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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史上最为罪恶的一次事件之一，更是刻在中华民族血肉中永远不能抹去的疮疤。 仅仅四十多天，三十多万活生生的生命就被无情杀害，各种暴行不计其数，千年古城沦为人间地狱。 那么，当侵略者在南京展开暴行之后，国民政府在干什么呢？ 蒋介石和毛主席又是什么时候得知的消息、得知消息之后又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南京大屠杀 淞沪兵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日军集结重兵向中原本土进攻。 迫于国内外舆论和政治压力，蒋介石暂停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行动，国民党接受共产党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全国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起来。 这时候的共产党方面，才刚刚建立起陕甘宁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向全国抗日前线贡献着力量。 而这时的国民党方面，还在为作战方案的不确定性争论不休。  日军 一方面，陈诚认为日军会沿平汉铁路南下，指挥优势部队进攻武汉，应该以上海以外的平原地带为战场，尽量牵制日军力量。 另一方面，蒋介石却认为，不应该在有利于发挥日军机动性和火炮优势的平津以南地区作战，应尽量把日军牵制在上海地区，因为上海有英美等国的租界，日军会对国际舆论有所忌惮。 最终，蒋介石错误地将战场设在上海坚守。 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不断增兵以乞求列强的援助，日军同样不断增兵以求快速夺取上海。双方在上海周边投入了近百万的兵力，战线曾经反复拉锯。  日军 11月5日，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与此同时，蒋介石本人还在心存幻想企盼着国联能够制止日军的行动，却错失了将主力撤退的大好时机。 当蒋介石仓促下达混乱的撤退命令时，三十多万人的部队混乱地挤在上海的街道上，日军乘机用飞机大炮进行轰炸。撤退变成了溃败、变成了逃亡。上海至此沦陷。 在淞沪战场纠缠的三个月中，中日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日军便将报复的目标对准了逃往南京的溃兵，以及国家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11月13日的《解放》周刊中，报道了10月时毛主席在延安接受英国记者贝兰特专访的谈话记录，在当时，毛主席就已经对国民政府的部署提出建议，实际上已经是敲响了南京保卫战的警钟。  蒋介石 南京暴行淞沪会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大为吃惊，毕竟当时可以调用的精锐部队基本已经全部投入到战场中，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调用重兵对日军进行有效的阻截。 即便在仓促安排保卫南京的作战计划时，蒋介石依旧认为南京的保卫战只是给纳粹德国争取外交调停以及获取苏联介入的的有利筹码。 11月26日，蒋介石任命主张保卫南京的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军司令，命令中明确提及“短暂防守”。 可就在其与日军激烈交战的时候，蒋介石却在12月11日发出一道“如形势不可久待，可相继撤退”的命令，这无疑是在动摇守城将士的军心。  国军 12日，撤退的命令下达到还在作战的部队中，原本就已无士气的部队如同融化的雪山瞬间崩塌，只有少数成建制撤退的部队成功渡江。 9万多人因为长官逃跑无人组织撤退，被日军困在南京城内外，混乱的部队相互踩踏，死伤者无数，更有扎筏、游泳渡江者，溺毙者更不知多少。 12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在谷寿夫的指挥下，攻破了南京中华门，后续部队蜂拥而入，六朝古都南京至此沦陷。 沦陷之后的事情，已经无法用文字、语言描述。人性在这里已经成为笑话，公约在这里已经不具备任何效力，生命在这里已经毫无尊严，文明在这座人间地狱中已然付之一炬。  谷寿夫 枪毙、刀劈、火烧、刀刺、枪挑、棒击、强奸、轮奸等等罪恶的行为已经成为恶魔们的乐趣；几个、十个、百个、千个、万个这些数字已经成为生命最原始的记述方式。 仅仅四十多天，三十多万人失去了生命，伤残者更不计其数，平均每一天都有近万人死亡，每一分钟都有人在死去。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战争，也不是屠杀，更像是低劣民族对仰视依旧的上邦复仇性的报复。 他们用卡车、马车、牛车、黄包车、甚至婴儿车运输着从这千年古城抢掠的财物，成箱成箱的古董、文玩、古画、书籍被运走，损坏之物更是不计其数。留给南京城的，只有在烈火中痛苦的呻吟。 根据南京国际救助会的报告统计，南京城超过30%的建筑被烧毁，连供奉神佛的寺庙也不能幸免。 粗略统计，大概有30余万间房屋被毁，而原本在房屋中生存的人们，现在已经大多躺在冰冷的土下。 阿契包德·特洛简·司迪尔，弗兰克·提尔曼·德丁，这两位美国人的名字值得铭记，是他们最早将南京发生的事实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和《纽约时报》上发布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这里发生的暴行。  南京惨状剧照 不同理念1937年12月24日时，在蒋介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的信件中，只提到了日军从上海登陆之后的暴行，以及希望美国给予中国更多有效、强力的帮助，并没有提到南京城内发生的事情。 想必，这时候蒋介石并没有接到南京有关的消息。 1938年1月21日，上海租界的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一篇关于南京城内日军暴行的文章，蒋介石正是由这篇文章才了解到南京大屠杀的部分细节。 