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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第二次入相，专国十八年之久，地位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动摇。 这取决于三条：
 而这三条所以能贯彻下去，而且又坚持得那样久，与他长期地控制台谏和执政大臣，不择手段地结交皇亲、国戚、内侍、御医，刺探宫中消息，闭塞高宗的视听，有很大关系。史称秦桧“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确实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 1、台谏官制度的弊端秦代开始设置御史大夫，标志着封建社会对官吏监督制度的建立。此后名称虽有变化，但基本职能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它是皇帝制驭百官，维护中央集权的重要工具。唐、宋时把御史台和谏院这两个并行的机构合称为台谏。 御史台的职能是“纠弹官邪，肃正纲纪”；谏院的职能是谏正“朝纲阙失”。而在实际上两者却很难分清，最具实质性的工作是纠弹官吏，保证最高统治者意志的贯彻实行。 这种监察制度，在历史上对保证封建秩序的确立和社会的正常运行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弱点，在实际运作中是弊端百出。
事实上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它与宰相的“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的职权相矛盾。如果皇帝头脑清醒，驭下有术，把台谏的任免权紧紧抓在手中，确实可以对宰相的权利起到制约作用。但制约太死，又往往束缚宰相的手脚，不能有所作为。  如果皇帝昏庸无能，台谏的进退取决于宰相，那就只能强化宰相的权力，皇帝就有大权旁落的危险。因此，在历史上，君、相之间明里暗里争夺台谏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尤其是党争激烈的时候，各种政治力量都力图控制台谏，利用台谏，打击政敌，维护本集团的利益。这种弊端，在宋代的几次党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台谏们几乎就是当权一派的政治打手。 《宋史》上说高宗“其始惑于汪（伯彦）、黄（潜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所谓“恬堕猥懦”，就是才能低下，性格懦弱，不思进取。 所以，开始受到汪伯彦、黄潜善退避求和的思想所迷惑，最后受制于奸臣秦桧，白白失去许多恢复的良机。这样的评价是很有道理的。 2、秦桧为何能把持台谏官的任免？自从绍兴八年，在和议问题上他与秦桧达成默契之后，不仅和成的希望寄托在秦桧身上，也把大权拱手让给了秦桧。 他近于讨好地对秦桧和大臣们说：
又说：
绍兴九年二月，高宗欲进谢祖信为殿中侍御史，征求秦桧的意见说：
 秦桧说：
高宗说：
这等于公开宣布把进用士大夫的权力全权交给秦桧，其中也包括进退台谏的大权。等到他发现自己大权旁落的时候，已经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想纠正也无从下手了。 正如朱熹所说：
绍兴八年，初次与金人和议，朝野上下议论汹汹，反对和议的呼声很高。 秦桧虽有高宗支持，但还是不敢贸然行事。一心投靠秦桧的中书舍人勾龙如渊献计说：
以秦桧的政治经历来说，他在靖康间先后任过殿中侍御史、右司谏、御史中丞等，当然了解台谏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更何况在他第一次入相时，就是因为失去台谏的支持，败在吕顾浩的手下，这是他永远也不会忘怀的。 所以，一经勾龙如渊的提醒，他便立即采取措施，任命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对台谏官作了相应的调整。勾龙如渊果然不负所望，在初成和议中帮了不少忙。后来因为和起居郎施廷臣之间有私忿，互相攻讦，高宗一怒之下，把他两人都罢了官。  到了绍兴十年，台谏基本上控制在秦桧手中了。这一年，金人撕毁盟约，扣押南宋迎奉使臣，完颜宗弼挥军南侵，重新占领已经归还给南宋的河南、陕西地，和议失败了。按照常情，这是重大决策失误，作为力主和议的秦桧应该上章待罪，台谏们理所当然地要上章弹劾。 但是秦桧却“傲然不肯退”，台谏们不仅没有上章弹劾，相反，御史中丞王次翁却出来为秦桧保驾。 此后，台谏就成了秦桧手中的玩物，他对谁不满意，就指使台谏去弹劾谁。 