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 草(本人的岳母） 前 言 岳母写的回忆录（勉强算得上一份较细致的提纲，或可以叫作大事记）交由我整理、润色已经很长时间了。由于涉及到一些亲戚关系的维系我迟迟没有动笔。直到十年前在岳母的严厉催促下，同时也因为岳母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日渐衰弱，为了满足岳母旳愿望，不要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根据她写得提纲和细节的口述，我完成了这篇回忆录的写作。最初此文发在我的QQ空间，后又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现如今有了我的个人图书馆，还是收录在馆藏里更为妥贴。 正 文 我出生在新疆东部的一个小县，是普通农民的女儿。从呱呱坠地，到而今霜染两鬓、年逾古稀，既经历了旧社会的困苦，也饱尝过文革时期的种种磨难；品尝过辛酸和屈辱，同时也收获过幸福与欢乐。人到晚年，像是要给自己的人生写份总结，过去的往事总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我好像有许多人生的感悟想告诉儿孙晚辈们。但细细思索，却又都是些再普通不过的琐事。我想：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的往事还是要告诉儿孙晚辈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曾经历过哪些事，我是怎样一个人。讲给他们听，语音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还是应该用文字记录下来，不图流传千古，只愿百年之后，还能给他们留下一些念想。尽管我没上过学，只在部队里读过扫盲班。但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凭着不甘人后的韧劲，我勉强也算粗通文字了。再加上多年退休在家，有的是时间，凭借着一本字典，我总算把想说的话变成了文字。
我的童年生活
小时候，我很长时间都不喜欢喜鹊。甚至视喜鹊为乌鸦和“夜猫子”（猫头鹰），是一种给人带来灾祸的不祥鸟。
八岁那年秋天，一个晴朗的早晨，家门口老榆树上一只喜鹊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我满心欢喜的跑去告诉在家里忙碌的妈妈。“妈，妈！有喜鹊报喜了！我们家要遇好事了！”
当晚后半夜起风了。第二天起床，就看见窗外呜呜的秋风无情地吹着枯黄的落叶漫天飞舞，同时把前一天喜鹊带给我的好心情也吹走了。
风终于停了。我心情好了许多，和小伙伴们在门前玩耍。中午，一辆带车蓬的马车神神气气地径直来到门前。我和小伙伴们都好奇地审视着这辆从没见过的、漂亮而又带蓬的马车，就好像现在偏远山区的孩子见着奔驰、宝马豪华轿车一般。马车的门帘揭开，一个衣着鲜亮的少妇带着孩子们从车上下来。
天呀，是大姐！是嫁到省城迪化（乌鲁木齐）的大姐回来了！
我兴冲冲地跑回家里，边跑边忙不迭给家里人报喜讯。头天喜鹊门前叫终于应验了。接下来的日子家里天天像过年一样，前来探视拜访的亲朋络绎不绝，格外喜庆热闹。
大姐在家住了十来天要回省城了。临走前一天大姐对父母讲了她此行的主要目的，她要把我带到省城。父母舍不得让我离开他们。大姐说：家里人口多，生活又困难，少口人总能减轻一些负担。父母终于被她说动了。
当晚父母把我带到大姐面前，拉着我的手，眼里噙着泪说：“孩子，到省城大姐家去吧！”我哭着扑到母亲怀里。“我不去！我不离开爸妈,别让我离开你们！”其实我并不知道省城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到了大姐家会怎么样，我只是听说要离开父母，离开我生活的地方实在舍不得。还有，要我到一个陌生的去处心里充满了恐惧。母亲的泪水也禁不住滴在我的头上，哽咽着说：“去吧，孩子！大姐家生活好，你是去享福的，别哭了！再说大姐答应到省城让你去上学，你不喜欢读书吗？”听说到省城能上学，我才止住了抽泣。
满怀着对学校生活的期待我来到了迪化大姐家。大姐家很有钱。大姐夫是个商人，开有一家栈房，还兼做其他生意。我至今对大姐夫还留有很好的印象。他和善、大方，乐于助人。无论是商界的同人，还是街坊伙计，都愿意与他交往。每逢年节，谁家有困难借钱，大姐夫总要周济一些。大姐对此很不满意，时常与姐夫口角。大姐有时还骂骂咧咧地说：“借钱给你那些穷鬼朋友，啥时才能还清？这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时间和生活环境竟能如此之快地改变一个人。大姐的生活虽不及达官贵人家的贵妇人，但也吃有厨师、穿有裁缝，衣食无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大姐沾染了一身坏毛病。她每天除了打麻将，就是抽大烟。她自己可以挥霍无度，但对他人，朋友、街坊、下人，甚至包括自己至亲的妹妹，又精于算计。我到迪化后，大姐就再也没有提过让我上学的话。我每天要看孩子，洗尿布、打扫房屋和院子、抹桌子、倒垃圾、倒尿盆……总之从早到晚有干不完的活。这些活对成年人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我只有九岁，身体又瘦弱矮小，一天下来非常疲惫。我实际上成了大姐家不花钱的使唤丫头。
