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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香港发动了进攻，形势异常危急。当时一些党政军要人及文化、经济界名流如宋庆龄、宋霭龄、何香凝、陈济棠、柳亚子、茅盾、胡政之、陈寅恪等都寄居于此，为避免他们落入敌手，重庆国民政府专门派出飞机到港抢运营救。 12月10日，由香港起飞的最后一架飞机飞抵重庆，《大公报》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社长胡政之，谁知根本没见胡和其他要人、名流的踪影，只看到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夫人、女儿、老妈子以及大批的箱笼和几条洋狗。此事被媒体曝光，随即在全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便是中国抗战史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飞机洋狗事件”。 《大公报》披露“飞机洋狗事件” 首先披露这一事件的是《大公报》。  公开披露“飞机洋狗事件”的《大公报》主笔王芸生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其实当日并未到机场，他听了接机人员汇报后十分气愤，又过了多日，仍无胡政之消息。恰巧这时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一个“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于是便借题发挥，写了一篇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披露此事： 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 众所周知，《大公报》自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以后，秉承“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宗旨，很快便在强手如林的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舆论界的一大重镇和一面旗帜。王芸生是1929年加入《大公报》的，他把“为国人代言，为民众请命”作为座右铭，写了许多掷地有声的政论文章，所以他的这篇社评一见报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 当时国民党宣传部门对报刊媒体控制甚严，对于《大公报》如何躲过新闻检查将此事捅出，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有着详细记载：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今日在报端著一文，题曰《拥护政治修明案》（因九中全会昨日之决议案中有一案，其案题标有修明政治字样），题中主旨在抨击孔庸之（孔祥熙）……午后九中全会开会时，有人询予何故未将该文检扣。予即席声明，该文一部分原经检查机关删扣，该报故意违检，仍将被删之部分刊出。但予决不主张因是而停该报（检查局有罚其停刊数日之拟议）云云。 从这些零星史料的字里行间，我们也可窥得一点历史的信息：一直被妖魔化的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看来也不过如此。 社评引发“倒孔运动”  孔祥熙夫妇 社评一经发表，各地报纸相继转载，舆论大哗。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师生们得知由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共同圈定的本校教授陈寅恪本在“抢运”之列，却由于孔祥熙家人所带箱笼、洋狗占用座位而未返回，甚至还有人说陈寅恪已经遇难了。闻此消息，陈寅恪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极为震惊，联大历史系的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悼陈师寅恪》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 著名学者吴晗当时在联大历史系任教，他在大一的中国通史课上对学生们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指南宋权臣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可以媲美！”正在四川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闻讯大怒，呼吁“杀孔祥熙以谢天下”。当时谣言满天飞，有人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困在香港，全家自尽，许多军政要人、文化名流或自杀，或被俘，甚至还传言陶希圣教授被日军剥了皮。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联大师生的情绪被迅速调动起来，校园里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倒孔运动”。 联大学生们创作了《铲除孔贼祥熙》《重燃“五四”烈火》《告国民党员书》《告三民主义青年团员书》和《孔祥熙用飞机运洋狗的经过》等文章，抄成壁报，请擅长书法的同学写一个大大的“喊”字作为报头，贴在校舍的墙头。