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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30日，包括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彭湃在内的四位我党高层干部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反动派在上海杀害。 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严令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叛徒，为彭湃等人报仇雪恨，锄奸行动随即在阴云密布的上海开始了。 经过数日的调查，陈赓通过各种关系最终锁定了叛徒的身份，此人就是时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 不过，白鑫也知道中央特科的厉害，自从彭湃牺牲以后，他想尽办法四处躲藏，混淆视听，导致陈赓迟迟没有找到他的藏身之地。  就在行动陷入一筹莫展之际的时候，一位法租界里的医生主动找上了门，对陈赓密告道：“我知道叛徒在哪！” 陈赓一听大喜过望，随即带人前往了医院附近侦查，这次，他们能成功锄奸吗？ “白鑫！果然是他！” 周恩来听到陈赓的报告，怒火更盛，但他没有慌乱，一边组织力量对被捕的彭湃等人进行营救，一边指示陈赓继续追踪叛徒白鑫的下落。  原来，在彭湃等人被捕以后，周恩来就怀疑是叛徒所为，因为当时彭湃来上海开会的行踪是党内的绝密，如果不是内部有人泄密，敌人绝不可能行动如此之快、目标如此明确。 于是，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就指示陈赓托人查起了叛徒的身份，而陈赓找的人名叫杨澄瀛。 此人自幼留学日本，参加过国民党左派，非常善于交际，不仅和当时的国民党中统党务调查科核心人物陈立夫走得很近，还与上海滩的租界势力以及三教九流都混得很是亲密。 最为重要的是，他还与我党保持着联系，对我党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的遭遇很是同情，不时为我党提供国民党方面的情报，陈赓就是在此期间与他结识的。  果然，杨澄瀛听到陈赓的请求立刻就答应了，因为他也很憎恨叛徒，随后，他利用各种关系，四处打听着彭湃等人被捕的具体情况，没几天就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情报处长、特务头子范争波那里得知叛徒就是白鑫。 当时带人抓捕彭湃的就是范争波，所以对于他的话，杨澄瀛认为没有问题，便转告给了陈赓，陈赓又立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早就对白鑫产生了怀疑，因为自从白鑫来到上海以后，经常对党内的艰苦环境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而且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他和彭湃有过嫌隙，所以，他有着充分的动机。  于是，周恩来便开始了一系列紧张而有序的安排，只是，白鑫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白鑫，于1903年出生在福建常德的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家族有着十分传统的礼教观念，不许他接触新兴的事物，可衣食无忧的他却总幻想着有一天能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黄埔军校成立后，白鑫意识到机会来了，因为这里是无数有志青年梦想的地方，1926年3月，白鑫便找了个机会偷偷离家出走，来到了广州，成为了黄埔生。 只是与别的一心想着救亡图存的有志青年相比，白鑫的内心似乎更多的是对这种新兴事物的兴趣，因而他的革命思想从一开始就并不坚固。  后来，蒋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国共双方产生了摩擦，身在军校的白鑫一时间不知道该站到那个阵营，最后见同乡都参加了共产党，他索性也加入了我党的队伍。 此后，白鑫跟随叶挺独立团一路北伐，后来，又参加了南昌起义，职务也越来越高，白鑫很是享受飞速升迁的感觉，因而工作起来总是很卖力。 不过，这一切到了1929年初就发生了变化。 这年，白鑫随同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秘密回到了上海开展工作，因为资历深又有文化，他被安排在了中央军委担任秘书。  只是一到上海，白鑫就被这里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吸引住了，他开始对我党的艰苦工作越来越不满，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又让他胆战心惊，两项叠加，白鑫产生了叛变的想法。 那他为何偏偏选择向敌人透露彭湃等人的行踪呢？ 除了彭湃等人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之外，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彭湃在不久前亲自处决了白鑫的表弟。 原来，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遭遇了重创，革命形势非常严峻，队伍里很多人对革命的前景感到了悲观，因而其中一部分选择了叛逃。  白鑫的表弟就是其中之一，但按照军法，叛逃就是要被枪决的，所以，彭湃的处理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心胸狭隘的白鑫却因为此事记恨了彭湃。 1929年8月，白鑫主动向特务头子范争波报告了彭湃即将前来上海的消息，不久又通知了他彭湃开会的时间地点，所以，彭湃等四人才会毫无准备地被敌人逮捕。 而白鑫在之前的种种表现，也是周恩来对他产生怀疑的缘由，当然，眼下第一要务还是要想办法将彭湃等人解救出来。 经过反复地侦查和讨论，周恩来决定在敌人将彭湃等人押赴刑场的途中劫法场，这也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方案了，因为其他地方敌人的防守实在太过严密。  