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先生前几天在香港和李纯恩餐叙时合影。
一
遥想三十多年前在内陆初遇董桥文字，阅读中体会到的种种新鲜、感叹与冲撞至今记忆犹新。新千年之后经由香港牛津版文集开始阅读董桥的年轻人，不容易理解我们那一代读者读北京三联1991年版《乡愁的理念》时的惊喜心情，更难理解1989年读罢《读书》杂志上柳苏（罗孚）那篇《你一定要看董桥》后我们内心深处受到的震动。那之后多家出版社争相印行的董桥文集，带给我们的何止是中文之美的文体新风景，更是关乎观念、视野、品位与趣味的文化新时空。
从港版《双城杂笔》（1977）算起，董桥文字在中文世界的出版史与传播史，迄今已有四十五年。对此我愿意以如下方式概述：明报、“明月”等曾开设董桥作品专栏的报刊，四十四种繁体初版文集，两岸三地近百种或简或繁的重印本、选编本以及墨迹和展览图录，加上他的文玩图书藏品与书法作品，再加上他本人坚决拒绝重印的几种译著……，上述种种共同构成了一个“董桥的世界”。这个“世界”如此精彩与多彩，竟在几代读者阅读史上开辟出了不同方向的“主题”：在文学界，是课题；在传播界，是论题；在收藏界，是谜题；在普通读者那里，是从不缺席的话题；而不知何时何地，又会成为问题。换句话说，“董桥的世界”近几十年间在中文世界点燃了几种至今未熄的热情：阅读的热情、讨论的热情与收藏的热情。
当然还有出版的热情。算起来董先生少说写了也有两千五百篇左右的散文随笔了。这些文字，因为读者喜欢，各路出版家的出书热情随之持续高涨；因为读者喜欢，各路编者们的选编热情也此起彼伏地活跃起来。而我，资深读者、学习者之外，“董桥的世界”中我的另一重身份正是“董桥文字选编者”。截止今日我编过四种董桥文集，有两种早已问世：《旧时月色》与《董桥七十》。另有两种时运不佳，出版的可能性早降为零。尽管成功率只有五成，但是已经印行的两种董书都曾经卖得很好。如此这般的事实再次印证了那句流传了几千年的名句：“书籍自有其命运”。
二
2001年8月我去香港拜见董桥之前，已经熟读了他的文集内陆诸版本，包括北京三联的《乡愁的理念》《这一代的事》，广东花城的《跟中国的梦赛跑》，浙江文艺的《董桥散文》，四川文艺的《董桥文录》，辽宁教育的《书城黄昏即事》，湖北人民的《人间书》，天津百花的《董桥小品》，广东人民的《董桥书房美文》等等。
董先生在位于香港中环士丹利街的陆羽茶室请我午茶时，我壮着胆子说：董先生散文1991年进入内陆后，先后有十一个出版社出版了各种选本；读者在呼吁出版精编精装本。我又说，董先生即将进入花甲之年，正该出版一套新编的文集表示祝贺。当然我不会忘记说，我想编这样一套文集，希望董先生允准。
董先生竟然同意了。
找好了出版社，确定了“类编”体例，我即大张旗鼓地开始选编，为此还专门买了一台复印机以在家中“共襄盛举”。当时设想要编入董先生此前发表的所有文章，按类分卷，每卷单独命名。如此，则有五分之一内容在内陆是第一次同读者见面，而如此规模的董桥散文一次性推出，当时在内陆亦绝无先例。
分类编选董桥散文，我并不是第一个尝试者，陈子善先生早已经做过了，台湾和香港都出过分类选本。我只不过“选”的胃口更大一些，尽量“选上”而不是“选掉”。然而给董桥文章分类很难。他当初落笔既不是为日后别人能够顺利分类而写，文章的内容于是时而似游龙奔走，难见首尾，时而若蜻蜓点水，痕迹顿消，全凭他一时的文思与一己的品味而定。林文月教授早已发过类似的感慨。她在《董桥其人其文》中说，“有些文章原本是在谈论时政或人物的，忽焉笔锋一转而成为语文的问题，足见分类之不易”；又说“董桥文内每言为文之难，我看他分类也曾遭遇困难的样子”。既然如此，我只好撇开既定的文体概念,转而向新闻写作中的“五个w”寻求帮助：我首先辨识出某篇文章中哪个W更重要或最重要，进而判断董先生写此文的真正用意究竟何在。举例说来，若用意在人，文章即归入“人物卷”；用意在事，则归入“时事卷”。
