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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店业主的欺骗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外行人即使精明，也难以识破。首先从经营金银首饰来说，那时同业公会规定每1两金饰品要加2分伤耗率（行业中公开叫做“耗秤”），实际上业主给首饰工人规定每两只准有5厘伤耗率，从中可净赚1分5厘，再加价格上15％～20％的利润，这样金店收购和销售上的差价就可观了。如系镶嵌珠宝的首饰，赚的利润就更大，不仅加工费比一般首饰贵1倍，在“耗秤”上也要比一般首饰加大2倍，再加上焊药和铜活，顾主一买一卖之间，至少要吃亏40％。至于包金饰品如包金镯（白银镯子外包金箔），上面打着“包金五层重三钱”黄金字样，实际只包三层重1钱5分，外带加工费。购买包金饰品的多是些小市民，在重量和价格上吃亏很大，如再因故回售给金店，即使大户出品的也只能合到原价的30％，如系小户出品，则只按银价计算，至多酌情略加少许。至于以批发白银饰品为主的银楼，在制作银饰品时，最好的银子成色也不到80％，都要掺上杂质。有些户更专为中小城镇的首饰商贩制造铜质的假饰品，冒充镀金及白银，由这些小贩背包串乡到农村兜售，待买主发现上当后已无处找人。 总的说来，金店业门市销售时，是加秤加色加行情，收购时是减秤减色减行情，行业中仅此一项所谓“年中升色”的利润，即占一般金店全年利润的半数以上。顾客在出售旧金银饰品时，因与原购价相差过多，往往提出质问，店方就用“一买一卖有伤耗”，或是“戴用期间磨损了”的鬼话来搪塞。 除去金银饰品外，一般较大金店还自行熔制金条（分10两、5两两种）、金锭（分2两、1两两种）在市面上流通。彼时行业公会统一规定的标准成色为99.8％，也就是每两黄金所含杂质不得超过2厘，但金店往往进行掺假和做假戳记。比如购进99.8％的金条后，从中切下2钱，再掺上1钱5分白银和5分紫铜（因紫铜能提色）加以熔化改制，不仅用试金石鉴定仍能符合99.8％的标准，而且外行也看不出来。彼时为了杜绝流弊，曾规定在条锭上面都要加盖熔制字号的铜戳印记，负责保证质量。但有些户既因本身无信誉，不能盖自己戳记，更为了掺假作伪便于逃脱责任，而仿造各大户钢印打在金条上，借以鱼目混珠地在市面上和同行业之间流通，这叫“吃内行”。如是卖给外行客人则掺兑更多，一般的成色只到95％。到解放前夕，黑金店从事地下捣卖改制熔化的金条成色，更降到85％～90％以下。 金店在收购外地客帮贩运的砂金时，也有各种手段。特别对东北等产金地区的客帮，金店表面上热情热情接待，如敬贵宾，有专人陪着吃喝玩乐，实际上是借此笼络，以免被同业家拉过去。在谈判交易时，金店就大秤买，吃成色，瞒行情以致盗窃，手法多种多样。比如鉴定黄金的质量好坏都用试金石磨，但只凭眼看会有出入，因此另有一套“金对牌”，就是由50％到99.8％的每一成色都有一个标准对牌，99％以上的每一小数都有一对牌，以便与试金石磨出的成色核对，符合哪种对牌色泽即为多少成色。但这种对牌只作为同业间交易之用，在收购客帮砂金时，则专造一套“假金对牌”，上面刻的成色比真对牌低一成，如80％的成色只刻70％，这样在收购时，就能吃10％的成色。 再有一种吃分量的办法。在天津初由老秤改为磅秤时期，每老秤10两折合新秤应为12两，但东北等处当时还未改，所以在很长时期内金店业主就利用这一秤差欺骗老客，牟取暴利。