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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央及地方电视台曾先后播出了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剧中匪首“田大榜”狡猾、残忍、奸诈，令人愤恨。一些读者来信询问：历史上究竟有无田大榜其人？是否真如文艺作品中描述的如许恶贯满盈？现选编介绍“田大榜”的原型——湘西巨匪姚大榜的文章，以飨读者。 一 姚大榜，字必印，号占彪，光绪壬午年（1882年）生于晃县（现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杨家桥的牯牛溪，上过私塾，毕业于贵州铜仁讲武学堂。1950年12月在十家坪偷渡[插图]水时被我堵击淹死河中，时年68岁，为匪50余年。 幼年时的姚大榜浓眉大眼，愣头愣脑，两腿滚圆，两膀粗大，父母疼爱，称为“大膀”。“膀”、“榜”谐音，由此得其名。姚成年后两颧高耸，嘴巴大，嘴唇厚，下巴像把铲子似的朝前凸出，两腮凹进呈猴相，除两颗门牙外，其余均脱光，鹰钩鼻子，两眼充满杀气，几根既长又黑又粗的眉毛，长相十分凶恶。冷天时常穿件长衫，脏得油光发亮，热天着短白布衫、青布衣，脚系布袜套草鞋，戴缎子壳球帽。无事喜欢拿人取笑，特别是喜欢用烟袋烧妇女、青年人后脑勺头发，发出“吱吱”响声，以作取乐。被烧者，不得发气。否则，他就借故生端。由此，人们与他接近也要怕他三分，故伪称“姚老辈子”。 其父姚德钦，母杨氏，均是忠厚老实人家，务农为本，除耕种几十石谷田外，没有做过邪恶之事。其祖辈均如此。姚大榜年幼时，一家七口，除父母外，一个哥哥早先夭折，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留在家里吃斋当老姑娘，一生没嫁，姚大榜年龄最小。自哥哥夭折后，他被视作独子，娇生惯养，少年时期就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是其之能事，家里管他不着。父母为他费尽了心血，开始送他读私塾，识上几个字，看些杂书，好的没学，被那些绿林好汉、老奸巨猾的人所启示，把抢劫杀人者称为“强人”。姚大榜自小便萌发了要做强人的念头，因其不走正路，母亲死后，父亲恨他干这遭世人唾骂的恶事，给祖辈丢脸，打骂也若无其事，后悔不该养这个不孝之子，一气之下疯了，时间不长，也离开人世。 姚大榜16岁时，在贵州铜仁讲武学堂学会一套玩刀弄枪本领，且跑步如飞，登山如同走平地，因其父死后无人管教，便流浪成性。一次，蔡建狗偷了他一头牛，姚大榜知道后，要其退牛，蔡家人多势大，横蛮地讲：“要退，只有拿白鱼崽（意指小刀子）退你。”姚大榜见他们口出狂言，一怒之下用土夹板枪把蔡建狗打死，而后，相邀邻近的姚国安（绰号牙生矮子）和姚本富（外号富林麻子）结结为一伙，并从当时晃县有名的大土匪唐青云（混名唐大王）那里搞到20多条枪，开始了土匪生涯。 起初，姚大榜羽毛未丰，有些胆小，第一次杀人，怕别人找麻烦，便带其枪兵到贵州岑巩县龙鳌、牛场坡等地关羊掳抢，打家劫舍，残害无辜，得了一笔横财，回到牯牛溪，发展为大土匪。为了便于作恶，他把家从离县城不远的牯牛溪搬到湘黔两省交界的偏僻地区——方家屯扎棚居住，此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利于活动。不久，抢来横财颇多，姚便在那里买田置地，由一茅棚扩大到一栋正屋、两栋厢房，又在不远的贵州玉屏县的雾程新修一栋别墅，供霸占来的老婆蒋冠英寄居，而且先后抢了龙氏、黄氏、梁氏和彭氏五个民女，恣意玩弄。