在大姐家的日子里，最让我不能忍受的不是辛苦和劳累，而是大姐整日的训斥和辱骂。“死鬼！”、“懒鬼！”几乎成了我的代名词。“你走！把我给你做的衣服脱下来，快滚！”大姐天天嘴上这样骂，却没有真的让我回家。每到晚上，我独自一人偷偷地流泪，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妈妈早点儿接我回家。 回忆童年在大姐家的日子，首先浮现在眼前的总是冬天，我穿着大姐的旧棉衣棉裤，棉衣像袍子，棉裤的裤腿絻起一大截，长得还拖在地上，脚上穿着大姐的旧皮鞋，走起路来宽大的衣裤飘飘荡荡，鞋子一走一趿拉，显得格外滑稽；大姐的女儿坐在我的腿上，尿水浸透了我的棉裤，湿漉漉，森冷森冷的；脚上的冻疮又疼又痒，难受极了。小小年纪我就落下了关节炎的病根。现在，每逢阴天，关节炎一犯，我就不由自主地会想起童年的往事。
12岁那年，有钱人纷纷变卖家产，迁往关内。大姐一家也要搬到兰州去了。大姐终于把我送回到妈妈的身边。见到母亲，三年多的委屈化作倾盆大雨般的泪水，尽情地喷涌着。母亲抚摸着我脚上的冻疮，也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母亲把牛肉切成片，放在开水锅里焯一下，敷在我的冻疮上。经过母亲的精心呵护，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脚上的冻疮才痊愈。母亲也许要补偿三年离别的相思，对我格外疼爱。经历了大姐家寄人篱下的生活，回到父母身边的日子每天都像泡在蜜罐里，幸福极了。现在每当听到“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的歌声时，我的眼圈就会潮润。我想：没有经历我一般的童年生活，无论如何也不不会对这首歌有那么深刻的体味。
我的婚姻生活
1949年秋天我的家乡解放了。乡亲们敲锣打鼓，张灯结彩迎接解放军。第二年春天实行了土改，穷苦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高兴得欢天喜地。
转眼到了1952年春天，长年操劳的母亲饱受高血压、心脏病的折磨，病情日益加重了。旧社会我的老家缺医少药，有病只能硬扛着。解放了，解放军军医成了乡亲们的救星，也成了我家的常客。那时老家封建闭塞，家里来了陌生男人，年轻姑娘总是借故避开。我也不能免俗，虽然知道有个姓王的年轻军医常来家里给母亲看病，但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也许是为了报答解放军军医给母亲看病的恩情，或许因为这位军医的医术还算不错，父亲做主把我许配给这位军医。那时的我对男女情事懵懵懂懂，想到要与一个从未谋面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充满了恐惧。在父亲的严厉强制下我和这位军医见了一面，算是相亲。见面那天我羞怯得满脸通红，两眼低低地瞅着地面，只看到他的双脚上穿的那双大皮靴。直到他离开，我也不知道他究竟长什么样。
1953年元旦，县城的街道上锣鼓喧天，军民同庆新年。我和大嫂也到街上看热闹。突然，大嫂对我说：“那不是王军医嘛！”我的心骤然一惊，顺着大嫂手指的方向偷偷瞄了一眼，密密麻麻的军人堆儿里，究竟谁是王军医，我真搞不清楚。我的心怦怦地跳，毛躁躁的，再没心思看热闹，撇下大嫂，独自一个人急匆匆跑回家去。一连几天，我心里都像是压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每到星期天，王军医总要到我家来。大黑狗一阵狂吠，接着就能听到他的军靴通通地踏着地面，由远而近的声音。于是我便躲进大嫂的房间，再不露面。他走后我的心情又变得异常糟糕。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由于小时候离开爹娘，在大姐家生活的心理阴影作祟。我并不知道婚姻生活将带给我什么。我只知道结婚就要离开爹娘，想到离开爹娘，我内心就充满了恐惧。这种不安几乎成了我婚前那段日子回忆的全部。
1953年2月，我和他结婚了。虽然新婚的日子没有给我留下太甜蜜的印象。但好在我们的新家离娘家并不太远，我有大把的时间泡在娘家，再加上丈夫对我也算体贴，所以也并不感到孤独和委屈。没有多长时间，我婚前种种的不安和恐惧就渐渐褪去了。我逐渐了解了丈夫的成长经历，了解的越多，我对他越敬重。我的婚姻生活概括起来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恐惧排斥——肃然起敬——相知相恋——携手百年。
