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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西城的繁华街道上，有一座著名的千年佛教古寺白塔寺（辽代称永安寺，元代为大圣寿万安寺，明代为妙应寺）。这座雄伟的大佛塔，作为最早传入北京地区的藏式佛塔，是汉族、蒙古族、藏族文化融合的杰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丰碑，也是华夏文明兴衰的历史见证。 白塔寺始建于辽代（1096年），佛教高僧显密圆通大师道敐在辽代幽州城东北择地兴造了永安寺及佛舍利塔，寺院规模并不大，后毁于金元战火。 罕见的设计 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正在紧锣密鼓兴建的大都城里出现了一件新鲜事儿。 根据当时佛家典籍的记载，兴建于辽代寿昌二年（1096年）的永安寺遗址中，遗留下的一座释迦佛舍利塔总是在夜里放出奇异光彩，引得周边的居民纷纷前来围观。这件新鲜事儿最终惊动了忽必烈，他决定亲自派人到宝塔周边勘察一番。 在打开宝塔地宫后，一桩桩颇为玄妙的事情接连发生。首先是地宫盛装佛舍利的石函前有两条“龙王”在那里守护，打开石函后发现里面有“坚圆，灿若金粟”的舍利子，还有一个铜瓶，瓶子里面装满了香水。铜瓶底部是一枚铜钱，上面铸有“至元通宝”四个字。这引起了忽必烈的高度重视，于是决定出重金为佛舍利和其他出土的宝物修造一座新的宝塔。 和旧有石经幢样式的宝塔不同，新塔在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的指导下，采用了覆钵式样式。《宛平县志》对此样式有形象的描述：“其足则锐，其肩则丰，如檐之倒垂然。肩以上长项矗空，节节而起，顶覆铜盘，盘上又一小铜塔，塔通体皆白。” 如今这座白塔历经上百年的风雨，仍然矗立在北京城中。白塔通高51.9米，比太和殿和台基加起来还要高出16米，可以算是明清北京城内单体最高的一座建筑。和清代兴建的北海白塔相比，白塔寺的这座白塔也高出15米左右。 白塔寺的白塔由基座、塔身、华盖和塔刹构成，从下至上，无不体现着设计者的绝妙用心。白塔的基座共有三层，最下面一层为护墙，主体为城砖砌筑，向上两层则是“亚”字形须弥座。三层基座之上便是塔身，尤为精巧的是，塔座和塔身之间设计了一圈由二十四朵莲花瓣构成的宝座，上面还有五道“金刚圈”所组成的“过渡带”，这使得方形的基座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圆形的塔身。 塔身也俗称“宝瓶”，其形状颇类似僧人吃饭用的钵盂倒扣过来，故而得名为“覆钵式”，这种风格的源头要追溯到印度佛塔。在这座白塔的塔身上方，有一层小须弥座，基本上是塔身下面须弥座的“微缩版”。 白塔的最顶层是直径为9.7米的华盖，其整体呈盘状，以厚木制底，铜制板瓦为盖，周边则悬挂着三十六片铜制华鬘（即装饰用的花环），每一片华鬘之下悬挂着一个风铃。华盖顶部的正中央，则是一座高约5米、重达4吨的空心铜鎏金塔刹。这座塔的不同组成结构，巧妙融合，浑然一体，在我国古代塔寺中极为少见。 白塔建成后，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决定以这座白塔为中心兴建一座藏传佛教的大型寺院，这就是妙应寺的前身，当年这里名为“大圣寿万安寺”。 元代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四月，大圣寿万安寺落成。据史载，这里的佛像以及门窗墙壁都用黄金装饰，仅是这一项就用去了黄金五百四十多两。 据《元史·祭祀志》的记载，大圣寿万安寺在元代是一处重要的供奉元代皇帝御容的场所，庙内设置有东西二影堂。西影堂供奉元世祖忽必烈，东影堂供奉元裕宗真金（生前未称帝，为元成宗之父），因此，庙内很多建筑等级都是参照皇宫的标准建造的。自元世祖去世之后，由于影堂的设置，寺庙也成为百官演习礼仪之处。 见证古都历史 元代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即元灭亡那一年的六月，大圣寿万安寺遭遇了一次火灾。史料记载，当天下午，雷雨大作，有火球从空中降下，殿脊螭吻处首先着火，紧接着殿内的佛身亦起火。