第二天，也就是日军受到国际舆论压力被迫撤出南京的前一天，在蒋介石的日记上，才首次提到了南京，而日记里提到的内容，却仅有“暴行”“痛苦”之类的无声呐喊而已。  蒋介石 相比于拥有数量庞大的部队、精良通讯设备的国民政府，共产党方面在南京沦陷一个星期时就已经知道消息。 当得知南京发生的暴行时，毛主席猛吸了一口烟，单手扶腰良久无言。同在屋里开会的朱老总一拳头砸在桌子上，暴跳如雷，周总理则气得浑身发抖。 “必须打倒日寇！我们要报仇！”毛主席掐断了手里的烟卷，狠狠地说道。 很快，中共中央部署了相关工作：一方面通过舆论声讨日寇，一方面加快发展各地的武装力量，伺机对日军展开作战。  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 1937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发行的《救国时报》141期刊上，发表了名为《日寇攻宁大肆残暴》的文章，将日军在南京的罪行公之于众。 紧接着在1938年1月5日、10日、31日等期刊上陆续发表揭发、谴责日军暴行的文章，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1938年5月，安徽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战，打响了新四军从南京陷落后的东进抗日第一枪。 与此同时的重庆，国民政府宣传处长董显光，将一组日军拍摄的南京暴行照片，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捏住照片，凝视了许久。 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雪耻！日寇之暴行凶横，实古今无有先例，不灭，何以维持人道！”  蒋介石 蒋介石之怒，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日军的暴行，其中也许还包含着对自己错误部署的懊恼，以及对南京惨遭屠戮的同胞们的忏悔。 6月，蒋介石拨款15000元，专项用以将日军之暴行对外公布，并命国际宣传处出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发行。 另外，蒋介石还让陈诚，尽全力搜集日军暴行重要罪证，并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甚至秘密派人到日本搜集各种罪证交付国联。 两人对比一下，两位领导人对日军的暴行同样愤怒，对国土丧失、国民受难同样感到愤慨，但毛主席更倾向于自己动手，而蒋介石更倾向于借助他人之手。  蒋介石等人 国共合作手握重兵的蒋介石这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曾经等待国联援助的想法多么不切实际。甚至可以说是可笑。面对敌寇，只有自己心狠、手硬，那些列强才会对你摇尾巴，而在小规模战斗中频频胜利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正是蒋介石应该学习的榜样。 根据资料记载，1938年底，八路军总共兵力15.6万人，新四军2.5万人，加在一起总共不过18万人，而国民党部队，仅集团军就有25个之多，总兵力百余万人。 但是，两方面在对日战斗的战果上却是大相径庭。尽管在台儿庄重创日军，但也是惨胜，依旧没能阻止日军占领徐州。 武汉沦陷、广州沦陷、南昌沦陷，中日两国从国力、军力上的差距以及战场上的频频失败，让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对日战略的错误。 蒋介石 1938年，毛主席得知日军在南京城的暴行之后，在窑洞里奋笔疾书，写出了震惊世界的《论持久战》。 其实，“持久战”的想法蒋介石在1935年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演讲时就已经提出。 不过相比于毛主席的全面、持久、多方位的全国抗战理念来说，蒋介石的持久战仅仅停留在四川当地。 从1936年和以后的《最后关头》《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迁都通告》以及《告全国民众书》中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战略思想也仅停留在正面战场的对抗上面。 《论持久战》 当蒋介石看过“小诸葛”白崇禧向他推荐的《论持久战》时，深以为然，并且在白崇禧的批注“积小胜为大胜，以实践换空间”下面，也划上了重点。 可见，蒋介石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极为认同，逐步认同联合作战的想法。 忻口战役时，国民党的中央军、共产党的八路军、阎锡山的晋绥军，三军联合作战，发扬各自的长处，弥补互相的短处，创造了歼敌过万的战果。 也印证了毛主席指出的“在和国民党的全面配合下，准确地使用反攻性质的突击战术”是有效、可行的。 在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百团大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经典战役的胜利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更重要的是，让全国人民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不可分裂的国家。 白崇禧 1945年8月15日，曾经在中华大地上横行的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松井石根等在南京城犯下罪行的战犯们也都受到应有的惩罚，其中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人还被押往南京雨花台，在他们曾经肆虐的南京城，被执行死刑。 参考资料《论持久战》毛泽东 《解读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杨天石 《救国进行时 中共对南京大屠杀的最早揭露》中国南京红色在线网 《全面抗战时期的蒋介石行迹研究》葛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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