不少弹章就出自秦桧的手笔，台谏出面不过是做做样子。为了堵塞言路，他还以谏官、御史侍经筵。所谓经筵，就是与皇帝一起讨论经史，一般是由精于经术的儒臣担任。 这些人有“帝师”之尊，与皇帝接近的机会多，可以借讲解经典或讲述历史事件而针砭时弊，向皇帝进言。秦桧为了防范有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发生，先是以其子秦熺为侍讲，以亲信巫伋为说书，此后，“除言路者，必预经筵，以察人主之动息，讲官之进言”。 秦桧控制台谏的手段，主要是诱之以高官。他选择的台谏官，一般都是幸进之徒。这些人依附性强，只要能升官，是不惜背师灭祖的。在秦桧专国期间，先后选任的台谏有好几十人，凡是能按秦桧意旨行事的，都得到升迁。 更有甚者，经台谏而进入执政大臣行列的有十二人之多。王次翁，崇宁二年(1103)礼部别头试第一，但仕途很不得意。绍兴六年，吕颐浩帅长沙，以同乡关系，辟为参谋官；可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吧，不久即请致仕。 秦桧再相，又起用了他。绍兴十年为御史中丞，金人败盟，秦桧出现政治危机，王次翁出面相助。秦桧忌赵鼎复用，王次翁一论赵鼎，由泉州罢归绍兴；二论赵鼎，降为散官，谪居兴国军；三论赵鼎，由漳州移潮州安置。当年七月，就进为参知政事。  万俟卨是政和二年进士，早于秦桧三年，做了三十年的官，也只是个湖北提刑，因迎合秦桧，告讦岳飞，于绍兴十年六月入为台谏官。他协助秦桧收三大将兵权，诬杀岳飞父子及张宪；大理寺丞薛仁辅、李若朴、何彦猷认为岳飞不该死罪，万俟卨劾罢之；刘洪道与岳飞有旧交，万俟卨劾其“足恭媚飞”，刘洪道以此废黜终身；秦桧忌参知政事范同单独奏事，万俟卨两上弹章，论罢范同，使远谪筠州；又论李光“鼓倡”，孙近“朋比”，二人皆一再窜谪；张浚寓居长沙，万俟卨妄劾张浚“卜居逾侈，至拟五凤楼”。就因为这样，他一升再升，到绍兴十二年八月，即进为参知政事。 其他人的情况，也大体上是这样。 与此相辅的是拣汰异己。 秦桧时刻关注台谏们的一举一动，一经发现有离心倾向，立即令其出台。 萧振字德起，温州平阳人。登政和八年(1118)进士第。在任侍御史期间，为秦桧排击赵鼎、逐出刘大中，出了不少力，但在王庶反对和议不成，提出辞去枢密副使时，他却上章挽留，与秦桧意见相左，秦桧很快改任他为工部侍郎，后又令其出知州郡，远离朝廷。 3、秦桧任用的三种人从绍兴八年三月秦桧再相，到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去，先后进入政府的执政大臣有王庶、刘大中、孙近、韩肖胄、李光、王伦、楼炤、王次翁、韩世忠、张俊、岳飞、范同、何铸、万俟卨、孟忠厚、程克俊、李文会、李若谷、杨愿、何若、段拂、汪勃、秦熺、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复、宋樸、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汤思退、董德元等三十四人。在这些人中，王庶、刘大中为赵鼎所荐用，但罢官是在赵鼎罢相后，秦桧当权的时候；其他三十三人皆为秦桧所荐用。  这中间，有三种人是秦桧在特定情况下荐用的： 一是借重声望，弹压舆论。 绍兴八年十二月初成和议，秦桧荐李光作参知政事，高宗并不赞成。秦桧说：“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自息。”高宗这才同意。 因为当时有声望的士大夫绝大多数对和议持反对态度，有的罢官，有的辞职，纷纷去国，秦桧十分孤立。李光登崇宁五年进士第，作地方官，不避权贵。靖康间，作右司谏、侍御史，敢于论事。高宗即位后，多作地方军政大吏，政绩卓著。因此，在士大夫中颇有声望。 这时，他由江东安抚大使入为吏部尚书时间不长，对和议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秦桧想借重他的名望一起押榜，一则可以弹压舆论，二则可以“分谤”。秦桧这个目的达到了，为此，士大夫对李光颇有微词。后来，李光识破秦桧的阴谋，当着高宗的面，指斥秦桧“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两人分道扬镳。 因此，秦桧必欲置李光于死地。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与金人重开和议，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秦桧许时在福州的张浚以枢密使的职位，条件是赞成和议，遭到张浚的严词拒绝，答以“敌不可纵，和不可成”。为此，张浚后来也屡遭打击。  二是以虚易实，明升暗黜。 秦桧为了扫除和议障碍，解除三大将兵柄，除张浚、韩世忠、岳飞为枢密使、副，明是升官，其实是釜底抽薪，用虚名把实际兵权换下来了。三大将一旦失去兵权，也就只能任其摆布了。 