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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敌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长期以来为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 为了更好地争取国民党军，使之反戈一击，投向人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抗战胜利后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1、邯郸起义与高树勋运动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各中央局、分局和区党委的指示中指出：
10月30日，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争取，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等部在邯郸战役中起义。  11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运用各种方式，向国民党军宣传和散发新8军起义的消息和高树勋的通电：
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
1946年5月22日，针对国民党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的指示，指出：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战略区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在反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同时，迅速开展对国民党军的政治争取工作。 2、建立健全各级“国军”工作机构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给各中央局等的指示》，指出：
为了使这工作有效而迅速的开展，中共中央决定，在军委专设“国军”工作部，并指定王世英为部长。各中央局和分局亦应设立“国军”工作部，专门进行国民党军队的政治争取工作。各中央局、分局的“国军”工作部，应经常与军委“国军”工作部建立工作和指导关系。  各地应抽出有经验的得力的干部主持这个部门的工作，同时应挑选一批与国民党各派系军队有某种关系和适宜做这项工作的干部，加以适当训练，分配他们打入国民党军队、军事学校和军事机关中工作，在这些军事组织之中长期埋伏，交结朋友，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按照工作需要，在国民党军队集中地区或重要城市，要派出得力干部，就近指导这一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上半年，各战略区相继成立了“国军”工作机构。 在建立“国军”工作机构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选调了大批忠于党的事业、立场坚定、具有敌军工作经验的干部进人“国军”工作部门。如华东各级党委和部队，就有3000余名敌工干部。 各级“国军”工作部门选调了一批干部，通过各种关系或利用国民党军抓兵、招考军校的机会，打入国民党军内部，特别是打入西北军、东北军、滇军和川军等国民党军非嫡系部队，进行长期埋伏，秘密组织和发展力量，加强对国民党军中高级军官的争取工作，准备在关键时刻策动、组织国民党军战场起义。 3、制定和严格执行对起义部队、人员和俘虏的政策为了更有效地争取国民党军，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对起义人员和战场上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做到不加伤害，不搜腰包，不打骂和侮辱他们的人格；对伤病者给以治疗，不愿留下者发给路费，予以释放；对自动脱离国民党军回到解放区者，分配适当的工作，是农民者分给土地和财产；对起义、投诚的有功人员，给予奖励，携枪投诚者，发给奖金。  对那些愿意回国民党军队做瓦解工作的俘虏人员，经教育培训后，有计划、有组织地释放回去，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宣传人民军队的政策，分化瓦解国民党军官兵。 在整个过渡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对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从各方面加强了政治争取工作，取得较大的成效。 除邯郸战役中争取新8军起义外，还先后争取了国民党军第38军第55师在河南巩县，第60军第184师在辽宁海城，第22军新编第11旅在陕西安边，被国民党军收编的伪军第3路先遣军第4军在江苏盐城、第6路军在山东台儿庄等共计30余起11万人起义或投诚。 这些部队起义或投诚，给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以沉重的打击，对人民军队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这一阶段开展的“高树勋运动”，也为全面内战爆发后继续争取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4、全军敌军工作会议的召开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进攻初期，由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十分艰苦，因而这时期国民党军的起义总体上处于低谷之中，起义的正规军只有1个师另2个团，连同团以下的零星起义共计只有1.6万人，非正规军只有1个保安支队和6个团，连同团以下的零星起义也只有2.8万人。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敌军工作并没有间断，为尔后促进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大范围起义做了全面的准备。 1948年1月7~28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有各大战略区政治部主任、“国军”工作部部长参加的全军第一次敌军工作会议。 会议由中央工委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主持，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会议总结交流了两年多来开展敌军工作的经验，研究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开展敌军工作等问题。 1月26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及处理俘虏问题的报告》，强调开展敌军工作是打倒蒋介石的全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不是取消、削弱，而是要大力加强。  他指出，敌军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瓦解敌人。 瓦解敌人的方法主要有三：
