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原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回忆： 原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早年曾经亲手盗窃过一套极机密的中国军用地图。后来复制若干份并下发到各部队，给侵华日军的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这是一套在抗战史上，作用被严重低估的重要军用地图。 如果说这套地图直接影响了整个抗战战局，一点也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当时没有这套地图，日军的进攻就会大打折扣。 正如宫崎所言，如果没有这套地图，在辽阔的中国战场上，日寇就会因为不熟悉地形，如同盲人摸象而“吃大亏”。 可恨的是：这一套在当时作为国家极机密的重要军事地图，却被冈村宁次浑水摸鱼偷走了。  参加武汉会战的日军，如何获得中国极机密的军用地图？武汉会战期间，不少从各地转战到此参加会战的中国军队，由于地形不熟，且缺乏精密的军用地图，给作战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与之相反，日寇反而似乎对当地地形很熟悉。 这些日本军队，他们大多也是初次到武汉地区作战。他们为什么能对地形熟悉？难道他们手中有中国的军用地图？ 后来才知道，这些鬼子，他们手中真的就有当时中国最机密的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 当时，中国最详细的军用地图，就是五万分之一的比例地图，这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回国后测绘制作而成。 原来，日军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在其参谋本部设立了陆地测量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振武学校也开设了军事测绘课程。学生能够系统学习测绘知识与技能。日本因此成为最早掌握西方近代测绘技术的东方国家。 同时，这也为中国留日学生学习测绘技术提供了可能。 日本还派出了大量的间谍，企图盗绘中国兵要地图。但他们并没有能够获取详细的中国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 20世纪初叶，部分晚清到日本军事留学的学生，学习了陆地测量的技术，回国后，他们测绘制作了五万分之一地图，其绘图方式，和日本军用地图完全相同。 在当时，测绘制作这些地图非常不容易。这套地图上，小河、村庄、小山包等，都会标注得一清二楚，中国各地得到这些地图后，都极为重视，作为“极机密文件”保管，严禁出售，因此极为难得。
那么问题来了，侵华日军手中的中国军用地图，究竟从何而来？ 这成了抗战期间的一件疑案。  冈村宁次不打自招：这都是我偷的！是我本人亲自下的手！抗战胜利后，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被国民党方面“无罪释放”，回日本后，冈村宁次写了一本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沾沾自喜地描述了自己当初秘密窃取中国军用地图的经过。他说：
冈村宁次，出生于1884年5月15日。侵华日军战犯。他先后担任日军驻华北方面军最高司令长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等职。他提出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指挥日军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对中国华北地区的平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 就是这样一位罪行累累的战犯，后来居然被国民党方面“无罪释放”，回到了日本。 回到日本后，他并没有认真反思自己的侵略罪行，反而写了一本回忆录，为自己的侵略罪行辩护。同时，他还经常在回忆录中沾沾自喜地描述自己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并以此为荣。 他在战败率部投降后，本已经做好了接受中国人民审判的思想准备。但最终居然没有被认定为战犯，连他自己都感到喜出望外，他的罪行没有被追究，后来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这样一个曾经蹂躏我中华大地的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官、罪大恶极的战犯，日本军国主义首要分子之一，一生与中国人民为敌。他在青壮年时期，就多次潜入中国内陆，偷窃军事要地资料，为日后侵华战争作准备。 这期间，他亲手偷窃了我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机密地图。这是他在中国从事间谍工作中手段最为卑鄙、恶劣的一次。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得手的？  冈村宁次浑水摸鱼、秘密窃取机密地图，成为疑案。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和蒋介石翻脸，孙传芳率军坐镇九江，指挥全局，指挥部设置在“江新号”轮船上。 冈村宁次当时担任日军参谋部的驻华武官，从事谍报工作，刺探中国军情，为将来的侵华战争做准备。 他处心积虑，派遣了一些军事间谍，到当时的中国地方军阀部队中充当军事顾问，出谋划策，挑动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 而冈村宁次自己，俨然成了战争的总导演，想打就打，想停就停。通过这种方法，检验中国军队的实际战斗能力，为将来与中国全面开战做准备。 冈村宁次设法获得了孙传芳的信任，担任孙传芳的特别军事顾问。 