这套拥有十二卷之多的“董桥散文类编”2002年上半年编定，几百幅插图也已拍摄完成，原计划年底一次性隆重推出，但最终因出版社原因未能出版。二十年过去，旧事重提，当然不是要追责索赔。我只是想分享此次“大规模的失败”给我带来的两大收获：其一，我发现董先生的文章对于喜欢编选文集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他的文章以单篇为主，文章既短，内容由博返约，自成世界，质量、产量又都很高，编织起来可以有无数组合方式，为独辟蹊径提供了足够的创意空间。我甚至觉得自己患上了“分类编选综合症”——从那之后，每次读董先生新书新文章，我总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新编法”。其二，没有这次的“出师不利”，也就没有《旧时月色》的再战告捷。
三
如果不是南京张昌华先生编著了那本《他们给我写过信》（商务印书馆，2020），我都不知道董桥先生和他通过那么多封信，其中有几封还提到我。
应该是1998年，当时还在江苏文艺出版社供职的张昌华，写信给在香港一间大学工作的董桥，希望能出版他的散文集。董先生当时正在给《明报》写“英华沉浮录”专栏，每天一篇，吸粉无数，明窗出版社的“英华”小集也一册接一册地出，都出到第九册了。昌华先生显然是想抢先出版《英华沉浮录》。董先生在1998年6月12日给张昌华的信中说，他刚结束了大学的工作，有了新的岗位。又说：“我的书在内陆先后出了好几种，不想再炒冷饭了。《英华沉浮录》十册是我两年里（1996-1998）的专栏文章结集，但版权归明报出版社处理……。”（《他们给我写过信》，第348页）
岁月匆匆，转眼新千年都已经过了，张昌华要出董桥散文的念头还在，他不仅继续写信，而且不断寄书。2001年秋天，他给董先生寄去了《苏雪林散文》，又写信希望能新编一本董桥散文集。董先生10月4日回信说：”苏老师的文章正可重温，高兴极了。“然后他笔锋一转：“编我的散文集一事，国内出得很乱，我请深圳胡洪侠兄代我处理，由他视情况斟酌。我不想在国内乱出太多书也。”
当时我正在编那套十二卷本的《董桥散文类编》，董先生把张昌华组的书稿交给我编，肯定是考虑到当时他已发表的所有文章我都很熟悉，编起来顺手省力。我看了江苏文艺社的“设想”，觉得除了作者版税太低、编者稿酬更低得不象话之外，其他也没什么难的，就痛痛快快应承下来。能为董先生编本书在内陆出版，我只觉荣幸，哪里还管什么千字几块钱的编者稿酬？
董先生曾对出版社特别谈到文章删节一事。“我只要求要删的最好全篇删去不用，”他说，“千万不要删文中字句而若无其事的照登文章。”类似的要求他也和我讲过，实话说，我做不到，出版社也做不到。如果全按董先生要求做，或整篇全删，或一字不删，那这本书哪里还编得成？“旧时月色”岂不成了“年年云遮月”？
我受董先生委托编的他那本文集最后定名《旧时月色》，2003年10月出版。编这本书时，我翻遍了当时能见到的繁简版本，研究了陈子善老师业已编印上市的董文“全编”、“选编”、”类编“等各种编法，迟迟拿不准究竟如何才能编出新意。某日忽然想到，董先生文章中多写“亲历、亲见、亲闻”之事，很多段落乃至整篇都称得上是”自传“文字。既如此，何不依他求学、工作的地点为序，编织出一幅“自传”风景出来？他写作时笔随意转，辞由情牵，不会按时间先后与地点变换顺序去写。可是，文章编排时却可以空间转换为序，再适当考虑时间早晚，待出版之后，读者倘若能从头读到尾，那么，书中所选的百馀篇文章，也就成了时空交替之下董先生读、译、编、写生涯中连续呈现的一百多个片段。将此百馀片段纵横相连，读者不仅可读其美文，同时也能略知其人了。于是，书分五辑，依次为南洋、台湾、伦敦、香港与内陆，共选文116篇，始自《旧日红》，终自《冬安》。董先生欣然同意我这样的编法，称赞说“很有新意“。有一次他还特意转达广州王贵忱老先生的一句赞赏的话，具体内容我却忘了。
