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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怀旧似乎成为了爆款文化产品的成功密码和人们习以为常的情感状态。 《乘风破浪3》的舞台上，王心凌凭借十多年前的经典曲目《爱你》再度翻红，重回“甜心教主”的宝座。07年快乐男声的13强选手陈楚生、苏醒等人参加了一期没有任何赞助和广告的“小破综”——《欢迎来到蘑菇屋》，却意外翻红，15年前的参赛视频也被各路网友扒出来考古。虽然新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但《还珠格格》《武林外传》《甄嬛传》《家有儿女》等经典影视剧仍是各个视频平台的流量密码。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我们也会回溯或纪念历史事件。 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的人和事，是因为头脑中保存着关于他们的记忆，而这些记忆的建构离不开媒介。 “媒介记忆”的概念，最早于2005年由美国学者卡罗琳·凯奇提出，她在研究美国杂志的历史时认为，杂志不仅对社会评论和国家公共历史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而是通过扮演一个代理媒介记忆的角色与社会其他领域进行互动。卡罗琳·凯奇的研究为此后媒介记忆的研究奠定了案例基础。国内学者邵鹏指出，媒介记忆是指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理解、编辑、存贮、提取和传播，形成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和核心，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 在过去的媒介记忆研究中，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常常位于显著位置，关注新闻、纪录片等如何报道/记录过去的宏大叙事。随着数字媒介的快速发展，普通大众拥有了记录和传播的工具、渠道，个体经验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被凸显出来。正如李红涛和杨蕊馨的这篇文章所提出的，在深度媒介化的场景之下，对数字记忆的考察不应该限定在“媒介记忆”的延长线上，也不能固守“媒介如何再现过去”的问题意识，主张“把个人带回来”。 1.面对数字记忆千变万化的场景，将互联网放在新旧媒体的框架内、从报纸到电视再到新媒体的延长线上，由此考察新媒介中的记忆和记忆中的新媒介，这一思路日益暴露其局限性，甚至显得捉襟见肘。无论是在认识论还是方法论层面，对数字记忆的考察都需要跳出叙事或再现的藩篱，将行动者及其实践放在记忆研究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在数字社会的结构和数字文化的情境下探察数字记忆，进而以记忆为切口或“方法”，理解数字社会和数字文化。2.随着记忆活动的场景转移至数字时代，个体作为记忆网络节点的身份被凸显出来，“记忆的微光”也因而汇聚了更多个体的声量。在数字记忆场景中，数字媒介技术将“记忆的微光”聚合起来，这种聚合既是物理层面的，也是记忆结构层面的，它让不同时空、代际和身份的记忆主体在新媒介空间中自发地汇聚，由此产生的记忆书写往往连通了集体记忆的建构性和个体记忆的自主性，弥合了二者之间的断裂。3. “把个人带回来”，一方面指数字记忆关乎自我与他者、个人与集体、过去与未来之间边界的持续变动、协商和重新凝固；另一方面，指数字记忆对人的强调，无需预设“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对立，也不是凸显前者的对抗性，而只是将行动者及其实践作为记忆研究主线，在媒介实践和记忆实践的碰撞中理解数字记忆纷繁复杂的面貌、内在机制、产物与社会文化后果。“我们如此热衷于谈论记忆，是因为它已经所剩无几”。在《记忆之场》开篇，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如此写道。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诺拉面对的是“历史的加速”所导致的生活记忆与历史的断裂。三十多年后，我们面对的是技术、社会变迁和生活节奏的全面加速。其结果是，“当下”这个时态不断萎缩、越来越短暂，记忆仿佛无穷无尽、无孔不入。