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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国人暴动疑是一场政变,共和行政亦非周召二公共同执政

 花小鼠 2022-09-12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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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都邑镐京复原效果图

“国人暴动”发生在西周第十位君王周厉王姬胡身上,周厉王也是西周倒数第三位君王。

周厉王接手周王朝的时候,西周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周王室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厉王之前,西周社会实行的是贵族世代受禄制度,耕种土地要向国家交税,但关、市、泽、梁不征税,山麓川泽属于公有,老百姓进入山麓川泽采伐渔猎,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就不会加以干涉。然而到西周中后期时,贵族不但占有了大量的土地,而且还不断把留作公共使用的山林川泽占为私有。西周王室实际控制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少,而贵族占有的土地面积却越来越大,周王朝由此进入一种恶性循环状态。

周厉王为了扭转这种困局,就任命了以荣夷公为代表的一批新人实施专利政策,剥夺宗法贵族占有山林川泽的特权,收归周王室专有,《国语·周语》称之为“厉始革典”。

——按传统的说法,周厉王“革典”不但严重伤害了大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强烈的不满,还遭到了下层贵族和部分平民的反对。这些人享受不到王室的俸禄,反而要遭受贵族和王室的盘剥,如今周厉王的新典又断绝了他们的生路,招致了国人满腹怨言。

厉王不做反思,反倒从卫国找来几个善于做特务工作的巫人,估计是成立了一个什么情报局一类的机构,派他们去监视那些议政的人,凡是报上来诽谤厉王新政的人,格杀勿论!

在这样残酷的专制高压下,国人的怨谤少了,但各地诸侯也再不去朝拜了。到周厉王三十四年,统治更加严酷,国人甚至都不敢交谈,在道路上相遇只是以眼神示意——“道路以目”这个成语就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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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讹传讹的“道路以目”绘画

这样过了三年,国人实在不堪忍受厉王的暴政,就集中在一起,突然发动暴动,冲进了王宫要杀掉厉王。厉王做梦也想不到祸从天降,慌乱之中,向东逃向晋国汾河流域的彘地(在今山西霍州一带),才侥幸捡得一条命。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厉王时期发生的这起“国人暴动”事件当作平民或奴隶暴动,并由此推定,这场暴动是一场奴隶反抗奴隶主阶级矛盾集中爆发的反映。

其实,在西周时,国是指城圈以内和城郊,其中主要居民是贵族统治阶层和中小工商营业者阶层,此所谓“国人”;野是指城郊以外,主要居民是广大平民百姓,也就是“野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暴动的主体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贵族统治阶层。正是由于厉王实行专利政策,剥夺了他们原先强占的川泽山林,厉王又举任新人执政,抢走了他们本来该有的职位,他们才蓄谋暴动,推翻了厉王的统治。

《史记》言称,当国人暴动时,天子卫队无法阻挡暴乱人群的冲击,以至于让这些暴乱分子冲进了宫内。

这种说法大可值得怀疑。首先,全副武装的天子卫队怎么就挡不住一帮愤怒的乌合之众?其次,驻扎在天子身边的正规部队西六师哪去了?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透漏出一点玄机:

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

“公卿惧诛而祸作”,直接指明了这次暴动的主体人群是“公卿”,而非平民百姓。

还不仅于此。发生如此惊天暴动,并让天子直属卫队和西六师的统领参与,说明这次暴动一定有一个总策划者,而这个总策划者又应该是在厉王改制中受伤最深、厉王逃走后受益最大,且在厉王朝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元老重臣。

那么,这个元老重臣会是谁呢?

且让我们先看看厉王逃走后,西周政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史记》记载说,召公和周公这时候站出来,共同主持朝政、治理国家,即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是为“共和行政”。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周公是周定公,是周公旦的后人;召公是召穆公,是召公奭的后人

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乃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从《史记》记述的“共和行政”来看,“共和”是指“协同合作,彼此相应”的意思。但问题是,周定公的身份只是一个鲁国国君,此前从未在周王廷露过面,也就是说,他从没有在厉王统治的34年中担任过任何重要职务,怎么突然之间就成了“共和行政”中的两个摄政人之一呢?