闲暇的时候，他会给我讲抗战，八路军，延安，解放兰州，围剿乌斯满匪帮……。他是河北安平人，1937年9月还不满17岁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如果再早两个月，就该是老红军待遇了。1938年整编为八路军，后来到了延安。他由战士成长为班长，入了党，多次荣立过战功。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虽然较早参加了革命，但耳濡目染，也算是粗通医道，在当时的部队里也算是有专长的人才，所以就担任了卫生员。中医世家的根基，部队火线医护工作的磨炼和个人的勤奋钻研，使他不久便升任军医。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是旅卫生连的领导了。后来我在漫长的共同生活中深切体验到丈夫不谙人际交往，过于耿直，遇事急躁，不知道变通的缺点。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影响了他的进步。他资历老，级别职务并不算高，从60年代到光荣离休，他一直是县团级。 结婚满三个月（1953年5月），我刚刚适应新的生活，丈夫所在部队接到换防命令，我随军来到古城子（奇台县）。到古城子后，我先是在部队组建的面粉厂工作，11月又光荣参军，在卫生连做护士。我在部队任劳任怨，努力工作，参军一年，就得了三个荣誉奖状。54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女儿，后来又接连生了三个儿子。生活虽然艰苦，工作、家务终日辛劳，但孩子们个个健康可爱，围绕在我们膝边撒娇，甜甜地、依依呀呀地叫着：“爸爸！妈妈！”；瞅着贴在墙上的全家福照片和我们各式各样的荣誉奖状，我感到无比充实、幸福。
1956年我和丈夫先后转业，到乌鲁木齐工作。丈夫在一家医院任院长。我在一家国有大商场当营业员。文化大革命初期，丈夫也不可幸免的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五个孩子的吃喝拉撒，一家人的生活负担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辛劳并不是最大的痛苦，最让我揪心的还是远在农场的丈夫。每当夜静更深，孩子们都进入梦乡时，我却不能入睡，一个人为丈夫的安危担心，默默地为他祈祷。一年后，丈夫结束了农场生活，回到单位继续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改造”。这期间我们又有了第五个孩子，那是我们的小女儿。
接下来，孩子们先后下乡接受再教育，只有年幼的小女儿留在身边。打倒“四人帮”后，丈夫恢复了职务，我又开始为孩子们的工作烦心。在孩子们就业、上学问题上，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丈夫坚定的党性原则。当时让我感到几乎不近人情，难以理解。现在回想起来，我却为丈夫的无私、廉洁感到自豪与骄傲。他从不为孩子们的事给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找过他的老上级或是老战友。倒是组织上在招工时没有忘记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老干部，我所在的商业系统招营业员，解决了一儿一女的就业问题；丈夫所在单位解决了两个儿子的就业问题；大女儿也招到市卫生局护训班学习，毕业后在一家医院当了护士。五个孩子一个护士，一个技术员，一个工人，两个营业员，虽然都是普通工作者，平平凡凡，但日子过得还算平安，和谐。
90年春天，离休后的丈夫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医院。幸亏抢救及时，不但生命得以保全，后遗症也不十分严重。可是他的行动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此后六年，丈夫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饭量越来越小，体重越来越轻。96年秋天丈夫又患了肺癌。先是在邮电医院治疗，三个月后，病情加重，转院到自治区肿瘤医院。1997年3月2日丈夫住进肿瘤医院，打针、吃药、放疗、化疗，经过23天的抢救治疗，终究无力回天，3月25日与世长辞了。
3月24日下午，我和女儿离开医院，留下儿子和女婿在医院陪护。晚上我像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慌慌地乱跳，一夜未眠。25日清晨，天哭丧着脸，灰蒙蒙的，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我急匆匆地催促女儿一块儿往医院赶。下了公共汽车我几乎是一溜小跑，赶到病房还是晚了。盖在丈夫身上一层薄薄的白布单，印证了我的预感。那层薄薄的白布单使我们天上人间，阴阳两隔。我撕心裂肺地扑到丈夫身上，哭嚎着，呼唤着……。
