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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周总理审阅特赦名单时,特意将将李仙洲名字添上,这是为何

 梦想童年594 2022-09-11 发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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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李仙洲(右二)

前言

1960年随着第二批特赦名单的拟定,公安部便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请示报告。这份报告也来到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周总理拿起这份特赦名单便仔细看了起来。

周总理在看完这份特赦名单后,便给公安部打了个电话说:“这份特赦名单上,我添一个人!”

周总理将自己的意见说完后,便提笔在这份特赦名单上写上了李仙洲的名字。

公安部提交拟定特赦名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曾准备对战犯问题进行处理。

不过随着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了新中国的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中央认为:当务之急是抗美援朝,镇压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处理战犯的事日后再说。

后来随着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党中央便决定将处理战犯的工作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我国政治协商部门和公安政法部门分别征求过有关部门和个人的意见,更多的是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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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罗瑞卿

在此基础上,1956年3月14日至15日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9次会议,在会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作为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门报告,周总理对处理战犯的方针政策作了重要讲话。

在总的方针中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杀一些战争罪犯?可以考虑不杀,对他们继续进行改造;第二,可不可以无条件地把所有战犯一概予以宽赦?鉴于他们的战争罪行,当然不能无条件地一概予以宽赦。

根据上述原则,罗瑞卿对战犯提出了处理意见,供与会者讨论。对于国民党战犯,当时考虑先释放少数较低级军官和某些将级军官,也可以考虑释放些特务分子。

等到罗瑞卿和谭政文发言结束后,周总理作了权威性发言,对于战犯的处理政策总得来说是宽大的。不久后,公安部拟出一个处理方案,并向中央作了关于在押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的处理方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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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央的八角塔

在这个方案里,把国民党战犯分为四类,提出了处理意见。当时在押的国民党战犯是871名,按首要战犯、罪行较重和严重的战犯、罪行轻微的战犯和罪行较轻微的战犯排列。

对第一类和第二类中的一部分,抓紧审查,稍后处理;第三、四类如第二类中的一部分大约有500多名拟于1957年底、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宽大处理,予以释放。

随着国庆十周年的临近,处理战犯的工作紧锣密鼓。在毛主席、周总理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心里,这件事早就挂上了号。

周总理对国民党的重要战犯和一般战犯都很关心,不少人是他所熟悉的,尤其是黄埔军校的一些学生他记得很清楚。周总理对战犯工作从大政方针到哪个战犯生病了都要作具体指示,所以说整个战犯工作由中央直接领导是毫不夸大的,同样这也说明战犯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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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功德林旧景,典型的监狱建筑特征

当时对于战犯是叫特赦还是叫大赦,并无定论。公安部就此曾翻阅资料,说明大赦和特赦的本质区别。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大赦是在特定条件下对在押罪犯一律赦免,把罪行都赦免了。而特赦则是不能赦免罪行,只是改恶从善的才予以赦免(刑罚),是局部的赦免。

我国采用的是特赦,而不是大赦或别的赦免,特赦的唯一标准是改恶从善,所以它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

1959年8月,毛主席给刘少奇写信,其中写道:

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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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毛主席

1959年9月14日,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请对特赦战犯作出决议。三天后,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主席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那么,怎样的罪犯就是改恶从善的罪犯?

当时党中央特意发出了特赦的标准:第一,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服法,确有良好的实际表现;第二,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

公安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关押战犯所在地的公安厅发出通知,要求按照条件列出战犯名单,逐个审查送批。

报告初步提出,拟对144名战犯分三批予以特赦释放。第一批50名,国庆前释放,包括杜聿明、陈长捷、邱行湘等人;第二批50名,包括首要战犯王耀武、沈醉、宋瑞柯;第三批44名,包括首要战犯宋希濂、庞镜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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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毛主席与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一起

后两批准备国庆节后发放,另外也提出释放溥仪、溥杰等人的意见。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由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发给他们特赦通知书。

在特赦大会上,被特赦的战犯表示无限的感激,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使他们改邪归正,获得新生,并决心继续改造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未被特赦的战犯代表也表示,要加速改造,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1960年随着第二批特赦名单的拟定,公安部便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请示报告。原本在这份特赦名单上,是没有李仙洲名字的,不过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后来才加上的。周总理之所以加上李仙洲的名字,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李仙洲自1947年被俘以来,已在狱中劳教13年了,而且表现优秀,完全符合特赦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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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周总理

周总理对于李仙洲的印象很深。当年,周总理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时,就知道第一期学生中有个李仙洲:此人尽管年过三十,当了父亲,并且还是小学教员,却毅然抛妻别子,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了广州。打起仗来总是身先士卒,勇往直前!

这个印象在周总理脑海中一直保留了下来。每次特赦,都有一个打头的,第一批是杜聿明,第二批选中了李仙洲。这份特赦报告,很快得到毛主席、刘少奇、李富春及书记处批准通过。

1960年11月28日,是李仙洲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他与范汉杰、沈醉等50人第二批获得特赦。

周总理:有困难,你就来找我

李仙洲在特赦后,周总理曾特意召见李仙洲,与他亲切交谈。

当两人在聊到黄埔军校时期时,周总理感慨都说道:“当时在军校几百人当中,让我记忆尤深的就是你和曾扩情两人啊!”

