上，一步步走着，走向远方。 他身后留下的，是和平安宁的大理王朝。 作者编辑简介 余显斌，现任教于陕西省山阳县山阳中学，《读者》《意林》《格言》《百花园小小说》《新青年》《文苑》资深签约作家，至今出版文集二十一部。2003年写作至今，在《人民文学》《福建文学》《百花园》《四川文学》《故事家》等几百种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三千余篇、共一千多万字，几百篇被各种选刊选本选用，《父亲和老黄》《废墟的谎言》《拯救》《水色荡漾的小镇》等三百余篇文章在国家、省、市各级征文中获奖，《知音》《生命的声音》《大唐柳色》《杜牧的江南》《一轮中国月》等七十余篇文章被各种高考会考、联考、中考以及其他考试选做考题，《敦煌感怀》被选入2013年八年级语文试用读本， 2008年入选全国十大小小说新秀，2015年入选“十大小小说作家排行榜”，曾受到过《疯狂阅读》《少男少女》《意林》《读友》等刊物的独家采访和报道。 吴家良，云南大学哲学学士，大理州破格中职新闻编辑，大理历史文化践行者。理论文章《浅谈西部旅游资源开发之路》《西部城镇化的战略构想》《建立农村经济市场保障机制》《南涧跳菜文化艺术融入国内外餐饮服务和文化娱乐的途径探索》共50多篇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市场报》《中国改革报》《经济问题探索》等国家、省、州重点刊物上发表。《无量山中唱情歌》《大理，徐霞客未了之兴》《金庸无量缘》《无量樱花》《怒江冬记》等300多篇次文学作品，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古传奇》等重点文学刊物发表。出版个人理论研讨论文集《我思 故我在》和文学作品集《无量山故事》。编辑出版《大理 徐霞客未了之兴》（散文集）《南诏二百年》《大理王朝三百年》（上、下卷）《九百年山河》《徐家往事》等文学文化文史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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