其家产由原来的60石田发展到1200多石，掌握有200多名土匪武装，并在新民、学堂坪和张家寨等地开办兵工厂，铸造枪支，成为闻名湘黔边界的大地主、大恶霸、老惯匪。 二 人称姚大榜比狐狸奸，比泥鳅滑，比老虎凶，比蛇蝎毒。他能为匪50余年，在他那团小天地里，自有他的护身符。他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石”。他不允许外人或手下人在方家屯一带为非作歹，若有不轨事态发生，将追查到底。有一次，他手下一吴姓匪兵，在他管辖范围内杀了一个过路商人，外人说是姚大榜干的，他气极了，追查到姓吴的，吓得吴面如土色，全身发抖，当即跪下对姚作揖道：“我真该死！我真该死！请'老辈子’饶命。”姚大榜为了杀鸡儆猴，不再追问，就叫道：“好！你回去吧！”吴以为他大发慈悲，连连磕头，起来转身刚走几步，就随着“啪啪”的枪声倒在血泊里。 离方家屯不远的陈老满家，被贵州匪首潘桥桥抢劫，陈老满告知姚大榜。大年初一，他就带人去把潘桥桥等三人抓来，一面从中大饱私囊，要潘出500块银洋的“辛苦”费给他；一面要潘退还陈家财物。待钱物交清，他又当众人面把三人杀了。附近几个村子，国民党不敢去抽兵派款，青年人被抓兵或遇官司等事，只要给他钱，就可以万事大吉。乡里发生纠纷，不惜重金，酒肉相待，请他这个“老辈子”去“主持公道”，不管输赢，都由他说了算。岩上有一个叫妖婆的，家有万石谷田。一年，她出卖百多石，开始卖给张家湾的一个地主，还未落实，晃县大地主杨宗贵与妖婆关系较深，又背地唆使妖婆将田卖给他。因此，两家发生争执。双方请姚大榜去解决，姚各诈取光洋200块，钱交清，把田解决给张家湾，并当众人说杨从中插手，给杨宗贵几个耳光。从此，姚、杨结下冤仇。 为了笼络人心，掩人耳目，他在晃县、玉玉屏、万山交界的三角地区办了一所玉屏中心学校，自任“校长”，表面上解决附近儿童读书难的问题，不明真相的人，也认为“姚校长”给地方上办了一件好事。实际上，他是以此为据点与各处土匪勾结，坐地分赃。 1918年，姚匪猖狂，龙溪口商号对他产生畏惧，想把他笼络起来以免后患，请他担任晃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则勾结了一些绅士商号的头面人物，又不择手段地向商家要供给，以肥私囊。当大批钱物到手后，姚把人枪全部拉走，与玉屏匪首曹云周合股为匪，驻扎玉屏县城。国民党无奈，进行招安，封姚为湘黔边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的大队长，主持三县治安联防。姚大榜的队伍得以扩大，武器装备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重操旧业。 今玉屏县长岭乡的汪家溪，过去团防局设在此。局长马玉书与姚大榜相互勾结，打家劫舍。有一次密探告知，有10人挑鸦片路过此地，姚与马密商，欲将得来的鸦片均分。便设下埋伏，把鸦片抢了，挑鸦片的10人中有9人被杀。剩下的一人被姚大榜用马刀砍了一刀，滚下田坎，带伤逃脱，到铜仁专署控告，国民党驻铜仁的白师长迅即派队伍来捉拿姚大榜。姚心窍诡秘，猜到定有人来捉他，早已躲藏，队伍扑了一空。无奈，白师长就怪罪局长马玉书管辖此地无方，治理不力，抓去坐牢，并押赴刑场陪斩。姚一口鲸吞抢来的鸦片，马则惊厥瘫痪，成了姚的替罪羊。 