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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的每一位将士，都有着自己说不完的故事，很平凡却又无比伟大！ 令人敬佩的女所长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人民解放军开驻城中。 万千迎接解放军的群众队伍中，一名妇女欣喜若狂地冲出人群，迎上解放军，跪下磕起头来。 她的名字叫蒲秀英，原西路军妇女独立团二连指导员。 整整12年了，蒲秀英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这一天，她要将这些年来遭受的种种磨难，哭诉给亲人听。 1936年底的山丹战斗中，蒲秀英双腿负伤，不幸被俘。 敌人从她腰间系的一条皮带判断她是红军指挥员，在山丹和张掖被隔离关押了28天，手上铐，脚上镣，头部扣上铁丝网。 敌人严刑拷打，逼问她说出在红军的职务，指出被俘红军中谁是当官的。 马家军一个姓牟的参谋命令士兵将蒲秀英绑在长条凳上，恶狠狠地威胁说：'你要是不说，就把你绑死在这条凳子上，永不解开。’ 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几次昏死了过去，但就是不开口吐露一个字。 后来，蒲秀英被押送到了西宁，先是分到羊毛厂做苦工，不久后又分到马家军乐队队长家里做佣人。 因不堪忍受逼迫，蒲秀英逃到了西宁南门外一姓张的商人家做佣人。 蒲秀英一直在苦苦等待，直到西宁解放，她才第一次迈出商人家的大门，来到大街上。  蒲秀英离开了商人家，到南大门外的一家马车店当了杂工。 一天，她正在店里烧开水，几位解放军走了进来，联系过往部队住房事宜。 其中一人指着蒲秀英对另一人说：“你看，那个拉风箱烧水的妇女多像你啊！”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名解放军听完同伴的话，便走到蒲秀英跟前，仔细一瞧，眼泪顿时流了下来。 “幺妹！！” 蒲秀英抬头一看，顿时愣住了，站在她面前正流泪望着她的解放军，正是自己的大哥蒲定忠。 蒲秀英一下子扑进大哥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蒲定忠和蒲秀英兄妹俩都是四川人，在老家参加了革命，后来都在河西被俘，押送到了西宁。 蒲定忠被分到补充团，后来趁机逃跑回到了部队。十几年来，他一直在寻找失散的妹妹，却没想到在这家车马店里相遇。 时光如梭，蒲定忠从军队转业后，分配到青海省民政厅工作，不幸于1962年病逝，安葬在西宁烈士陵园。 由于离队时间太长，蒲秀英等来了胜利，却无法再回部队，政府在西宁给她安排了工作。 1953年，蒲秀英一家响应国家号召，举家迁至贵德县参加农业生产。 迁到贵德以后，蒲秀英先后在基层担任过乡妇女代表、陪审员、农业社副社长等职，将自己满心的热情都投入到了生产建设中。  1958年大办托儿所时，蒲秀英兼管了托儿所。 次年秋冬，农村粮食紧张。 为了托儿所100多个孩子的温饱，蒲秀英带领着保育员们，到地里收庄稼，到山上砍柴火，从菜地里“偷”菜，从仓库里“偷”油。 当时农村不少地区出现饿死人的事，可蒲秀英负责的托儿所却保证了孩子们的基本温饱，安全度过了生活困难时期。 县公安局把一批有偷盗行为的基层干部抓了起来，其中就有蒲秀英。 “蒲秀英，你偷生产队的粮、油、菜了没有？” “偷了！” “偷了多少？”” “我也说不清有多少，反正100多个娃娃吃用了一年！” “你为什么要偷？” “为了100多娃娃活命！我看到生产队干部往自己家里偷，我要不给娃娃们争上点，娃娃们非受孽障饿死不可。现在组织上怎么处理，我都毫无怨言！” 面对公安同志的询问，蒲秀英没有丝毫隐瞒。 公安局立刻派人调查核实，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候，托儿所的娃娃们吃的是粮食和蔬菜，而蒲秀英家里却全靠野菜、树皮和烂洋芋度日。 调查清楚后，公安局当即将蒲秀英无罪释放。 蒲秀英回到了生产队，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工作比以往更加积极负责人。 坎坷、磨难、不平的遭遇，并没有让蒲秀英忘记自己心中的信仰！  建国后，他放弃了去北京工作的机会西路军被俘将士中，吴生霭可能是唯一的青海人。 吴生霭，字云亭，1907年出生于青海省乐都县高店东村，家境富裕。 1929年10月，从兰州陆军军医教练所毕业后，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任上尉军医。 1931年12月15日，第二十六路在宁都举行暴动，加入了工农红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 暴动的当天，董振堂将吴生霭叫到跟前说：“今晚你跟着我走，哪里都不能去！” 就这样，吴生霭成了一名红军军医。 1933年5月，吴生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长征前夕，中央大会莫扩红，成立了少共国际师，吴生霭调任该师卫生部部长，接着又调任教导师卫生部长。 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成立了干部休养连，吴生霭又被调去为年老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老一辈革命家防病治病。 教导师政委何长工疟疾发作十分严重，吴生霭从收容伤病员的后卫部队赶来为何长工打针服药。 邓颖超大姐咳嗽吐血，吴生霭参加指定医疗方案；周恩来副主席重兵缠身，吴生霭单骑飞奔送去了急救药品。 吴生霭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吃草根，啃皮带，备尝艰辛。组织上给他准备了坐骑，但他的马背上总是驮着伤病员。 西征时，吴生霭在西路军野战医院任医务科长。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后，卫生部和野战医院已经被敌人冲得七零八散，只剩下了苏井观部长和吴生霭两个人。 黑夜行军中，吴生霭不慎跌落悬崖。他听说李先念等人带着左支队朝西去了，便忍饥受冻化装成当地百姓，一瘸一拐地朝西赶去。 