毕竟，在社交媒体上，有数十亿人时刻在创造和分享着个人记忆；“记住一切”仿佛成为可能，但大大小小的“记忆漏洞”依然无处不在，无论是被遗忘权还是记忆权都成为迫切的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何谈论“躁动不安的过去”（restless past）和“变动不居的记忆”？其中一种便利的思路，是在媒介记忆的范畴内部看待互联网记忆，即将互联网放在新旧媒体的框架内、从报纸到电视再到新媒体的延长线上，由此考察新媒介中的记忆和记忆中的新媒介。就前者而言，其焦点是特定媒介样式所承载的记忆叙事或文化再现（cultural representations）。就后者而言，互联网是新兴事物，但随着整个行业的变迁和个别行动者的载浮载沉，早期的网站和互联网经验都成为了追忆乃至怀旧的对象。不过，面对数字记忆千变万化的场景，上述思路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甚至显得捉襟见肘。其间的关键在于，数字记忆牵涉到的不仅仅是与前数字时代并置的媒介记忆形态，更是记忆活动及其产物全面而深入的数字化。“作为液态的存在，数字媒介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构成了我们对日常生活的诸多范畴（公与私、地方与全球、个体与集体）不断重新混合的砖瓦基石”，记忆领域也概莫能外。数字媒介与技术的全面渗透给记忆研究领域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连接转向”。正如安德鲁·霍斯金斯所说，面对数字记忆对记忆领域传统上的二分法的挑战，通过在文化上添加“跨文化”、重新扩展认知维度、用“假肢”概括媒介技术，只不过是在“再现和档案话语与技术的边缘”修修补补，注定无济于事。我们需要发展出新的本体论，“认识到媒介并不只是部分的、偶尔的或暂时的记忆形塑者，而是在根本意义上改变了何为记忆，记忆和遗忘如何可能”。毕竟，“新的记忆生态承载着从再现到环绕、从空间到时间、从分发到超链接、从集体到纷众（multitude）、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私密到浮现、从白色到灰色的种种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认识论还是方法论层面，我们都需要跳出叙事或再现的藩篱，将行动者及其实践放在记忆研究的核心。惟此，方能在数字社会的结构和数字文化的情境下探察数字记忆，进而以记忆为切口或“方法”，理解数字社会与数字文化。不过，在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之下，个体的位置始终暧昧不明。本文从集体记忆研究的两种文化入手，从“记忆的微光”和“中介化记忆”两条线索挖掘理论资源，借助社会实践的理论视角，“把个人带回来”，以此重建个人在数字时代记忆研究中的主体位置，激发记忆研究的想象力。集体记忆的“集体性”到底体现在何处？著名记忆研究学者杰弗里·奥利克（Jeffrey K. Olick）在论文《集体记忆的两种文化》的开篇问道。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记忆研究中存在着两条相互竞争的“集体”线索：一是个体取向，将集体记忆视为社会架构的个体记忆的聚合，他将之称为“集合记忆”（collected memory）；二是集体取向，聚焦自成一格的集体现象，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在详细梳理相关理论脉络及其差异的基础上，奥利克主张在个体取向和集体取向之间谋求多维度的对话与融合。在奥利克看来，这种分野可以追溯到哈布瓦赫，因为在他有关集体记忆的最初论述中，即存在着个体和集体取向之间未调和的张力。一方面，哈布瓦赫批评柏格森将记忆视为个体主观心智特征的观点，强调“人们通常是在社会中获得自己的记忆。他们同样是在社会中回忆、认识和定位自己的记忆”。不过，奥利克认为，哈布瓦赫“强调只有个体才能记忆”，“似乎的确保留了个体记忆的观念，只不过强调记忆受到社会框架和身份认同的形塑”；另一方面，“在对弗洛伊德的回应和对集体记忆和历史的区分中，也存在着一个更为激进的集体式时刻”，在其中，哈布瓦赫将无意识意象视为自成一体的集体再现，这突出体现在他对“圣地的传奇地形学”中公开的纪念符号、仪式和技术的关注。从哈布瓦赫经典论述中的张力出发，奥利克转而讨论集体记忆研究的两种文化。他指出，在“集合记忆”中，个体被视为记忆的真正主体，“共享记忆存在于个体的头脑当中，集体后果源自个体过程的聚合”。研究者运用问卷调查和口述史等方法，致力于揭示聚合的记忆或者打捞被宏大历史淹没的声音。