1926年，北伐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榜便带其喽啰投奔，被封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师一团一营营长，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 1934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大榜进行招安，委为“晃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次年7月，他又拖枪上山为匪。 1936年初，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过晃县时，就曾给姚大榜去信，告诫他不要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要改邪归正，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姚不听劝阻，相反还大量屠杀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和靠拢红军的群众，如新合乡农民广志桥因给红军带路，被其活活逼死。 国民党政府数次对姚招安，还把他掌握的匪伙进行收编，而他服招不服调，反反复复，屡招屡叛。因此，国民党政府对他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1940年8月，国民党政府对姚大榜采取清剿，派陆军独立一旅三团前往。一次，清剿队得知姚从万山抢来一民女，在雾城过夜，迅即派了一连人星夜兼程，赶去捉拿。昏暗的油灯下，姚正与这女子打牌，捉拿队伍靠近屋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房子给包围了。姚大榜听外面有响声，知道事情不妙，吹熄灯，推开那女子，掏出枪，迅即爬上屋顶，凭着能在瓦屋上奔跑无声的轻功避险，并将一床烂棉絮捆成一个大包裹，往房子另一头扔去。围房子的队伍，看见有个黑影从屋上掉下来，以为是姚大榜逃跑，叫喊“抓活的、抓活的”，都往黑影扑去。趁慌乱之际，姚大榜又从屋上另一头纵身一跳，待士兵们从这边扑来，他已溜之乎也。这时连长才知道中了姚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 一天，下着毛毛细雨，清剿队得报姚大榜已回到家里，天亮来到姚大榜寨前。早已起床的姚大榜一看情况不好，顺手捞一顶斗笠，披上蓑衣，把两支快慢机放在装满粪水的粪桶里，装扮一老农，挑着粪桶就往外走。没走多远，带队队长抓住他问：“老头，姚大榜在家吗？”姚大榜装着老老实实的样子，一换肩，粪水就往外溅，污了队长的裤子，队长后退一步，又问姚大榜在哪里？他用手指着一房间道：“他刚起床，正在抽大烟哩。”部队迅即围拢去，将房子层层围住。姚大榜过了两根田埂，把粪桶一扔，掏出两支快慢机，逃之夭夭。部队把他家里一搜，只见他的几个老婆和崽女。队长问其老婆，姚大榜在哪里？他老婆说：“刚才挑粪的不是吗？”队长指着士兵喊：“还不赶快给我追。”可为时晚矣。清剿队伍几经追剿，几经扑空，一怒之下，抓去了他的老婆、崽女，将他抢劫得来的金银财物8担多全部挑光。此后，姚更加警惕，每晚睡觉总是把香捆在手指或脚趾上，作为他的警报器。待香烫手时，又另换一个地方，往往一夜间转移数处。这便是他为匪的传家宝。 1942年秋，晃县爆发了“黔东事变”。组织者之一晃县“同善社”社长秦宗炳（又名秦良善，绰号善人）先后联络玉屏罗殿卿、马和林及晃县姚大榜等人，一同举事。姚是同善社的“天恩”，驻晃县酒店塘矿警队长，掌握人枪百余，弹药居多。但姚爱财如命，假意与秦共事，向秦索取大量金钱。晃县敦厚堂药店老板吴敦明是秦的女婿，家有万贯，秦以之为靠山，让吴先付给姚4万元，以作军费。