这3种方法是相互配合、相互帮助的，不要拒绝其中的任何一种，只要有可能有效果都要使用。他强调，争取敌军起义对打倒蒋介石是有意义的，有可能时要尽量争取。凡是起义过来的国民党军队，我们都要欢迎，但一定要他们听从命令，服从指挥，并将其军队改造为人民的军队，绝不能让其保存个人势力。起义人员不是俘虏，不能把他们同俘虏一样对待。 刘少奇在报告中还谈到了俘虏政策问题。他指出，对待俘虏，就是给以宽大待遇，即不杀他们，不侮辱他们，不没收他们的私人财产，对伤病员给予治疗，给他们以和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同样的生活待遇，对某些人员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释放他们返回原部队或回家等，而不是给他们以生活上更好的优待，或让他们做官。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把抗战胜利后成立的“国军”工作部改称为敌军工作部（有的称社会部)，只在对外需要时才可酌用“联络部”的名称，同时撤销地方党委设立的敌工部门。各级军区政治机关的敌工部也就是地方党委的敌工部门，由其统一负责党政军各方面的敌军工作。 这次全军敌军工作会议，对于提高全军对加强敌军工作意义的认识，明确新形势下开展敌军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对于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和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的高潮，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全军敌军工作会议精神，1948年6月，新华总社发出《关于“起义”与“投诚”的解释》，对何者为起义、何者为投诚，作出了政策性的界定：
 8月4日，新华总社就俘虏政策问题发出通知：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度时，由于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整个国民党营垒中已充满严重的失败情绪，国民党军中许多高级将领也在谋求出路，一些人直接或间接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联系。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和瓦解敌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毅然作出“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的重要决策，把政治争取敌军上升到战略高度，这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大发展。 5、解放军瓦解敌军的成效在战略决战阶段，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的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的方针，促使国民党军的起义、投诚行动不断发生，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其特点，一是规模大，次数多，成建制的部队多；二是不但有被长期歧视的杂牌军，而且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三是在战役关键时刻发生，对夺取战役胜利产生重要影响。 辽沈战役前，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明确提出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总方针。围城指挥所专门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具体方针，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守军的矛盾，加强战场政治攻势，削弱其斗志，瓦解其战斗力，最后解放长春。 据此，围城部队广泛开展声势浩大、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战场政治攻势，使长春守军整班整排整连地出城投诚。 
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野战军各部队都把战场瓦解国民党军作为战时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 特别在战役第三阶段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歼、进行战场休整期间，群众性的战场政治攻势更是开展得有声有色。为了更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攻势，在第一线的纵队、师、团普遍建立了政治攻势指挥所，及时指导和妥善组织战场政治攻势工作。各连队设有政治攻势小组。 同时，还成立了投诚人员招待所，负责收容、照顾投诚人员，组织敌情研究，了解宣传对象，派出打人工作，争取训练投诚士兵等。 为鼓励更多的国民党军来降，华东野战军公布了《华东人民解放军对自动携械来归者奖励标准》。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政治攻势下，杜聿明集团成班、成排甚至成连的官兵想方设法逃过火线向解放军投降。 从1948年12月16日~1949年1月5日的20天中，相继来降者达1.4万余人，平均每天700人。杜聿明后来在分析国民党军淮海战役失败的原因时说：
