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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在革命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而它的召开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 当时有一个名叫凯丰的干部，还在会议中和毛主席产生了争论，因此，也有很多人好奇他后来究竟去了哪里。  唱“反调”的凯丰凯丰的本名为何克全，他是江西省萍乡人，早年也在家乡读书的过程中受到了进步思想影响，并决定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当中。 在那段时期，凯丰的进步之路走得还是很快的，也总是能将革命思想运用到实践当中。 他还曾在家乡组织过农会，担任起农会的宣传干事，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 和很多革命者一样，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他也对国家的未来有过深刻的思考。  在组织的安排下，他被转移到了上海，后来又去了莫斯科，在少共国际团校进行学习，进一步了解了马列主义。 回国之后，他也在博古的介绍下正式转为党员，继续做着工作。 他的革命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也曾被捕入狱，在出狱后重新找到了组织。 因此，在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他也随军行动，并且担任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的职务，还作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从资历和职务来看，凯丰的话语在当时具有着重要分量，再加上他和博古的关系比较好，那段时期成为一个“耀眼人物”也就很正常了。 在那场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凯丰也在现场，并且留下了一段故事。 最初的时候，遵义会议的具体内容记录很难被查到，与会人员的态度和发言内容也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中来提取了。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公开报道出来的内容也并不够多，在1976年之后，才有一些细节被陆陆续续报道了出来。 1977年9月28日那一版《人民日报》有一篇陈云发表的文章，里面谈到了一个重要细节：在遵义会议时期，有一个同志硬说毛主席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中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  后来，聂荣臻直接点出了凯丰的名字，陈云和聂荣臻都是遵义会议的参会者，他们的回忆和文献资料在得到了相互印证后，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在遵义会议上和毛主席“顶牛”的人，自然就是凯丰了。 回到这场会议背景当中，当时的情况对于红军来说是万分危难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都使得红军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事实已经说明了，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是错误的。  不过，博古和李德当时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是错误的，特别是在“黎平转兵”之后，红军占领了乌江南岸的猴场，准备北上黔北，可此时的博古和李德还是坚持要去湘西。 他们的建议具体为：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西进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 为了这件事，大家还专门在猴场召开了一场政治局会议，否定了他们俩的意见。 由于之前一连串的指挥错误，大家对博古和李德都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他们俩的领导威信也渐渐丧失。 再说，自从红军走上长征的道路之后，毛主席、彭德怀等人就多次建言献策，不过博古和李德都拒绝了。  面对危机的情势，再不批评他们就来不及了，周总理在日后还有回忆说：“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到了1935年初，红军智取黔北重镇遵义，此时国民党大军早已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的区域，在相对缓和的军情下，才有了召开遵义会议的机会，历史就这么被书写了。 在这段过程中，博古自然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过他还能继续下去，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身边还有支持者，凯丰就是其中的一位。  会议上，博古主要强调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由于敌人的力量强大等原因造成，可对于他本人和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并没有过多提及。 毛主席是第三个发言的，他运用了各种事实驳斥了博古所提到的各种客观原因，并认为红军是具有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在具体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上，毛主席也作了深刻的论述。 博古的脸面显然是挂不住的，一旁的凯丰“挺身而出”。 凯丰的话非常难听，他对毛主席说：“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中学来的，现在已经用不上了。”  毛主席听到后，平静地问道：“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共有几章？” 凯丰根本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对于毛主席所提出的问题也压根回答不出来。 到了后来，会上绝大多数的同志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和凯丰站出来反对。 凯丰那会甚至很狂妄地对毛主席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并且，凯丰的态度是对会议保持保留意见。  其实，这件事过去了30多年后，还是让毛主席记忆犹新，他也曾提到过这件事，说： “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则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情怎么能照着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当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之后，倒是逼我翻了翻。” 还好，在当时绝大多数同志都已经意识到了博古等人犯下的错误，凯丰的发言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凯丰接下来的人生后续的革命道路，则是证明了毛主席是正确的。 组织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凯丰和博古，尤其是凯丰，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也很快认识到了自己在遵义会议上所采取的错误态度。 他还在自传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干部会上，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之初步批评。  对于这样的事情，当时参加了遵义会议的老干部都还记忆深刻，邓小平还说过： “遵义会议上凯丰和毛主席的'顶牛’，博古和李德拒不承认错误，会议的最后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增选了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博古的表态是服从会议决定，凯丰则保留个人意见，也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也是遵义会议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对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凯丰是在与会同志大多明确支持毛主席正确主张的情况下，仍然站在支持博古的立场上，这种选择，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由于凯丰在后来英年早逝，所以从总体历史来看，他并没有留下很深的痕迹。 在1935年，凯丰还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也在后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之后，凯丰还出席了洛川会议。  之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凯丰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 第二年，中央再度将重任委派给凯丰，让他去武汉工作，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委员等。 一直到1940年11月，凯丰则再度被调回延安工作，不久之后还出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 抗日战争期间，还有一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作词人也正是凯丰。 也不难看出，后期的凯丰则长期战斗在宣传理论的战线上，对党的理论宣传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1942年的时候，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凯丰还筹组起中央编译局，翻译了很多马列著作，在当时对于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那段时间，凯丰和毛主席之间的友谊也在不断加深，凯丰曾回忆说：“因为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够了解，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时间内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9月15日，毛主席在给凯丰写下的一封信当中还安慰他说：“不愉快的事情，过一会也就好了。” 也正是因为犯下了错误，凯丰才更加想着去弥补。 对于组织上安排的工作，凯丰也一直都无条件去执行，他本身也是很有能力的一位同志，毛主席也比较信任他。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凯丰便在沈阳担任了市委书记，那会他的压力同样很大，不过也依旧为了抓好这座城市的生产建设竭尽全力，他的努力，也为沈阳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有功有过，也确实是凯丰一生的基调。 对于家庭，凯丰也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在教育子女方面，他也是非常严格。 1951年3月，凯丰的二女儿成了家还参加了工作，作为父亲，他也写信给女儿提出了勉励，希望女儿和女婿应该在工作当中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 在那封信件当中，凯丰还专门在“廉洁奉公守法”这几个字下面“着重强调”了。 不久之后，由于二女儿生了孩子，家里的负担也变得很重，她知道父亲现在身居高位，于是就写信给父亲希望他能够调动一下自己，让自己去父亲的身边工作。 对于凯丰来说，处理这种事其实非常简单，可他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到了1953年，凯丰还出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可是在上任不久之后就因患上了肝癌而无法正常工作，主要是以治疗为主。 1955年3月，凯丰在北京逝世，享年49岁，他的追悼会也由邓小平主祭。 对于凯丰的评价也早有定性了，在2006年3月14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文章。 参考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 光明日报 遵义会议上凯丰挖苦毛泽东不会打仗 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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