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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是我国著名的小说家、文学家。抗战时期，28岁的他来到武当山下的均县(今丹江口市)从事抗战文化宣传活动。在当地一所抗日文化工作讲习班，他担任唯物辩证法课程的老师。每当前方发生战事，姚雪垠都要冲进前线采访，曾有过在枪林弹雨中冒死突围8天才赶回均县的经历。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给姚雪垠等抗战时期的老作家颁发了纪念牌，上面镌刻着“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几个字。  从小听故事有了文学兴趣 著名作家姚雪垠，1910年出生在河南省邓县(今邓州市)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他从小爱听外祖母讲故事，由此激发了想象能力和文学兴趣。 1929年春，他考入河南大学预科。次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释放后被校方开除，他离开河南至北平。当年，他以“雪痕”为笔名，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发表《野祭》《碉堡风波》《生死路》等作品。 1938年7月底，姚雪垠参加了河南青年救亡协会成立大会。这个协会的总会设在洛阳，在南阳成立执行部，叫豫南执行部。姚雪垠被指定为这个执行部的负责人。随后，他来到南阳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那时武汉的国民党已经取缔了青年救亡协会、青年救国协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三个抗日救亡团体，当时社会上有人说，只要鼓吹抗日救亡的姚雪垠一回到邓县作乱，当地的民团就要暗杀他。尽管如此，姚雪垠还是冒着危险回到了邓县，在青年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这年冬天，姚雪垠闻讯民团要暗杀他，当即逃离邓县，躲避灾难。 在这期间，武汉沦陷，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搬到湖北襄樊，将后方留守处设在均县。这时，中共地下党与李宗仁合作，成立了以钱俊瑞、曹获秋、胡绳等为领导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报社、文化站、文化队等机构，工作热火朝天。 1938年冬天，姚雪垠应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钱俊瑞的来信邀请，参加了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被派到武当山下的均县留守处。 抗日战争中，他继续坚持创作，并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等职，积极投身抗战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雪垠先后在河南、湖北、北京等地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他于1957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李自成》。这部全书达320余万字的巨著，共耗费他40年时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中风靡一时的历史长篇小说。 姚雪垠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至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等职。1981年12月，已古稀之年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99年4月29日，因病医治无效，姚雪垠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9岁。 学员打火把为他送行 可是，有谁曾知道，姚雪垠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颇有研究。 抗战时期，他在均县一所抗日文化工作讲习班上，担任唯物辩证法课程的老师。 28岁的他，竞把这门哲学课讲得明白易懂，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并在均县引起了很大震动。 早在学生时代，姚雪垠就接触了马克思的《哲学之贫困》等书籍，初步掌握一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常识。他下了很大功夫备课，参阅了艾思奇《大众哲学》等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 在均县抗日文化工作讲习班上，他结合当时战争形势的发展，把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当他讲课的时候，除了讲习班学员外，总还有许多人前去旁听；他不仅在班上讲，而且还到当地的中学，以及由何基沣将军担任教育长的七十七军军训团，作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报告。 七十七军军训团是七十七军在均县设立的培养下级军事干部的学校，副军长何基沣兼任教育长。国立湖北中学，是山东各县中等学校南下流亡到湖北县(今阳区)、均县后成立的，师范部设在均县，学生中有中共党员，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两校得知讲习班的热烈反响后，数次邀请姚雪垠、臧克家、田涛等著名进步文化人到校作报告。 姚雪垠应邀到七十七军军训团进行了两三次、到国立湖北中学进行了一次演讲，他的报告给两校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姚雪垠回忆道：“在今天看来是极为普通的常识，在当时却是新鲜知识，而且与现实斗争结合得很紧，颇为听讲的青年们所需要，也算是雪里送炭的工作。” 后来，国民党发动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下令撤销 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讲习班被迫结束。 姚雪垠在一个天色很黑的晚上从均县乘船撤离时，讲习班的学员、军训团的学员、国立湖北中学的部分学生，均县城内的进步团体，都来到均县东门外的江岸上，打着火把来为他们送行。 不少学员还一再大声向姚雪垠请求，要他务必把唯物辩证法的讲义继续写完，寄给他们。如此壮观的场面令姚雪垠激动不已，热血青年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打动了他。姚雪垠热泪盈眶，向大家挥手告别，点头答应。