此书出版第二个月即加印，一共印了多少次，准确印数是多少，我不知道，董先生也不知道。五年合同到期后，出版社想续签，董先生不同意。《旧时月色》出版后，董先生又写新文章无数，其中”自传指数“比较高的篇章比比皆是。我一直想新编一个《旧时月色》增订本，2011年甚至还和当时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做编辑的曹凌志筹划过此事，无奈董先生还是不同意。此书出了近二十年了，《旧时月色》果然真成了旧时月色了。
四
2002年立秋前三日董先生为《董桥散文类编》写了篇小序，开头即说“匆匆六十”。2011年11月12日我为《董桥七十》写编书“缘起”时，第一句说的是“董桥先生忽然七十岁了”。朋友曾经问我，七十就是七十，“忽然”什么？我说，编书“贺花甲”未遂，久久才将此事放下，某日香港席间得知董先生即将迎来古稀之年，我不由得顿生“忽然”之感。
这次编《董桥七十》，我追求的是以“详今略古”的原则，营造出“七十自述”的格局，所以只选念事忆人、述己怀旧的文字，而他写父执、写师友、写同辈的文字最合我编选此书的旨趣，因为“他传往往是自传”。借编书之际重读董先生文章，是一件有双重快乐的事：其一，重温即重逢，有叙旧之乐；其二，再读如初读，得意外之喜。我因此更加明白董先生的文章何以能让编者产生不尽的乐趣，那是因为太多的篇目经得起一读再读。
我先是在当时行世的董著三十三种初版本中选出一百零二篇，然后前瞻后顾，左掂右量，最终删减成七十篇。每一种书都有文章入选，唯在《从前》《故事》《今朝风日好》《橄榄香》等几种书中多选了几篇而已。
五
新冠汹汹，疫情误事，所误之一，即是耽误了《董桥八十》的编选。这些年香港去得少，去年忽然想起董先生八十大寿将至，《董桥八十》该启动了，遂邮件与他协商。他轻描淡写地说：来不及了；八十已过，都八十一了。
前些天我的“董桥文章编选综合症”又犯了。忽然想到，疫情当前，交流不便，虽然出书难，卖书更难，《董桥八十》可以暂缓，但目录却不可以不编。《董桥七十》出版后，董先生新书又出了至少十一种，有退休前的文集，更有退休后的“专著”（《读胡适》《文林回想录》）。我因此又有了新的编选思路了：：这次不再盯着那些“自传”文字了；《董桥八十》，我会把选文重点放在董先生图书文玩书画收藏上。余英时先生《题〈董桥七十〉·其四》：“古物图书爱若痴，斯文一线此中垂。只缘举世无真赏，半解乡愁半护持。”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一定在今年内编出一份表达“这个意思”的《董桥八十·目录》来。至于新书是否真地能印出来，我就不管了。
我甚至想，大数据、云计算统治下的多屏阅读时代，编书这件事情可能变得更简单：把“目录”编出来其实就可以了，读者大可“按图索骥”自己制作出独一无二的文集。如此一来，今后目录学和编辑学都增加了一个新的研究品种，即“无书籍之目录”。这样的目录，既像未完成的非虚构作品，又像是已经完成的虚构作品。和书籍“分手”后独立存世的目录，因失去了检索功能而凭空增添了文学价值，甚至挤进了文学作品行列也未可知。
这是我编选董桥文集悟出的最新道理。董先生的文章就是如此好玩，就看你能想出什么样的玩法。我甚至都做好编选《董桥九十》的准备了。有诗为证：“赢得从心足自豪，韩潮苏海正滔滔。吾胸未尽吟诗性，留待十年再濡毫。”（余英时《题〈董桥七十〉·其七》【原载《明月湾区·读董桥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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