姚表面答应祭旗出兵，暗地要玉屏县县长李世家于祭旗之夜出兵镇压。李暗示黄道乡乡长刘元藻率领壮丁事先埋伏，计划于8月23日，姚大榜、罗殿卿、马和林、黄尚明带其队伍在玉屏县黄道乡鸡婆田杀猪祭旗，开始行动。姚心怀鬼胎，趁祭旗时说：“此旗经高人勒赐，法力无边，能避枪炮，我乃试之。”说罢，拔出手枪，对旗而射，连打三枪，将旗击碎，并说“此乃骗局，吾不信也”，将其队伍撤出。刘元藻之伏兵即向罗、马、黄的队伍进行包围扫射，未经半小时战斗，罗、马、黄之队伍被冲散，各奔山头。秦宗炳催姚大榜出兵，姚向秦索款不休，先后共计7万余元，却仍然不出兵。秦发现姚的阴谋，仰天长叹，投河自尽。 国民党禁止纱布走私，不准湖南纱布运往贵州，这损害了龙溪口各商号的利益，他们暗地寻找靠山，给姚送去大批钱物，要姚带人押帮。而狡猾如狐、贪婪如狼的姚大榜，采取更阴险的手段，多次押帮抢帮。一次，姚带人押运一船纱布往玉屏，天黑到达小地（地名）住宿。半夜，姚又另派手下一伙人把纱布抢了，嫁祸于人，并抓来一些与之毫无牵连的装卸工，硬说是他们所为，当货主面，将他们全杀了，以消货主之恨。此类事屡见不鲜。 姚大榜杀人越货，血债累累，遇人不免产生疑惧心理，恐遭不测。他的双枪总是放在衣袋里，与人说话时也手不离枪。某日与一客商在一店内谈话，对方由于感冒，打了个喷嚏，伸手到口袋里取手帕，而姚则以为他心怀不轨，顿时掏枪将其击倒在地。其他人拥进店，问其事端，他气愤地说：“你们不看，他的手在口袋里掏枪，我不打死他，他必打死我。”众人扶起死者，抽出衣袋内的手，捏着一张手帕，无不为之愕然。甚至吃饭时，姚也端着饭碗蹲在屋角，靠近无人过往的地方，以防万一。 姚大榜年过花甲后，仍能步履如飞。有一次他和随从数人从芷江回晃县途中，看见一条狗在前面跑，便问随从，谁能前去把狗抓来，随从们个个摇头。姚见罢，卷起衣袖，三步并两步地赶向前去，一会儿就将狗抓回，旁人见了惊愕不已。 三 在晃县，有一人使姚大榜大伤脑筋，即黄埔军校一期生，任过国民党正规部队团长、旅长的晃县大湾罗毛溪人张本清（又名张文英，外号张老虎或张大炮）。早年，张得到蒋介石的器重，曾任蒋的警卫团团长，后因联名反蒋，遭到蒋的遗弃，回到家乡晃县，担任省参议员。他在晃县参议会第一届一次会议上说：“我不允许恶势力发展，我要保境安民，最低限度上至鲇鱼铺（酒店塘），下至门楼坳，即在晃县境内，我不允许土匪们作乱。谁要作乱，我就杀了谁。”由此，晃县土匪一时不敢放肆，匪势没有多大发展。对张本清，县府官员、地方绅士都不敢得罪他，其势力之大，令人生畏。 姚大榜视张本清如眼中钉，但不敢在虎口拔牙，表面上还是和睦相处。1939年，他们联合击败了经营晃县酒店塘汞矿的张平刚，合伙经营汞矿，来往甚密。不久，姚因在晃县为匪作恶，又支持龙溪口商号纱布走私，遭国民党独立团的围剿。姚虽化装逃脱，但他全家被抓入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姚请张本清出面说情。独立团得罪姚大榜，可得罪不了张本清。张以他的威望和能量，救了姚一家大小。此后，姚多次宴请，感谢张本清，并口口声声对张说：“张旅长，多亏你的搭救，我今生来世也不忘你的救命之恩。”张本清开玩笑说：“杀人算你的，打官司算我的。”姚大榜回答：“我杀了人，就是打赢官司，我的比你的快。”两人同欢而散。过后不久，二人共同经营汞矿因瓜分不匀，姚派姚锡昌当汞矿管办，而张本清又派一秀山人杨洪当管办，姚大榜暗地将杨洪杀了，开始埋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张本清因要娶其堂妹张善芝（又叫张学英）为妻，其前妻郭顺清愤而出走。