吴生霭不顾一切地追赶左支队，经酒泉、玉门，来到了安西；到了安西后，他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左支队被打散了。 实际上，由于情报失误，左支队攻打安西受挫，最后零零散散撤至星星峡的不过五百余人。 找不到左支队，吴生霭只好折返向东，打算前往延安。 经过艰苦的跋涉，吴生霭来到了张掖，寄宿在城南的庙里。 不幸的是，吴生霭还是遭遇到了马家军的搜捕队伍；尽管他一口青海方言，敌人奈何不得，但需要有人作保才能被放。 吴生霭举目无亲，哪里找得到保人，他还是落入了魔掌。 吴生霭被敌人用绳子绑着胳膊，和难友们窜在一起，抬着马家军的伤员，向西宁走去。 过了扁都口，途径俄博时，吴生霭心想这样到了青海，自己的身份肯定会暴露，自己死不说，还会连累亲人。 黄昏，吴生霭趁敌人麻痹，松开绑绳，从悬崖纵身跳下。 幸运的是，吴生霭只是受了点轻伤！从此，他凭着一身医术，一口西北方言，浪迹在河西各地。  1937年夏，吴生霭来到了酒泉。 在邮电街的一家旅馆，吴生霭遇上了同乡、幼年时的同学周永恒。周永恒时任驻防肃州的马步康旅的书记官。 两人相遇，各自吃惊。从吴生霭惊慌失措的神情中，周永恒猜到了一切。 周永恒把吴生霭领到自己家里安顿了吃住，并反复叮咛道：“你别瞒我，现在北会馆里押着共产党，天天在抓人呢！暂时不要乱跑，不要到外面去！” 周永恒让吴生霭在家里干点杂活，多外说是他自己的亲戚。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共联合抗日，河西搜捕红军的风声渐渐松了下去，吴生霭就在酒泉城了办了一个诊所，并时常到金塔、玉门等地行医。 时光荏苒，12年过去了，吴生霭终于盼来了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吴生霭向老战友、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苏井观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别后的一切。 得知老战友还活着，苏井观十分激动开心，连忙给吴生霭复了信，并动员他到北京去工作。 吴生霭盘算再三，考虑到家中的妻儿，便婉言谢绝了老战友的好意。 1951年2月，吴生霭到酒泉专区医院参加了工作。 1987年5月，救死扶伤一辈子的吴生霭在酒泉病逝，享年80岁。 吴老平凡却又无比伟大的一生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悬壶济世，行医救人！  牺牲战友的守墓人符泽攀是四川宣汉县人，自幼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就给地主家放牛。 1932年，符泽攀参加了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踏上了革命道路，并于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红四方面军长征至川北时，由川东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红十三军和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合编，番号为红五军。 此时的符泽攀已经是连指导员。 西征时，红五军攻占山丹县城；马家军趁红五军立足未稳，发起疯狂反攻。 红军出东门迎击，在暗门滩激与马家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激战中，符泽攀中弹负伤，被转送到了总部医院进行治疗。 红五军占领高台后，与数万马家军激战九昼夜，最后几乎覆没；董振堂、杨克明等主要领导人壮烈牺牲。 位于沙河的总部医院也遭到敌人的攻击，人员被打散；符泽攀死里逃生，在高台北山挖煤糊口。 攒了一点钱后，符泽攀办了点日用百货，开始走乡串户的当上了货郎。 1940年，符泽攀成家，落户在了高台羊达子。  1949年9月24日，高台解放，一野第三军第七师进驻县城。 符泽攀和流落高台的17名红军战士一起，被七师师长张开基请到了县城。 张开基也是西路军老战士，曾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的一位连长，亲身经历了河西之战。 西路军失败后，张开基被俘。 在押送的路上，张开基趁机逃了出来，历经辗转回到了援西军。 符泽攀向张开基师长叙述了流落河西后的艰辛，并恳求再次加入革命队伍。 七师党委对这批幸存的同志视若珍宝，立即做出决定，在高台中学进行培训，所有适合条件的同志分配到区、乡政府工作。 符泽攀被分配到高台第四区公所担任助理员。 1950年春，组织上将符泽攀送到酒泉地区干校学习，先后调任第三区民兵队长、定平乡乡长、第三区公安特派员等职。 1957年，年过半百的符泽攀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 为纪念西路军在高台的浴血奋战，甘肃人民政府于1957年在高台修建了烈士陵园。 符泽攀受组织委托，于1957年来到陵园工作。 走进烈士陵园，符泽攀顿时感觉战友们仿似就在自己身边一样；他将多年来一直珍藏的红军时期的一把海螺号、一条毛毯、一件羊皮袄，捐献给了烈士陵园。 符泽攀在烈士陵园工作了20多年，接待了一批又一片前来悼念先烈的群众、领导，向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讲述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峥嵘岁月，追忆西路军的悲壮征程。 1986年1月18日，符泽攀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地走了，走进了他思念已久的战友的行列。 普通的名字，普通的一生，却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致敬先烈，致敬英勇的西路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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