《史记》这一记载,自古以来就受到了人们的种种质疑。学者们更多采信的是《古本竹书纪年》“共伯和干王位”的说法。

清华大学收藏的先秦简书《系年》也有类似的记载,说是那些卿士、诸正和万民把周厉王赶到彘地以后,共伯和被推上了大位。所谓“共和行政”,实乃“共伯和行政”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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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

如此一来,我们忍不住要问:共伯和又何许人也?他又怎么有如此大的能耐?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作注《庄子》时解释,共伯和,姓共名和,伯乃爵位,是共国当时的国君。其为人注重修为,礼贤下士,所以周厉王逃走后,诸侯就一致举荐他做天子。但因为厉王还没死去,他做天子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就代行王事,临时摄政。

共国在今河南辉县市,是共工族群的传统活动基地,这里有共山、共水,还有共城遗址。共伯和应该是共工族群的后裔。但这里的问题是,共国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诸侯国,作为共国国君,共伯和根本就没有摄政天下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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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辉县共城遗址

于是又有学者提出,共伯和或许是当时的卫国国君卫武公,因为卫武公的名字就是“和”,卫国的国君似乎也能称为“共伯”,毕竟卫武公的哥哥死了以后的谥号就是“共伯”。

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然而一查卫武公的履历,就露了马脚。“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而卫武公却是死在公元前758年。一个当时恐怕都还没出生的人,怎么还能主持“共和行政”?

这件疑案学究们吵吵闹闹争论了两千多年,但一直是悬而不决,直到上世纪古文字学家们在一西周晚期青铜器师毁簋铭文中发现了一个叫“伯龢父”的人,才让人们逐渐看清了这个事情的真相。

师毁簋铭文写道:

隹(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伯)龢父若曰:師毀,乃且(祖)考又(有)勛于我家,女(汝)有隹(雖)小子,余令(命)女(汝)死(尸)我家,司我西扁(偏)、東扁(偏),僕馭百工、牧臣妾,東(董)裁内外,毋敢否(不)譱(善),易(錫)女(汝)戈琱똆、[딧(緱)]必(柲)、彤紗(沙、綏)、干五鍚、鐘一肆、五金,敬乃夙夜,用事。再拜뻪(稽)首,敢對揚皇君休,用乍(作)朕文考乙中(仲)肆簋,毀其萬年,子(子子)孫(孫孫),永寶用亯(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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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毁簋铭文拓片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伯龢父”极有可能就是共伯和。为什么呢?因为铭文记载,“伯龢父”曾册命一个叫师毁的大臣,铭文用的是“伯龢父若曰”这样特殊的字眼。

这个特殊的字眼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讯息,首先,在西周册命文中,册命者一般是周王,或像是周公那样的摄政者。主持册命的人可以换,但册命者代表的是周天子的权威,不能换。除非是更低一级的册命。但更低一级的册命,那就不叫册命,而是任命了。册命是同周天子的身份关联在一起的;其次,“若曰”在传世文献和金文中,是天子或代天子摄政者的专用术语,如“王若曰”“周公若曰”等。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师毁在表示对“伯龢父”感谢时用的是“皇君”这样一类对天子才拥有的专称。“皇君”,就是伟大君王的意思。按周礼规制,诸侯和朝臣是绝对杜绝使用这一类称呼的,否则就是僭越,人人得而诛之。

另外,该铭文中还出现了“王元年”这样的字眼,由此坐实了“伯龢父”只能是代天子摄政的一个假王这个事实。巧合的是,这个名字中的“龢”,在古代又同“和”通用,所以,学者们普遍推定,“伯龢父”就是共伯和。而“王元年”就是共和元年。

但这个“伯龢父”又是什么人呢?他怎么就能一步登天,成为大家推荐的摄政王呢?学者们皓首穷经,孜孜以求,终于通过西周中晚期青铜器,诸如元年师兑簋、三年师兑簋等青铜器铭文,找到了蛛丝马迹,并从中推断出,“伯龢父”在周厉王初年就担任了司马一职,掌控着军政军赋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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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师兑簋

显然,师毁簋就是“伯龢父”在共和元年以摄政王的身份册命师毁后,师毁为感恩“伯龢父”而做的纪念器物。事实上,也只有像“伯龢父”这样执政军权,且在厉王朝中具有深厚根基的元老重臣,才能够发动下属搞出如此惊天暴动,并让天子直属卫队和西六师的统领参与。

据此推测,“伯龢父”极有可能是没有得到周厉王的重用,还被他的新政伤害到了利益,这是导致他发动暴动,更确切说是一次政变的主要原因。

主要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著、张大可译:《史记》,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4~35页。

2.李琳之:《前中国时代》,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35~256页。

3.《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年版,第114页。

4.JC:4311、4274、4318。

5.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9~120页。

6.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115页。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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