同学们纷纷响应，以年级或宿舍的名义贴出标语声援。还有一些学生组织了倒孔行动委员会，准备联络各大院校，发动一次游行示威。 游行是由联大大一学生发起的，1942年1月6日午后，土木系一年级学生叶传华在床单上画了一幅孔祥熙胖脑袋套在钱孔里的漫画，漫画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吸引了许多同学的目光。大家一致要求上街游行，同学们便举起这幅漫画出发，沿途又有许多同学加入进来，在新校舍图书馆前，二、三、四年级的学生们也进入游行队伍，上千人走出了校门。学生们高喊“打到孔祥熙！”“打到贪官污吏！”“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途中，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和一些中学的学生也参加进来，他们沿途高呼口号，穿行在昆明的主要街道和云南省政府周围，游行队伍中，甚至出现了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和梅贻琦的身影。出人意料的是，云南省政府当局和军警机关对此未加干预。 这次学生游行，学界称之为“一六运动”。据西南联大编辑出版的《联大八年》一书记载，游行以后，联大学生召开大会决定通电声讨孔祥熙，要求政府改良政治。蒋介石闻讯非常不安，马上派三青团实际负责人康泽来云南处理此事。在康泽运作下，参加这场运动的三青团员学生相继退出，西南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又“从正面劝说同学停止活动”，于是这一运动就无声的结束了。 后来，宋美龄又专门来昆明，在云大召集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学生训话，说明她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宋霭龄）是如何廉洁俭朴，从来不养狗，甚至看着狗就害怕云云，接着大大的训斥同学们一通——当然，这是后话了。 《大公报》公开辟谣 其实这起“飞机洋狗事件”是件不折不扣的假新闻。 “飞机洋狗事件”见报的当天，也就是1941年12月22日，蒋介石去探望生病的孔祥熙。估计是会面期间谈起了这件事，蒋于是命令交通部彻查真相，同时向《大公报》询问消息来源。第二天，《大公报》便复函称“事属子虚，自认疏失”。 事情发生后，重庆政府交通部也对此事展开了调查，查明当时因无法通知被营救人员，故飞机尚有空余座位，最后航空公司有人搭机，所装箱笼皆为中央银行公物，至于四只洋狗，则系美国机师顺便携带到渝，这些物品均非宋霭龄所有。交通部长张嘉趝将调查结果函告《大公报》，并要求报社“即予更正，以正视听”。 王芸生收到此信后，标上“交通部来函”五字，刊于12月30日报末。1942年1月22日,王芸生在社评《青年与政治》中再次向读者辟谣:“关于飞机载狗之事，已经交通部张部长来函声述，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箱笼等件是中央银行的公物。” 当时与宋霭龄同机返渝的宋庆龄也于事后致信宋子文说明此事：“《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言语中伤的社评来欢迎我们，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和7只喂牛奶的洋狗，以及一批仆从。事实是当时飞机上共有23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此信藏于胡佛档案馆，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应该是澄清“飞机洋狗事件”的有力证据。 一点余波 这场风波并未完全了结。 1944年3月，孔祥熙来昆明，联大学生受命到云南大学“听训”。 同学们在寒风中站着等了半小时，却不见孔祥熙的踪影，等孔一行人来到后，同学们再也抑制不住愤恨之情，高呼反孔口号，《联大八年》中这样写道：“'打倒贪官孔祥熙！’有人是这样吼了。'你看他胖得像猪一样！’有些人当面指着他说。”  西南联大旧址 在台下学生的一片喊叫和嘘声中，孔祥熙还是爬到台上大讲其祖宗孔子之道，说他是孔子的七十几代后辈，他们孔家从来不想做官，以他自己为例，他之所以在政府任职，实在是不得已；他又说青年看事，常常是受到别人的宣传便乱说一顿，希望大家以后看明白了事实真相再下判断，要理智一点，不要被别人利用。听了他的演讲，学生们更有力的嘘起来，当时蒋梦麟幽默地说：“因为同学们都想瞻仰孔院长的风采，有些人看不到院长，所以秩序乱一点。” 毋庸讳言，同学们之所以对孔祥熙如此鄙视，固然与孔氏个人作风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受“飞机洋狗事件”影响。虽然《大公报》和交通部早已向公众澄清事实真相，但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某些官员贪污腐败成风，已失去民心，所以不管是政府、个人还是报纸辟谣，人们普遍认为是编造的官样文章，根本不会相信——公信力缺失的结果是人们宁信谣言，不信事实，后果十分可怕，这一点值得每一位当政者注意。 从事情发生到今天已经七十余年，“飞机洋狗事件”还不时出现在一些历史读物和文艺作品中，经过几十年的以讹传讹，这起当年的假新闻已深深植根于很多人的脑海，变成了事实和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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