至于在收购时将公定砝码的底部掏洞灌沿，以多收砂金的做法更是屡见不鲜。 当然，业主在具体做法上也要根据不同对象区别对待，如山西老客在鉴定砂金成色上经验较多，用假对牌不易欺骗，就采用明偷办法。有时老客和金店在鉴定成色上引起争执，业主就主动建议将砂金熔化提纯再进行鉴定。若客人也同意，业主便在陪同客人亲到炉房监视炼金时，以眼色暗示化炉工人，以快速动作预在砂罐内放入一定数量白银，待将砂金往罐内倾倒时，再趁客人不备将大致相等数量的砂金倒入罐外炉中。这样一来，不仅再用试金石磨对时砂金成色更低，而且寻机将撒入炉内的砂金取出，至少还能赚出1两或8钱。 有的老客怕上当，挨家串户去比较核对，金店都管这种客人叫“送礼的”，走一家被偷一次，走的家数越多越吃亏。其偷的办法是，金店表面热情接待，请客人到后厅验对，客人由柜台外向后厅走，店家持砂金由柜台内向后厅走，趁机掏出一把砂金向自己大褂前襟上撒扔（这样顺着大褂流到地上，可以不出声响），等到后厅过秤时，分量当然要亏。客人不认头再到第二家，也同样是公然地偷，所以有的老客说：“来到天津卫，黄金未卖，差点丢没。” 勾结敌伪 投机倒把 在“七七”事变前，金店行业的业务经营以收购金银饰品为主。日军侵占天津后，物资逐渐缺乏，各项物价以黄金领先不断上涨，而且受战争形势和国际行情的直接影响，波动幅度很大，这就给投机倒把者造成机会。那时，国内的金融资本和各方面游资都瞩目于黄金市场，黄金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筹码，成交活跃。各金店因正常门市无法经营，纷纷转为代客套购倒卖或走私贩运黄金。在黄金市场上，一方以金店（和各工商资本有联系）为代表，另一方以黑金店（和金融资本及社会游资有联系）为代表，争相操纵和控制市场。 当时天津金店业投机户为了及时得到国户为了及时得到国外及上海黄金市场每天的开盘消息，都派人到香港和上海坐庄，一方面通报行情，另一方面套购倒卖。有些户则派人去东北、太原等产金地区，甚至到印度孟买及泰国等地进行购销活动。在正常情况下，国内从东北及西北出产的黄金先流入天津再转到上海，国外则由印度、泰国流入香港，但由于价格波动频繁，有时也有倒流情况发生。天津黄金市场主要以上海市场行情涨落为依据，金店倒把户为了及时得到行情消息以决定抛出或购进，就设法收买天津电报、电话两局工作人员，上海电报随到随由电报局人员以电话将电报密码（经常更换）通知金店。上海打来长途电话，则由电话局人员优先接通，各金店每家都安装五六台电话机和一台市场专线，为操纵和控制行情提供有利条件。后来有的金店逐渐形成消息灵通的权威者，他们一买，行情必涨；一卖，行情必落。许多小户和社会游资都跟着随波逐流。 初期，日军为控制金价打击投机者，曾采取强压手段，逮捕所谓“经济犯”，并勒令投机户停业。在北门里金店集中地，伪警局特高科派驻经济检查组专事监视各金店业务，他们权大无边，任意生杀予夺。但各金店手眼通天，争相结识这些经济特务，天天设宴席招待，饭后设赌局，输赢数字极大，特务赢时拿走，输时记账，实是行贿。结果日军的管制法令也就无形失效，等于一纸空文。 日军在控制手段失灵后，又想出另外办法来掠夺黄金。1944年初，由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委托汉奸、台湾人谢履西设立正福公司，公开在永安饭店成立黄金市场，自由买卖黄金。当时每天市场收盘后，由正福公司把各家金店买卖数字进行统计，无论赔钱和赚钱户，都得通过正福公司结算，名为冲兑（又名冲色）。