1929年8月28日天刚亮，由上海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通往刑场的路上就已布满了人群，他们或是摆摊小贩，或是人力车夫，或是来来往往的行人。 原来，这些都是中央特科的人员，他们早早地埋伏在了附近，等待着囚车的抵达，周恩来亲自负责指挥。 然而遗憾的是，等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赶到时，特科队员惊讶地发现手中的勃朗宁手枪居然都打不响，大家都非常着急。  周恩来见状，当即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因为不用枪抢劫囚车无异于白白送死，看着远去的彭湃等人，周恩来流下了泪水，他激动地说：“彭湃同志，我们对不起你！” “不杀白鑫，誓不罢休！”全体特科队员们也握紧了拳头，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当然，周恩来也对枪的事进行了调查，原来，事发当天，负责送枪的“三民照相馆”老板因为临时有急事耽搁了时间，所以，当枪送达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擦去枪身上的油脂，这才导致没有枪响。 就这样，因为一场意外，彭湃等四位同志没有被救出来，当天就遇害了，周恩来在自责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同时，也再次嘱咐陈赓一定要找到白鑫，将其处决，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只是，白鑫毕竟曾是我党的重要人物，他也清楚特科的行事作风，因而在彭湃遇害后他更加地小心谨慎，不仅如此，还不断地放出假消息迷惑陈赓。 1929年9月14日，国民党上海机关报《民国日报》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白鑫曾在黄埔军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周恩来看到报纸后立刻就识破了白鑫的诡计，他断定这极有可能是白鑫的障眼法，本人很有可能还在上海，而且正在设法逃离。 于是，周恩来随即让陈赓继续加派人手在上海进行查找，可白鑫实在太狡猾了，一连几天，陈赓都没有发现他的下落。  就在这时，法租界达生医院的医生柯达文秘密向陈赓报告说：“白鑫出现了！”陈赓非常兴奋。 原来，白鑫本就有旧疾，叛变以后更是整日忧心忡忡，连续几天的思虑过度导致旧疾复发，他便来到了这家医院看病，而医生柯达文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周恩来亲自布置的特科人员。 柯达文是化名，真名叫柯麟，是一位意志坚定的隐秘战线的战士，已经在这家医院潜伏了很长一段时间，目的就是探听国民党方面的情报。 见白鑫突然出现在了医院里，柯麟愣了一下，但他还是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因为自己是和陈赓单线联系的，白鑫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哎呀，白先生，许久没见到你了，最近在忙些什么啊？”柯麟一如既往地寒暄道。 白鑫之前生病的时候就经常来这里看病，他对柯麟很是信任，便没有客套，直接说：“最近老毛病犯了，还请柯医生给我看看。” 柯麟随即检查了他的病情，顿时心中大喜，因为白鑫不仅旧伤未愈还添了新病，患了严重的疟疾，短期内无法剧烈运动，也就是说，他暂时是不能离开上海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柯麟给他开了药方，让他有所好转后及时通知。而等白鑫离开后，他立即密报了陈赓，锄奸行动有了新的进展。 陈赓随即派人24小时不间断地盯着达生医院的情况，就等白鑫再次出现，然后将其拿下。 只是白鑫还是太狡猾了，他迟迟没有露面，柯麟还以为是自己暴露了身份，陈赓经过分析觉得这不可能，便让柯麟继续等待消息。 果然，过了两个星期之后，柯麟就收到了白鑫打来的电话，原来，白鑫的病情还是没有康复，所以打电话请柯麟到家里帮他治病，之所以去家里，是因为他也预感到了危险，不敢外出。 陈赓随即安排人跟在柯麟的后面，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一方面是为了找到白鑫的藏身之地。 第一次，柯麟被约到了法租界白宫饭店，可到了地方才发现白鑫根本不在这里，原来，这又是他的障眼法，幸好陈赓也格外谨慎，没有让保护柯麟的战士跟得太近，白鑫的人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而第二次，柯麟果然来到了白鑫的住处，就在法租界里的范争波的公馆，陈赓得知后恍然大悟，原来他竟藏在了这里，一场锄奸行动随即拉开序幕。 1929年11月11日晚上11时，霞飞路范公馆大门外停了一辆崭新的黑色别尔卡轿车，司机正聚精会神地握着方向盘，随时准备出发，而在不远处的巷弄里，几名黑衣人早已蓄势待发。 原来，根据杨澄瀛提供的信息，白鑫将在今天夜里坐船离开上海，陈赓觉得这是个好机会，随即带人埋伏在了周围。 果然，不一会儿，白鑫和范争波二人就在警卫的保护下有说有笑地走了出来，陈赓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叛徒，随即命令大家开了枪。 “砰砰砰!”特科成员都是经过严格训练选拔出来的精英，只见三颗子弹同时命中了白鑫的要害部位，这个出卖战友的叛徒当场毙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白鑫的死立即震动了上海，法租界的军警听到枪响后第一时间就赶了过去，却没有见到人影，而他们看到死者身上的伤口后，也很惊讶，因为这些人的枪法实在太精准了，不得不感慨道：“共产党不是好惹的，叛徒没有好下场！” 与此同时，此次锄奸行动也让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他们日后只要听到特科红队几个字就会本能地哆嗦，而白鑫之死也为我党内部个别心志不坚的同志提了醒，彭湃等同志的在天之灵得以告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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