三是偷梁换柱，李代桃僵。 绍兴十二年九月，朝廷决定在绍兴府建徽宗陵寝。按旧例宰相应作山陵使，亲莅其事。事毕，宰相辞位。秦桧当然不愿去，除信安郡王孟忠厚为枢密使，为攒宫总护使，代行其事。陵寝竣工后，孟忠厚打算回枢密院供职，秦桧指使言官引故事论列，令孟忠厚出判福州。 这真是一举两得，既避免了自己的去位，又从身边赶走了一个异己者。 秦桧用这三种人作执政官，属于权宜之计，一旦目的达到，立即除去。 因为这些人，大都有独立的政治见解，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又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这些都会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不及时除去，就会给自己留下后患。 4、内外结交的威力皇亲、国戚、内侍、御医，这是成天围在皇帝身边的一群人，他们不仅能了解皇帝的好恶、动息，有时还可以影响皇帝的行为，甚至左右皇帝。 所以，贵戚、宦官干政，由来被视为朝廷的大忌。但由于这些人与皇帝的关系太近密了，贵戚、宦官干政，甚至专权的事是屡禁不绝的。一些幸进之徒，便千方百计利用这层关系谋取权位。远的不说，北宋后期就特别严重。 如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等人，都是权倾朝野，位至使相的宦官，特别是童贯，长期掌握军权，进至知枢密院事，封为广阳郡王，蔡京、王黼等就是靠着这些人而位至辅相，巩固自己的权势。他们相互勾结，淆乱朝政，把北宋推向灭亡。 高宗鉴于北宋倾国的历史教训，限制外戚、内臣的权力，但最后还是不免受到这些人的影响。秦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当然不会不利用这种关系。  高宗有一出身宫女的贵妃吴氏，深得宠幸。但其原配康王妃邢氏靖康末随徽、钦二帝北迁，存亡不知，高宗只能虚位中宫以待。绍兴十二年，韦太后南归，得知邢氏于绍兴九年已卒于五国城。秦桧抓住了这个效忠皇帝，结纳吴氏的好机会，多次上表请正位中宫，立吴氏为皇后。 吴氏在绍兴十三年做了皇后之后，对秦桧是心存感激的。秦桧有一孙女，曾强行招赘郭知运，后中止婚姻。秦桧为了结欢吴皇后，又将这个孙女嫁给吴皇后的弟弟吴益为妻。 这种关系，对巩固秦桧的权势所发生的影响，史籍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可以想见的。秦桧死后，御史中丞汤鹏举弹劾吴益，说吴益“以庸琐之才，恃亲昵之势，乞褫职名，以示至公”。 高宗出面解释说：
后来，秦桧的子孙，虽然在政敌攻击下，官是罢了，却没有一个人遭到贬谪，这无疑得力于高宗和吴皇后的庇佑。 建炎三年，高宗驻跸扬州，“方有所御幸”，金兵骤至，受到突然的惊恐，“遂患董腐”，失去生育功能。有一靠“负担喝药”，出卖祖传黑虎丹为生的江湖郎中，名叫王继先，被召入宫，给高宗治疗这一病症，得到超过常情的宠幸，“遭遇冠绝人臣”。 外间纷纷传言，说王继先以房中术事主。绍兴三十一年八月，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弹劾王继先“怙宠干法，富埒公室”，高宗不高兴，杜莘老因密言：“外议谓继先以左道幸，恐谤议丛起，臣且不忍听。” 所谓“左道”，当是指这件事。就是这样一个为舆论所不齿的人，秦桧也与之相交，甚至“使夫人诣之，叙拜兄弟，表里引援”。 王继先后来官至昭庆军承宣使，其子安道为武泰军承宣使、两浙西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守道为右朝议大夫直徽猷阁、两浙西路安抚司参议官，悦道右朝奉郎直秘阁、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孙琦右承议郎直秘阁。  王家在临安“广造第宅，占民居者数百家，都人谓之快乐仙宫”，“又于诸处佛寺建立生祠，凡名山大刹所有，大半入其家”；“良家子为奴者凡百余人，籍其赀以千万计”。 王继先蓄临安名妓刘荣奴，其子悦道则蓄金盼盼，“父子聚麀，伤风败俗”，钦宗死亡的消息传来，内外举哀，王家照常饮宴作乐，“令妓女舞而不歌，举首顿足为戏，名为哑乐”。这都是倚恃皇帝的恩宠和秦桧的庇护。秦桧从王继先那里自然也得到不少好处。 大珰张去为，先为韦太后宅提点官，迁内侍省押班，内侍省都知，倚恃韦太后和高宗的恩宠，颇干预朝廷政事。 秦桧与之交结，利用他刺探宫中动息；张去为则利用秦桧获得高官厚禄，他屡屡升迁，一直到延福宫使。 赵甡之《中兴遗史》说：
这三人互相勾结，表里为奸，把持朝政，其核心人物自然是秦桧。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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