元顺帝得知消息后，马上命人救火，但除了两座影堂之外，其余建筑皆被焚毁。所幸白塔在此次火灾中得以幸免。 元代灭亡后，这里处于荒废状态。明代天顺元年（1457年），宛平县的郭富奉命重建寺院，明英宗亲赐匾额“妙应寺”。此次重建基本形成了妙应寺今日的格局，在白塔塔院前形成了典型的汉式伽蓝七堂的格局，包括山门、钟鼓楼、天王殿、意珠心境殿（大雄宝殿）、东西配殿以及七佛殿等。明代成化元年（1465年），塔基周围一圈安置了铁灯108座，每当入夜，便燃起灯火，整座宝塔在灯火的映衬下，似金光四射一般。 清代的妙应寺白塔再次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为了团结西藏等地，清政府特别重视藏传佛教，而作为藏传佛教重要活动场所的妙应寺，自然也就受到清代历代统治者的“特别关照”，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曾斥巨资修缮该寺院。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修缮工程结束后，康熙皇帝在寺内立了两块石碑，讲述了妙应寺的历史以及此次修缮的详细经过。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再次修缮，此次修缮，乾隆皇帝特赐一些珍贵的经文，这些宝物作为该寺的镇塔之宝。修缮竣工后，乾隆皇帝特制《重修妙应寺碑》和《重修白塔碑铭》并勒石陈列于寺内。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皇帝所赐的这些宝物鲜为人知。1978年，修缮白塔时才得以重见天日。 打开元大都的地图，就会发现元初在大圣寿万安寺北侧，有一组规模极为宏大的建筑，名为“社稷坛”，这就是元代的旧社稷坛。 据《元史·祭祀志》记载，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每年在万安寺北侧祭祀太社（土地神）太稷（五谷神），到了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正月，忽必烈采纳御史中丞崔彧的意见，在和义门内（北京西直门一带）偏南找了一块空地兴建新的社稷坛。新的社稷坛，设有祭坛两座，分别用于祭祀社神和稷神。 这与后来明代兴建的社稷坛不太一样。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在兴建南京社稷坛时主张“五土生五谷”，因此，自明代起，社稷坛便以一个整体而出现，如今北京的中山公园，即为明初永乐皇帝兴建的社稷坛，其主坛上为五色土，有别于元代的分坛而祀。 元代的这两座祭坛各高五尺，方广十尺。社坛在东，稷坛在西，中间相隔约五丈。社坛上用“五色土”（这一点明代社稷坛与元代相同），而稷坛上则是纯一色的黄土。两座坛均为北向，面对着北侧的七间大殿“望祀堂”，相当于今日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即明代的拜殿）。除了望祀堂，元代的社坛和稷坛还有神厨、执事房、馔幕殿、大乐署等附属建筑。 元代除了都城西部的社稷坛外，东部还建有太庙，其位置在如今北京朝阳门内一带，这就构成了元大都“左祖右社”的建筑格局。随着岁月的变迁，两座坛庙在明代就已难觅踪迹，其中旧社稷坛改建为朝天宫，而太庙则成为了明代的仓库——太仓。如今朝天宫和太仓也都无从寻觅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塔寺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对大白塔和殿堂建筑进行了维护修缮。改革开放以来，白塔寺成为北京市的文物管理单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维修，山门、钟鼓楼、殿堂、配殿等得到大面积的恢复，成为一处供中外游人旅游的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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