张之举被其家族视为败坏家规门风，遭到家族的责骂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对此，姚大榜也进行讽刺。在姚、张二人参加的一个宴会上，姚针对张娶其堂妹之事，当着众人说：“牛栏立在田坎上，粪水不落外人田。”张面红耳赤，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心里忌恨着姚大榜。又有胡积善（又名胡惠卿）从中挑拨，使姚、张二人矛盾更加激化。 张回晃县后，为发其家业，在龙溪口开了一家本善公司。公司占用了江西帮的房子，江西帮要求归还，张不允。张大量收购桐油等产品，生意兴隆，加上经营龙溪口码头，大肆征收码头税，夺了江西帮等各商号之财。江西帮对张怀恨在心，决意除掉张本清。可谁来干此事呢？姚大榜爱财如命，早为他们所掌握，是最合适的人选。江西帮不惜重金，暗给姚送去白纱布数十匹、银圆数千块。芷江匪首杨永清趁火打劫，极力支持姚大榜剪除张本清，并为他出谋划策。 1949年农历二月十四日，正逢龙溪口赶场，人多拥挤，姚大榜派了手下得力亲信、分队长吴玉清（外号叫吴麻子或斗鸡麻子，其人在张本清手下做过事，后暗投姚大榜），带吴本军、吴本众、姚应林以及姚大榜的舅佬龙永安、彭秀才等人化装潜入龙溪口。姚大榜还派人在进出龙溪口的必经之地——杨家桥的土地坳、龙溪口的坳上等地接应。没过多久，张本清带着一个警卫到江西街。张指使警卫去办事，自己一人来到斌星街口小摊买烟时，等候在这里的吴玉清，向前喊道：“张旅长，你买烟。”张刚回头，身着长袍的吴玉清，从内肘下拔出枪对准张的太阳穴就是一枪，紧接着又窜出两个随从，在张的后脑勺和腰部又各开一枪，张顿时毙命。随即街上一片混乱，吵吵嚷嚷，人群中叫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吴玉清等人趁混乱，慌忙逃脱。张本清——姚大榜的救命恩人，就这样死在姚大榜的手下。 张一死，姚大榜实现了称霸晃县的美梦。不久，在一些绅士、商人的簇拥下，姚带其匪部进驻龙溪口，以壮声威，随即成立晃县保安第二团，自任团长，并兼晃县治安委员会副主任、晃县警备第一大队长。一俟地位巩固，姚这个狡诈阴险的老狐狸，转而又向跟随他多年的亲信吴玉清、姚国安开刀。吴受姚大榜的指使，带人刺杀了张本清，排除了姚心头之患，可算是立了一大功，可他不曾想到，正是为了这个招来杀身之祸。姚借吴之手刺杀张后，心里时刻思忖着吴玉清连他的顶头上司张本清也敢杀，说不定迟早自己也会遭他毒手，此人不除终为后患，便借吴占人妻女之罪名将他杀了。姚国安因在外抢了别人的东西，也被当着众匪枪杀在玉屏的白马山。真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四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进入晃县剿匪，敲响了土匪们的丧钟。在解放军的追剿下，土匪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然而，为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湘西，芷江警备司令、“复兴楚汉宫”的双龙头杨永清于1949年8月、10月先后两次窜到晃县同姚大榜策划，扩大“楚汉帮会”，发展其匪势，姚以晃县“楚汉帮”龙头大爷、开山主之身份相迎。杨、姚二匪密谋拼凑“芷晃剿共游击总队”，姚任副总指挥，率其匪部隐藏在贵州玉屏的樟寨，以及玉屏、万山和晃县的交界地——六龙山，伺机反扑。 在此之时，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对姚进行政治争取，利用进步人士、晃中教员胡秀琰（姚是胡的救命恩人）去劝其投诚，要其认清形势，靠拢人民。