住院期间，丈夫单位的领导多次来看望过他，病危后还嘱托肿瘤医院：“这是我们单位资历最老的'老八路’，一定用最好的药，想尽一切办法挽救生命，钱不是问题。”遗体告别仪式上，单位对丈夫光荣、战斗的一生和他廉洁奉公，无私无畏，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可贵品格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又将丈夫的骨灰安葬在烈士陵园。这无论是对逝去的丈夫，还是对活着的我以及子女们都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安息了，我挚爱的丈夫！
我的晚年生活
我的晚年生活总体上讲，既享受着晚辈孝顺带给我的温馨和快乐，也品尝了种种无奈留给我的痛苦与伤感；既有儿孙承欢膝下的欢声笑语，也有孤寂一人无尽的惆怅；既感到满足，又有太多不如意的遗憾。 丈夫的去世使我的生活水准大不如前。丈夫是离休干部，每年有13个月的工资。我所在的商场退休工资标准低，月薪只有286.46元。商场经营面临着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冲击，经济效益每况愈下，退休职工应享受的医疗费、取暖费等福利没有保障，常常拖欠不发、不报。为了我今后的生活，安葬丈夫后的第三天，我六妹夫曾召集所有的子女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六妹夫讲了我的经济现状，随后要求五个子女每家每月给我补贴100元钱，以安享晚年。儿女们均表示同意。大女婿说：“我双手赞成。赡养老人是我们晚辈应尽的本分。现在100元钱算什么……”，话没说完，大儿媳气愤愤地抢过话头：“我家刚装修过房子。装修房子的钱是我们两口子一分一厘辛辛苦苦积攒下的，谁也没有帮过我们一把。我们没钱！”我伤心极了，气愤极了，泪水夺眶而出。想到如果丈夫健在，又何必受此屈辱。如果丈夫健在，哪个又敢如此说话！我按捺不住悲愤，哽咽地说道：“我不要你们的一分钱！我就是将来讨饭，也绝不到你的门前要饭吃！”六妹夫也激愤地站起身来：“为什么不要，你拿的是儿子的钱。你儿子一个月工资一两千，给老人一百元，当媳妇的有什么不愿意！……”“砰！”大儿媳不等六妹夫把话说完，一摔门走了。从那天起到现在，十二年了，大儿媳再也没有登过门。不仅如此，她还不让孙女来看奶奶。大概是2006年秋天我到菜市场去买菜，看见大儿媳迎面走来。我想事都过去快十年了，还计较什么！再说，我真想我的大孙女，我想问问孙女长多高了，学习怎么样，让她来看看我吧！话到嘴边，大儿媳也看见了我，不料她竟然一转身，给我一个背影，径直向回走了。我伤透了心，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像是吃了一个苍蝇，心里别扭地直打颤儿。我想不通，不就100块钱嘛，婆媳之间真有那么大的仇恨吗？！每当我想起和大儿媳之间的关系，我就想到丈夫的墓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不过，除了大儿媳这块儿心病外，其他晚辈还是很孝顺的。
10年间，每月100元生活费，儿女们从没有晚给过。现在我的退休工资涨了，一个人生活基本够用，所以近两年我再没有接受过儿女们的生活费。
每逢年节，一家人常常到酒店聚餐，儿女们，尤其是大儿子总抢着埋单，从不让我破费。酒桌上，茅台、五粮液、酒鬼、伊犁王……儿女们总是拿最好的酒来。
装修房子，小女婿一手安排施工队。大儿子工作忙，给了一笔装修费。小儿子在家监理。各类装修材料有儿女们操心，我没花多少钱，也没费太多心。
家用电器老化了，不用我张嘴，大女儿买了台洗衣机；二儿子买了台冰箱；小儿子买了台燃气灶；小女儿买了台抽油烟机。
小女婿爱钓鱼，我的冰箱里总有鲜鱼，从来没买过。
节假日儿女们回家来，不让我干一把活儿。小儿子、儿媳，大女婿、大女儿，小女儿，忙里忙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我患心脏病先后两次住院，儿女们轮流照顾，病床前从没断过人。做心脏支架手术，费用全由儿女们均摊。
按说我的晚年生活应该是美满的。但儿女各有各的家，各有各的事，除了节假日，屋里只有我一个人，孤单冷清。有时只能对着老伴儿的照片独自伤感。1999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一曲《常回家看看》，唱出了我的心声，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儿女们有时说，寂寞了到他们家去住住。可是儿女家再好，总不如自己家自在。住一两天还可以，过了三天，心里发急，还是要回自己家。
我不满足现状。现在的住房冬天太冷，房屋布局结构也不合理，厨房过小。电视机、沙发也不尽满意。如果条件容许，我一定要按我理想中的标准，重新换过。
我对明天还有着许多的期望和憧憬。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个贪心的老太婆。但是，我想告诉他们，也包括我的儿女们，人活着就要对明天充满期待。我老了，我尚对明天有无尽的遐想。更何况我的儿女们，你们还年轻，你们有什么理由不为更加美好的明天而拼搏呢！ 浏览12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