正福公司本身也参加交易，但总是购多出少，因此大量黄金都被日军套购运回本国。远在黄金市场成立以前，正金银行即不断将从华北、山东各地金矿掠夺来的黄金交给天津永祥及顺成两家金店代为熔化改制，这些黄金都是已由各金矿提拣过的纯金，每个大条重400两。正金银行有意在人多时，用卡车将大条卸交给永祥及顺成（每批约有1吨），再由两家金店将这种大金条熔化成各重10两的小条，正金银行这样做的目的是故意制造假象，欺骗中国人民，以为日本黄金后备充足，其实这些小条很少在市场出售，都是由永祥及顺成在夜间偷着装箱运回正金银行，而后者亦因化金时取巧及提取加工费发了大财。正福公司成立后，化金任务改由顺成独家办理。最初，黄金市场的倒把户每见顺成运来黄金，即认为正福公司要大量抛售，怕行市下落，遂争先在市场出售现货，哪知正福公司是故意以少诱多，把大量黄金都套走了。日久天长，大家识破这一欺骗手法，正福公司直接出头已搜购不到，于是又叫顺成代为出面套销，继续掠夺。正福公司还掠走一批白金，其办法是凡参加黄金市场的交易户，每户均须交白金5两，否则不准参加，结果前后两次共约1000两白金均由顺成金店经手交给谢履西的女婿（当时任利华洋行负责人），转献给日军作为军用了，后来由于日军战事节节失利，黄金市场也无法控制，失去作用，正福公司遂于1945年五六月间宣告关闭。 国民党时期，投机倒把之风较之日本统治时期犹有过之，各种物价都追随金价而暴涨，伪法币陷于恶性膨胀的绝境。1948年秋，国民党施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黄金规定牌价，两者可以按牌价自由兑换。由于中央银行所售金条都是99.9％以上的成色，接近纯金，比市场上95％成色的金条高出许多，同时牌价也较黑市为低，以故各金店都派店员或雇用地痞流氓每天去中央银行门前挤兑黄金，即所谓“黄牛党”。不久，中央银行又停止出售黄金，致使黑市金价飞速上涨，金圆券也陷于崩溃边缘。 走私贩运 手段纷繁 敌伪和国民党时期，都是禁止黄金在各地区间自由流通的。但是由于各地黄金行情波动频繁，黄金差价有时悬殊很大，因此金店就想出各种办法走私贩运，从中牟利。 在日伪时期，金店走私商初时采用的隐藏夹带办法如将黄金制成鞋底形金饼，藏在皮鞋底内，每只10两，每人每次即可携带20两；将皮箱周围木棱挖空，将黄金制成方形丝条嵌进木槽内，每只皮箱能装20～30两；利用邮件包裹行李暗藏黄金，每件10两以上等。这些方法行使不久即陆续被破获，无法再用。因此走私商又想出比较安全但最不人道的办法，即将黄金化成椭圆形，用阴茎套包好，装入人的肛门内运往上海，以避免检查，每人每次能带两个30～35两。这一办法一直使用到解放前夕，成为走私贩运的唯一诀窍，而各店的职工就在业主逼迫下，成为“肛门走私”的工具。后来这一办法越来越发展，竟大量雇用贫苦人民组成所谓“肛门运输队”，由各店经副理或管事的带队走私。所雇的人在临行前都经过严格训练，练习如何应付沿途的检查盘问，并规定在火车上假装互不相识，一路只准喝少量的水，不准吃东西，以防止大便等。 到了国民党时期，倒卖贩运数字越来越大，单靠“肛门队”已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又有新办法出台。即勾结国民党各有关方面人员从海、陆、空三方面大量走私，这这样做不仅安全迅速，而且数量不受限制。所谓“海运”是和招商局和英商太古公司等航运负责人员勾妥，先由天津向香港、上海运送白银、银圆，卖出后再套购黄金运回天津。