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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让吃:宗教的禁食传统,其实源于祖先的收益最大化考量

 心有树 2022-09-11 发表于江苏

在一种文化中人们偏爱的食物,换了另一种文化,可能就会被当做不可触碰的禁忌。

比如,为什么印度教徒禁食牛肉,而穆斯林和犹太人则厌弃猪肉?为什么欧美人对这两种动物制品都来者不拒,但当他们看到一些民族吃昆虫的时候,就觉得异常恶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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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同宗教相关的饮食禁忌,几乎全是以“神”的口吻说出的,被奉为崇高的“圣训”,但实际上,诸多各具特色的忌讳,要论根源,还是离不开上述族群的早期生存环境。

像当代互相仇视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从血统上看,闪米特人是他们共同的祖先,两者能算得上是血统非常近的亲兄弟。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信徒在饮食和日常习俗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他们每天都要面向西方祈祷多次、每隔七天都有一个“礼拜日”、讲究斋戒、割礼,禁食猪肉、血液贝类食品,宰割牲畜前要念经,宰杀后得挑筋,朝拜念经的时候女人必须包头巾、男人要带圆帽以示对神的“敬畏之心”。

像古代流亡到中国河南的犹太人,定居下来后,总被当地汉人当成回民,他们把穆斯林叫做“白帽回回”,称犹太人为“蓝帽回回”。

其实,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关于饮食方面的禁忌,比如不能吃血、猪肉、自死的动物、贝类等等,很大程度上,就跟当地的自然环境限制有关。

两教的发源地均为中东干旱炎热地区,在生产条件落后的时代,猪很难适应这种环境,非常容易患上瘟疫。

所以,把猪形容成“秽物”,让大家想起来就恶心,或者不吃自死的动物,都源于这一客观条件的制约。

还有他们禁食的贝类等海鲜产品,也是出于普及“食品安全”,确保能够延续族群的考虑。

另外,养猪需要大量的谷物搭配作为饲料,在没有普及科学化养殖之前,大约得喂下三斤粮食,猪才能长出一斤肉。而中东的粮食生产一直比较紧张,养猪的成本实在太高,还不能以“游牧”的形式散养。显然,茫茫的草原和戈壁滩更适合畜牧业,比如放养牛羊这类自己找草吃的反刍动物。

因此,早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诞生之前,还处于多神崇拜阶段的中东人,就已经形成了跟猪相关的饮食禁忌。

之后最早诞生的犹太教,又进一步借上帝之口,告诫以古色列人,看见猪、触摸猪都是不吉利的,而以草和树叶为食的牛、山羊则成了被神“钦点”的优质动物。

古以色列国与现代以色列版图高度相似

到了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时,默罕默德也延续了这个老习俗,以真主的名义规定,穆斯林不可吃猪肉——《古兰经》第六章:

“血、猪肉、自死的、以及未以真主之名宰牲的,不可食”

发展至今,在中东地区,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圈子里,也几乎不怎么食用猪肉。显然,这就并非宗教禁忌了,而是属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接着,咱们再说说印度教中,对牛肉的禁忌。

跟上述两教把禁食对象描述成“秽物”不同,印度教中的“瘤牛”,属于神的坐骑,因此也被划分到了天神系列,不可随意冒犯。

这头白色的瘤牛被认为是印度教湿婆的坐骑

而之所以借“宗教的名义”,把牛上升到了禁食的程度,说到底,还是算的经济账。

这方面,咱们古代中国的也是类似的情况。

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把一头母牛当做食物吃掉所获得的营养是很有限的,但如果养着它产奶喝,或者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去干农活,比起直接吃掉,产生收益要多得多。

在农耕时代的中国,历朝历代对“吃牛”,都有着比较严苛的限制。很多朝代,牛的价值,几乎等同于人命,私自宰杀牛(包括自己养的牛),甚至影响了牛的身体健康,都是违法的。

而同样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古印度,在炎热、缺乏水利设施的南亚次大陆,牛这种拉犁的动物和牛奶的生产者任劳任怨地喂养了不断膨胀的人口,是非常宝贵的劳动工具。

当今的印度,耕牛仍然属于农民们的重要生产工具

随后兴起的佛教不杀生说法在一般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再往后,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前身也顺水推舟地采纳了该教义,以宗教法规的形式规定了教徒一律禁食牛肉,并世代传承,深入人心。

不过,跟印度人相比,对于“吃牛”的禁忌,中国民间并未发展到用宗教进行加持的那一步,至多也就是曾经流行过诸如“杀牛的来生变牛,吃一辈子苦”这类的传统观念。

所以,我们看到,进入工业文明后的中国,对于牛肉来说,只要有条件,喜欢吃,是没有什么禁忌的。

还有中世纪的欧洲,在与蒙古骑兵的对抗中,马成了异常重要的战争工具,于是,教皇在公元732年颁布教令禁食马肉。

中世纪的欧洲骑兵

而欧洲人对于食用昆虫行为的抵触,也源自于其祖先的生存环境。

历来,捕猎者或采集者只会追踪和获取那些在他们花费的搜寻时间内有最大热量回报率的品种。那么,当能够捕获大型动物时,昆虫等小动物就会被放弃。在欧洲,人们有更多机会去捕捉到大型动物,于是昆虫就退出了他们的食谱。

反观非洲,当蝗虫铺天盖地的成群出现时,它们就很容易地成为当地土著们的盘中餐。

还有满族人禁食的狗肉。虽然有个美好传说,讲的是努尔哈赤的爱犬勇敢救主的故事。

但追溯其根源,还是因为,当年以渔猎为生的女真人,把狗当作了一个重要的狩猎工具,留着“狗命”产生的价值,要远高于吃掉它所获取的能量。

客观看,对于某些族群的饮食禁忌而言,虽然不少都是以“神”的名义,拿圣训的形式进行的规定,但论源头,几乎全都跟老祖宗们当年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

很多约定成俗的不让干的事情,其实就是因为就当年实践起来不划算或者会受到伤害。

而在“禁食”方面,不同族群的人类,对某种动物制品,既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不存在无缘无故的爱,更多的,只是早期简陋的客观条件的限制罢了。为了保证族群顺利生存繁衍下去,才不得不搞出了一些规矩。

到了实践中,人们要么干脆以神的名义,将这些规矩宗教法律化;要么就口口相传,从而形成了这一族群特有的生活习惯。

只不过其中的一些,正如前面说的那样,通过宗教的加持,将禁忌进一步“神化”,成了教义和规矩。而这些原本基于客观环境而产生的古代生活习俗,却又不免被利用成了“借上帝/真主之口”来操控他人的工具。

比如布卡这类的蒙面罩袍,本来只是西亚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产物。当地气候干热,风沙大,所以无论男女,人手一身的宽松罩袍,被用作了一种保护性质服饰。开始的时候,男女款式都差不多,男人为了挡风沙,也会用头巾蒙面。

再后来,因为阿拉伯半岛常年征战,社会治安不稳定,为了保护女性的人身安全,借以圣训的名义,教导她们着装不要过于暴露。

没成想,通过后人的不断“发挥”,竟演化成了当今的样子。这也是当年留下圣训的先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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