听到周总理的话后,李仙洲内心很是激动,然后有些羞愧地说道:“是学生走了弯路,辜负了老师对学生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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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周总理

还不等李仙洲将话说完,周总理摇了摇头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做人应该往前看。周总理说着,又关切地问道:“你的衣服够吧?”

“有。”李仙洲高兴地回答。

“几套?”周总理又问。

“一套。”

“那怎么换洗呢?”

“家里还有。”

“那不行,再去买一套吧,鞋子也要再买双新的。”周总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叮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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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李仙洲

后来,工作人员按照周总理的叮嘱,一一办妥。接见后,周总理设宴款待李仙洲,并请陈毅副总理及第一批获得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等人作陪。在分别的时候,周总理对李仙洲说道:“你是山东的,组织安排你回家乡任职。回去之后,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当地政府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你来找我。”

李仙洲走在回家的路上,脑海中便想起了和周总理相处的一幕幕,他被周总理身上那种人格魅力,所深深地折服了。

1962年夏天,李仙洲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协秘书处专员。

李仙洲回到家乡的时候,那年刚好是春节。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家乡的李仙洲,在踏上故土后,内心感慨万千,他又回想起自己当初为理想而踏上革命道路的往事……

大年初一,李仙洲偕同妻子一起去亲友家拜年,在路上遇到一群中、小学生,对方将其堵住,然后义愤填膺地喊着口号:“打倒国民党军阀李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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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特赦大会

李仙洲的妻子见到眼前的这一幕,便准备跟对方理论,不过李仙洲却拦住了她,然后说道:

没事的。他们说的难道不对吗?我过去确实是国民党军阀,现在虽然不是战犯了,但是娃娃们觉悟高,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的过去,还要继续改造,这是在帮助我嘛。

这时,几个干部跑过来,边跑边喊:“同学们,不要无礼!李仙洲先生现在跟我们一样是公民。”接着,这几位干部向这些学生们讲述了党中央的政策,学生们听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纷纷向李仙洲道歉,并举手欢呼:“欢迎李仙洲先生回家过年!”

此后,李仙洲便一直都在山东任职,先后担任省政协委员、常委专员、民革中央委员会顾问等。

1975年国家最后一批战犯进行特赦时,由于黄维的思想仍然有点顽固,为此周总理便邀请李仙洲来京,劝说一下对方。后来在李仙洲的劝说下,黄维也慢慢地转变了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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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黄维

1975年3月24日,中央领导人在北京饭店接见和宴请第七批获赦人员,81岁的李仙洲也应邀参加。当时黄维在见到李仙洲后,调侃道:“哎呀,没想到你还活着呀!你怎么这么能活,考黄埔的时候你就比别人大一截!”

李仙洲在听到黄维的话后,同样是哈哈大笑:“我才81岁呢!”

在晚年的时候,李仙洲生活同样很是规律,每天早上准时清晨5点起床,然后锻炼身体。为了让李仙洲能够安享晚年,省政协分配给他的房子,白天黑夜都听不到吵闹声,医生也经常去他家里,为其检查身体。

到了晚上,李仙洲在看完电视新闻后,便准时洗漱睡觉。正是得益于他生活作息规律,李仙洲从来不失眠,也轻易不得感冒。

已是90高龄的李仙洲,平日里也是非常忙碌的。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常委、省民革常委,按期出席会议,参加管理国事和其他政治活动。每逢开会,不管路途有多远和时间有多长,李仙洲从来都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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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李仙洲晚年

对于国家的发展,李仙洲很是上心,每当在家有空闲时间后,李仙洲总会拿起放大镜,抓紧看文件和报纸。如果累了,就让自己的儿子或儿媳,读给他来听。李仙洲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学习,就不能看清国内大事,就跟不上时代潮流。”

在谈到自己的后半生,晚年时李仙洲有些感慨道,我现如今这么大年纪了,又不能干什么事,政府还得从各方面照顾我。人的一生,到晚年幸福才是真正幸福哩!人在年纪大的时候,总会喜欢回忆过去,比如我现在常常回忆我们从小一起走向社会的李玉堂和李延年兄弟。

在李仙洲的讲述中,众人才得知,他们三人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又都在国民党中任职,从排长一路上升到集团军司令,为此人们都称他们三人为山东“三李”。不过他们两人的命运却不同于李仙洲,他们两人在抵达台湾后,非但不能与家人团聚,而且还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在谈到这里时,李仙洲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说道:“我想了又想,他们两个,可真是祸兮祸兮,我看我自己真可是福兮福兮!我有幸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获得新生,那真是前所未有的新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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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李仙洲

1988年10月22日,94岁的李仙洲在济南安然辞世。

李仙洲将军经历了战争的磨练和跌宕起伏的人生,还能如此长寿,足见他晚年的安适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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