当时，孙传芳部有一组中国华中地区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军事地图，那这是孙传芳为进取湖北，击垮北伐军而准备，视为珍宝。 冈村宁次虽然被孙传芳奉为上宾，但却从来没有能亲手接触到这些地图。 1926年北伐军取得两湖战场胜利后，蒋介石派出部队攻打南昌。 孙传芳施计，把部队布置在南昌周围，城中只留少数部队，反包围北伐军，造成攻城部队损失惨重。 蒋介石听到失败的消息，急怒攻心，亲自靠前指挥。 当时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北伐军应集中全力，合力破敌。 1926年9月12日，蒋介石亲临南昌城下督战。 进攻部队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织攻城。廖新甲、文志文、张汉章三个团长和数百名官兵牺牲。南昌城因此岌岌可危。  冈村宁次留在孙传芳身边，根本没有安什么好心。他早就在打机密军用地图的主意。 现在，他看到孙传芳即将败退，感到从中浑水摸鱼的大好机会来了！ 这天，孙传芳站在军事地图前面，苦苦思索如何化解南昌危局？副官来报：
孙传芳病急乱投医，说：
冈村宁次心中窃喜，他不动声色，点头说：
孙传芳犹豫了半天，说：
冈村宁次回答：
冈村宁次到了南昌之后，得到了地图，并帮助守军制定了作战指导方针、计划。 在此期间，他认真研究了这一套军用地图。心中暗暗打算：一定要找机会把这份地图偷走！据他后来回忆：
由于他身边有中国士兵跟随，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溜走，而且当时周围并没有日本军队，所以他只好又回到九江孙传芳的司令部后，将地图归还孙传芳。  恰在此时，战局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孙传芳本着“安全、方便”的原则，把他的指挥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 在指挥部轮船旁边，又有一艘“江永号”轮船，上面满载着枪支弹药和各类军用物资。 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兵锋逼近九江。 中共九江市委探明情况，派出便衣队，游泳登上了“江永号”轮船并放火。 由于船上有弹药，大火引发大爆炸，“江永号”沉没了。 孙传芳大惊失色，束手无策，急忙下令“江新号”向下游逃跑。 北岸的北伐军向“江新号”猛烈开炮，炮弹击中了甲板，顿时滚滚浓烟。 孙传芳面如土色，慌慌张张准备顺流逃跑。 冈村宁次见时机已到，趁混乱没人注意，潜入作战室，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包好，揣在怀里，之后请求孙传芳允许他上岸。 孙传芳心乱如麻，他自顾不暇，此时日本顾问要走，他也就答应了。也没有对冈村宁次随身物品进行检查。 之后，孙传芳的主力被北伐军击溃，从此一蹶不振。 至于在混乱之中，机密军用地图为何会遗失？还是被谁偷走？孙传芳无法查证，成为一件疑案。  冈村宁次把军用地图打包，乘一条小船，狼狈不堪逃到日军军舰上。当时，为“保护”九江租界，日军第一分遣舰队的旗舰“安宅号”停靠在附近。 （“安宅号”是日本专为在中国长江和沿海水域执行任务设计的航海炮舰，日军战败后，被美军接收，后移交给中国海军）。  上图：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参谋长曾以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凯德等合影，背景是刚接收的“安宅号”炮舰。 冈村宁次丢弃了所有的随身物品，只把这套军用地图打包带走。 他换上一身中国衣服，乘着一条小舢板，非常狼狈地把船划到了“安宅号”的旁边，然后大声用日语呼喊，请求上船。 这是一起典型的秘密窃取中国机密文件的重大犯罪案件。 冈村宁次在乱军之中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利用孙传芳对他的信任，亲自当小偷，之后又把偷来的地图用于侵华战争，其行为性质十分卑鄙恶劣。 这份机密地图，在后来的武汉会战、南昌会战、襄东会战、赣湘会战等重大战役中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8年6月，冈村宁次任“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日军进攻武汉，他的指挥所就是用的这一套军用地图。  由于有这份地图的存在，给日军的作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描写到这一节时，也是洋洋得意。他回忆说：
之后，冈村宁次回到了日本。把那份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军事地图交给了日军参谋本部，获得了秘密巨额奖金。 抗战爆发之后，那份地图被印制了若干份，下发到日军各部队，给日军的作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冈村宁次为何不打自招？一是出于炫耀心理。 冈村宁次眼光极其老辣长远，他的智商极高，城府极深，极其圆滑，由于被无罪释放，因此对其战争罪行，他丝毫不知悔悟。  在他的回忆录中，通篇都是美化侵略战争的内容。炫耀日军所谓的“百战百胜”。同时对侵略罪行、日军的暴行进行辩护，故意扭曲历史事实。通篇充满了对战败的沮丧，却看不到对中国军民的忏悔。 因此，他对偷了当时机密的中国军用地图，为侵略战争“立了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二是出于“委屈”心理。 由于当时测绘能力和条件所限，这一套军用地图并不十分完美。其中有不少错漏之处，尤其在远离交通线的地区，错误之处更多，这就给日军作战带来了一些误导，日军作战部队对此牢骚满腹，冈村宁次感到很“委屈”。据宫崎周一回忆：
冈村宁次自己也说：
由于冈村宁次在“安宅号”船上，并没有透露他盗窃了中国极机密军用地图的情况。加之当时他慌忙逃跑的情况实在很狼狈，曾经受到近藤参谋的嘲笑。对此他也十分“委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