国民党军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也说，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其在作战上之利益，等于无形中增加了十万兵力”。  1949年1月14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向各军区、各野战军推广了华东、中原野战军开展群众性战场政治攻势的经验。 平津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也都把开展战场政治攻势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华北第2兵团于1948年12月12日发出《关于对被围傅军猛烈进行政治攻势的指示》，指出了目前进行政治攻势的有利条件与重要意义，同时对政治攻势的主要内容和方式进行了规定，并拟定了政治攻势口号下发部队使用。 华北第3兵团于1949年1月12日发出《关于对北平敌军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决定在兵团政治部下组成“对北平敌政治攻势委员会”，在纵队组成政治攻势工作队，下设宣传、调查、派打及投诚人员招待所等部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6、解放军究竟是如何瓦解敌军？在中央军委的指导和各野战军首长及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战略决战期间，广大指战员在开展战场政治攻势的实践中，创造了多种战场瓦解敌军的新形式，有的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丰富了战时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阵前喊话。 这是在敌我阵地十分接近的情况下最通用、最简便、最具群众性、效果也最明显的一种方式。喊话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有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形势、对俘虏兵的政策等。喊话对象，主要是广大士兵，也包括中下级军官。 这种方式，对方难以阻挠，且可随机应变，下层官兵容易接受。特别是动员投诚人员喊话，能“现身说法”，收效更大。东北野战军在围困长春的日子里，每当人夜，解放军阵地上喊话声不绝于耳，深深打动了守城士兵的心。据后来投诚过来的士兵说，每当听到解放军叫“弟兄”，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他们就不停地落下伤心的泪来。中原野战军在围攻黄维兵团时，战士们喊：“你们为谁打仗？你们打伤了怎么办？”“你们负伤了没人管，你们死了父母妻子怎么办？”使敌军伤兵哭泣声可闻。  华东野战军围困杜聿明集团时，有的部队针对当时被围敌军处于冻饿交加的状况，高喊：“你们都是被抓的穷人，受冷受饿为的什么？快过来吧！”促使敌军战斗意志迅速崩溃与瓦解。 二是送宣传品和礼品。 利用打宣传弹、射宣传箭、放宣传风筝和侦察员夜间潜入敌阵等方式把宣传品和“通行证”、“招待证”等送到国民党军官兵手里。围困长春期间，通过各种方式送进长春城里的宣传品种类有：《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等。
如围困长春的部队缝制“慰问袋”，袋内除装宣传品外，还装上馒头、烙饼以及生活用品，送到适当的位置，晚上喊话时通知对方去取。有的部队在中秋节前，赶制了大量月饼，针对第60军的情况，在夹带的传单上写下“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的诗句，设法送到敌军手里。 不少国民党军官兵回信表示：“一定对得起你们，以后一定过来。” 在围困杜聿明集团时，某部把宣传品和馒头一起送到国民党军阵地前沿。杜部第70军第96师第286团第8连某排长边吃着解放军送去的馒头，边带着2个班穿过阵地投诚。 三是写信、广播。 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军各级将领，目的是敦促他们命令部下放下武器或率部投诚。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亲自为中原、华东野战军起草《促黄维立即投降书》、《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劝降文告，规劝黄维、杜聿明等立即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此外，各野战军主要领导人、各级军政首长，也以写劝降书、劝降信的形式，在前线广为散播。与此同时，新华社、广播电台将这些劝降文告反复进行广播，给国民党军官兵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慑。 四是写宣传标语。 如在锦州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在阵地前沿设置很多宣传牌，上书“换转枪口，打死督战者！”“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等。据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反映：“看到你们牌上写的话，我们就想往回走。” 围困长春的解放军某部甚至把大字标语写到敌占城市郊区大街的墙壁上。在淮海战场上，在人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内无粮、外无援，为谁打仗，缴枪不杀”、“缴枪不杀，不没收私人财物”等内容的标语，比比皆是。 由于标语的内容简短有力，明了醒目，切中要害，在对国民党军政治攻势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五是释放俘虏。 释俘，特别是释放俘虏军官，以瓦解敌军，是人民解放军开展政治攻势的一种传统形式。1947年12月1日，朱德在总结石家庄战役的经验时指出：
通过释俘来瓦解敌军，在三大战役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即在俘虏与投诚人员中选择在国民党军中有关系、有一定活动能力者，给以劝降任务，在战役发起前或火线上释放，派其进入国民党军内部，进行宣传瓦解工作，担负策动国民党军起义，或组织其官兵逃跑或集体投降等任务。 如为争取长春第60军起义，东北局、东北军区将1947年夏季攻势中俘虏的第60军团以下军官200余名，在磐石成立解放军官教导团，经过启发教育后释放，并给愿意回去做工作的几个团级军官布置了联络任务，其中就包括后来在策划起义过程中首先出城与解放军进行联络的团长张秉昌和副团长李峥先。这些被释放的军官在中下层官兵中做了很多工作，为后来第60军起义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争取敌军的工作，在强大的军事打击配合之下，取得了很大成效。  整个战略决战阶段，人民解放军通过政治争取工作，使40多万国民党军或起义或投诚或接受和平改编，占这一阶段歼灭国民党军总数的1/4以上，从而大大加速了战略决战的胜利进程。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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