姚也看到不利处境，曾有过回心转意的打算。一次，经做工作，姚愿意吃罢早饭就动身下山，抬他的滑竿也准备好了。因姚素来爱吃鲤鱼，村里人的鲤鱼都要送给他。正在这时，一乡里人给姚送来两条活鲤鱼，每条约有二三斤重。送鱼人喊：“姚公，鲤鱼！”狡诈多疑的姚大榜，一见到鲤鱼，脸色突变：“妈的，鲤鱼上钩，歹的兆头。去不得，去不得。”就这样，他对解放军的政治争取和多次派人劝说均加以拒绝。其长子姚应科曾就读于贵阳大学，接受进步思想，看到解放军进入湘西以来，各地土匪纷纷落网，数次劝说姚不要再干下去了，放下武器，以求人民的宽大处理。而刚愎自用的姚大榜，谁也说服不了他，相反，劝说之人还会遭殃。姚大榜见姚应科数次规劝，眉毛一竖，瞪圆双眼，露出杀人魔王的狰狞面目，大骂姚应科是逆子，说：“虎毒不食子，今天我就吃了你。”姚掏枪便打姚应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旁一喽啰忙抬高姚握枪之手，“叭”的一声，子弹朝天飞去，而姚应科一看势头不对，慌忙逃命。此后，父子分道扬镳。姚应科暗地将国民党晃县县党部给姚大榜的24条大小枪支交给解放军，到贵州任教去了。 1950年春，姚大榜趁人民解放军驻晃部队主力往怀化支援中心区重点剿匪之机，联合肖宗淮、蒲老翠、杨国政等匪首率匪众600多人攻打晃县县城，被解放军四一九团副团长王满昌率领守城部队击溃。 1950年秋，姚主要活动在玉屏的板山、黑岩场等地。有一次，县大队抓到一名叫黄东生的土匪，黄供出姚的藏身处，并带路去捉拿。县大队会同民兵百多人连夜奔袭，赶到那里才得知姚头一天率部从酒店塘过河，又逃往扶罗、新寨、凉伞等地。 8月30日，湘黔边界5000多名土匪蚁集凉伞，姚身任“湘黔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妄图在凉伞（土匪称为小台湾）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乌合之众，哪经得住解放军一击。“雪凉合围”一役，数千名土匪被擒被歼，姚从驻地新寨的龙寨带匪逃往壕庆湾。解放军勇追穷寇。壕庆湾一战，姚的人马几乎丧尽，家当输光。他的儿子，匪营长、机枪射手姚应金被击毙。姚的老婆彭氏和女婿杨宗振、舅佬龙永安等被活捉，姚仅带几十名匪徒临阵逃脱，窜往中寨，后过禾滩，逃到波洲上面的十家坪，在此又集结了一些散匪，妄图在此偷渡[插图]水河，回到六龙山老巢继续作恶。由于解放军和地方部队跟踪追剿，土匪疲于奔命，日夜溃逃，几天没吃上东西，一个个狼狈不堪。12月25日，土匪逃到十家坪的当晚，姚召开匪支队长、连长以上紧急会议，商讨下一步对策。声嘶力竭地在会上说：“我们好坏、死活就在这一夜，如能过河到六龙山，就有安身之所，大家要同心协力，成败就在此一举。”说罢，预感到末日来临，威风一世的姚大榜，从眼角里掉下串串泪珠。 土匪们按吩咐作渡河准备，晚12点开始偷渡。姚渡河的消息事先已被我方得知，在中共晃县县委书记杨建培的指挥下，十家坪的河对岸埋伏了堵截姚的部队和民兵。当两船土匪渡到河中时，堵截的队伍开枪射击时，船上的土匪慌作一团。一只船掉头回逃，姚乘的那只船被踩翻，船上的人都掉入河里。第二天，民兵从河里打捞出十多具尸体，其中，有一尸体上还挎着一支快慢机，经辨认，此人就是姚大榜，是被淹死的。 姚大榜一死，标志着晃县百年匪患的清除。人们知道姚大榜淹死的消息后，都奔走相告，喜形于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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