这一切所见所闻，都成了姚雪垠创作的素材。 头顶日机仍挥笔疾书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姚雪垠以《风雨》周刊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的身份赴徐州采访。 在徐州，姚雪垠同山东来的几位打游击的青年彻夜长谈，并根据所获资料，用书信体写成一本名为《战地书简》的小册子，后又写了一篇宣传抗战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小说《白龙港》。 这年冬天，姚雪垠辗转来到湖北襄樊(今襄阳市)参加钱俊瑞、曹获秋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此时的姚雪垠，血气方刚，热情奔放，写作情绪高涨，在到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当时驻老河口)后，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准备在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创刊号上开始连载。 他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在斗争实践中获得了大量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为写好《春暖花开的时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姚雪垠的写作条件十分艰苦。《读书月报》创刊号很快就要出版，因而必须加紧写作；战争年代商品奇缺，买不来稿纸，只能用土法制造的又粗又黄的纸书写；经常遭到日机的空袭…… 每天吃过早饭，姚雪垠就和妻子一起跑到老河口郊外，先去老百姓家里借把小椅子，然后来到村边的大树下。他将纸摊在凹凸不平的小椅子上，自己坐在地上挥笔疾书。由于椅子太低，姚雪垠写一阵后就感到颈部僵硬疼痛。但他写作的激情丝毫未减，稍微活动一下颈部又接着写。 当时人们最担心的是日机频繁空袭，但姚雪垠对此却并不在乎。每当老河口城内响起空袭警报声时，他毫不理会。紧急警报响起后，他只是抬头看看天空。只有当日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他判断来的是多架轰炸机时，才将稿纸塞进皮包，然后仰望天空，观察日机的动向。如果日机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飞来，他和妻子便就地卧倒。当时中国军队用于保卫老河口的高射炮不仅数量少，而且命中率极低。有时日机投下的炸弹就在离姚雪垠夫妇不远的地方爆炸，弹片呼啸着从他们的头顶上方飞过。唯恐丈夫受伤的王梅彩不禁低声叫道：“雪垠，雪垠！”为了给妻子壮胆，姚雪垠镇定地说：“别怕，别怕！日机空袭的目标不是我们这里。”日机刚一离开，姚雪垠就拍掉身上的尘土，从皮包里取出稿纸，放到小椅子上继续写作。 冲进前线采访冒死突围 抗战期间，每当前方发生战事时，姚雪垠都要去采访。 出发前，他就加紧写作，多准备些书稿，从而保证了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在《读书月报》上的连载从未中断。 1939年4月，随枣战役爆发。臧克家与姚雪垠同赴鄂北前线八十四军采访。他们“一面走着一面写着，一支铅笔，一个小日记本，一个膝盖”①，从师部、团部、营部、连部，一直到了山头的前沿阵地。从  万家店、厉山到枣阳，他们在战场上经历了枪林弹雨。经冒死突围，历时8天才赶回均县，连诗稿在内，东西丢个精光。这次战役后，姚雪垠创作了散文《春到前线》，出版了著名的战地通讯《四月交响曲》。 1939年，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开始在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上连载，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反映抗战生活的长篇小说，人物性格鲜明，生活气息浓厚，语言朴素、自然，细腻、流畅。同时，他还创作了颇有影响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 1939年底，为配合第五战区的冬季攻势，姚雪垠和臧克家作为“笔部队”战士第三次奔赴前线，在战地生活达3个多月。这是个“冰刀似”的冬天，两位著名文化人“骑着大马在风雪吹打着的战地上奔驰”，“同士兵们一道在战壕里过旧年”，敌人“把炮弹打落到我的身后身前”。 1940年元旦过后，姚雪垠在钟祥前线写了《战地春讯》，文中披露了他在七十七军冯治安部采集到的大量感人事迹。1月，他在樊城写了通讯《鄂北战场上的神秘武器》；3月，又在《阵中日报》上发表了《战地佳话》，真实地反映了前方抗日将士的艰苦生活。 1940年11月，姚雪垠害了一场大病，出天花。当时正是老河口惨遭日机轰炸的时候，他的病情耽误了好几天，既不能住医院，又不能到医院找医生。一度被中医当作了胃病，在停尸间住了好些天，多次昏睡不醒。 就在这时，第五战区的政治形势也进一步恶化，对进步文化人士的限制和打击越来越多。姚雪垠还卧病在床，就被战区当局借故免职。 第二年元月，姚雪垠被迫离开老河口，回老家邓县养病。不久去安徽主编《中原文化》。 1943年春节后，姚雪垠来到重庆，继续创作《春暖花开的时候》，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5年他来到四川三台，任内迁的东北大学副教授。 抗战胜利后，姚雪垠在上海任大夏大学副教务长，代理文学院长。1953年迁居武汉为专业作家。1957年被错定为“右派”。 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姚雪垠在逆境中开始创作他的代表作5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这一史诗性的作品，以宏大的规模、壮阔的气势反映了宽广的社会历史生活，再现了明末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人物性格鲜明，具有深远的悲剧内蕴。1963年《李自成》  出版了第1卷，译成日文后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1976年出版的第2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1978年后，姚雪垠当选为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主席。 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给姚雪垠等抗战时期的老作家颁发了纪念牌，上面镌刻着“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几个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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