那时太古公司津港航线的“湖南”、“湖北”两轮和招商局沪津航线的“万里”、“元培”等轮都专代各金店运私货，那些船主、大副、二副等人一到天津，北门里各金店就是他们吃喝下榻之处。“陆运”是天津、北平间的短途运输，不法商人通过与火车车长和乘务员以及长途汽车司机等勾结，一起贩运走私，主要以白银、银圆为多，黄金较少。“空运”是与国民党空军和民航局的班机驾驶员等勾结。当时各金店都和国民党空军驻北平南苑机场的运输第四大队长刘冠伦等人交往密切，第四大队飞机专为各金店从北平装运现钞到上海，买进黄金再运回北平。那时市面现钞大面额的极缺，需要“贴水”才能换到，而金店业主则只要与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通个电话，该行发行主任就会充分供应大面额钞票，再由空军卡车代运往机场装上飞机去上海套购黄金，金店从中获取暴利，刘冠伦等也发了大财。 虽系同行 却是冤家 金店行业的业主虽是同行，但彼此间的猜忌和敌视却较之其他行业更甚，各金店相互都视如敌国，不相往来。若有这一金店的店员到另一金店去串门，被本店经理知道，就怀疑是向对方泄密而加以解雇。各店主之间也是彼此诽谤中伤，如顾客在某店出售另一金店的首饰，因价格、分量相差过多而提出质问，某店经理人就趁机说该顾客是受了欺骗，并劝顾客下次到自己这里来买。有时各金店亦因争拉主顾而引起纠纷，如敌伪时期，“天成”金店有个交往的老客，因不满该店的过分杀价而去“天物华”金店打听行情，天物华方面知道是天成的顾主，就用各种笼络手段，甚至宁可在价格上略为吃亏拉成了第一次生意。“大成”金店因此怀恨在心，贿买了伪警局特高科的便衣特务，在某天上午趁“天物华”正接待满屋客人“开行市”之时，突然持枪闯入，逢人便打，将屋内打得落花流水，并将天物华副理王凤楼加上经济犯的罪名扣押起来。后经人出头说合，托“天成”的经理张鹤祥出面，由“天物华”花钱请客，并拿出几十两黄金送给特高科，才将王凤楼保出来。王虽明知是张鹤祥所指使，表面还得向他道谢。再如当时各金店为招徕顾客，都安装高大的霓虹灯，“天物华”金店和“正阳”金店南号正是紧邻，“天物华”安了两丈高的霓虹灯，而“正阳”金店却安了三丈高的，其方向位置正将“天物华”的霓虹灯管挡住，“天物华”的东家憋气，就由副理刘悦西在半夜站在平台上用汽枪将“正阳”的三丈高霓虹灯打得粉碎。 有些金店专在黄金市场从事投机倒把活动，这就难免与黄金市场上兴风作浪的黑金店发生矛盾。因为黑金店实力都很雄厚，出进数量也大得多，能够操纵市场行情，而这些金店虽然在实力上不如黑金店，却占有消息灵通的有利条件，因此在争夺市场的争斗中，就曾出现过造假行情使黑金店受骗的事情。例如“鸿祥”金店经理张宝礼和“恒孚”金店经理李凤翔在金市场上作假交易，引黑金店上当。某天“鸿祥”在开盘后即以50万开始抛售，至逐步落到45万，都是由“恒孚”买进。这时有些黑金店认为“鸿祥”消息灵通，一定是上海行情下落，也就跟着大量抛售，一些游资和小户也都纷纷盲从，大量黄金被“恒孚”吞进。及至黑金店发现上海行情未动，赶紧将所抛之货在市场上补进时，行市又已回升到50万以上。这时，“恒孚”再将所吸进之黄金陆续抛出，将赚到的钱由“鸿祥”和“恒孚”两家瓜分，而受骗和赔钱的是黑金店及小户。 以上仅仅揭示了旧金店经营内幕的一角，其他取巧的手法想来还有许多，由于个人的阅历有限，实难将其一一展现在众人面前。 （天津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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