在奥利克看来，集合记忆避免了对集体的物化，不会将之视为理所应当的起点，也无需假定群体一定存在集体记忆。更重要的是，集合记忆取向有可能带入心理甚至神经因素，进而推动生理、行为和社会科学的对话。但遗憾的是，问卷调查和口述史所代表的行为主义取向将人类心脑视为黑箱，记忆研究中的神经-心理传统与社会-文化传统也近乎老死不相往来。不过，奥利克指出，纯粹的心理（个体或集合）取向也存在若干不足，而它们则构成了“集体记忆”传统立论的基础。其一，与记忆过程相关的社会交往模式无法悉数还原或化约到个体心理过程。其二，符号及其关系系统具有独立于个体主观感知的自主性，而“不同的社会所记得或纪念的事物中，存在着明显可见的长期结构”，譬如神话、传统和遗产，“个体无论如何挣扎，都无从摆脱”。其三，除了大脑之外，各种书写和记录工具也具有记忆能力，可以充当记忆的技术。无论是勒高夫对记忆历史的追溯，还是研究者对“假肢记忆”和赛博格的讨论，都清晰展现出记忆技术在个体和社会层面产生的影响。在上述综述的基础上，奥利克回到记忆研究的价值上来，建议将“集体记忆视为敏化概念，涵盖各种各样的记忆过程、实践及其产物，触及神经、认知、个人、聚合和集体等诸层面”，并主张将之称为“社会记忆研究”取向，用以强调“所有的记忆活动，无论是发生在梦里还是庆典中，发生在追忆中还是教科书里，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不过，上述界定似乎还是带着浓重的大杂烩特征。在“社会记忆”这把大伞之下，不同层面的记忆究竟该如何各安其位？奥利克强调，重要的是意识到“个体”和“社会”并非像“锅碗瓢盆”一样相互割裂、分立的存在，“记忆在公和私领域、在社会顶层和底部发生；可以是追忆往事，也可以是纪念；可以是个人见证，也可以是民族叙事”，以此探讨不同的记忆结构如何相互形塑、彼此互动。在文章中，奥利克还以创伤问题为例，说明个体和集体导向的文化对理解社会记忆同等重要。首先，对于创伤受害者和幸存者而言，创伤经验会在生理和认知层面对大脑和心智产生深刻影响，乃至让受害者成为人群中的“行尸走肉”。但“心理创伤无法像坏基因一样代代相传”，只有依靠集体叙事，美国内战和奥斯维辛才能成为全社会的创伤。因此，“无论是在伦理层面还是概念层面，创伤都不能被还原或化约到个体和集合层面的心理学”。然而，要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弥合个体或集合意义与集体意义上的创伤之间的鸿沟，并非易事。譬如，由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等人系统发展的文化创伤理论，其理论起点就是对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常人创伤理论的批判和拒斥，他们转而强调创伤的社会中介属性，将焦点放在创伤建构的社会和文化过程。不过，这一侧重“集体”的取向遭到了历史学家沃尔夫·坎斯坦纳（Wulf Kansteiner）和精神分析学者哈拉尔德·魏因伯克（Harald Weilnböck）的尖锐批评。他们认为，文化创伤理论的倡导者原本可以借助复杂多样的心理学工具，探讨对战争、大屠杀和暴力的再现到底有何效果，而不是将对暴力的再现与创伤的存在和再生产混为一谈，以致无从理解作为个体和集体的人类如何体验创伤，又如何回应他人的创伤体验。无论如何，奥利克在后续的著述中仍然试图整合记忆研究中的个体和集体维度。譬如，他后来强调，集体再现、深层文化结构、社会框架，以及文化与社会架构的个体记忆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正因为此，记忆研究才应该从集体记忆迈向记忆实践和产品的社会学，“将集体记忆理解为一系列产品和实践，也就意味着将记忆研究中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的对立，更有效地重构为同一个动态过程的不同时刻”。这些论述构成了我们寻回个体的基础，也隐含着对实践的强调。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述。在奥利克评述的集合记忆这条线索中，问卷调查中的“个体”更多隐匿在“世代”这样的集合变量之下。相比之下，口述史中的“个体”则有更多机会发出个人的声音，展现独特的生命体验。相关研究也往往从对宏大叙事、官方或集体记忆的批评或不满出发，批评其“抹杀了记忆鲜活、（富有）质感、多元的本真特质”，转而去个体那里寻找和挖掘活生生的记忆。在建构论对记忆研究的支配之下，对个体记忆的强调还具有特殊的道德或公共意义，因为普通人有可能借助“个体记忆及其负载的情感和意义”，对集体记忆展开既微不足道又卓有成效的“微抵制”，获得与集体框架协商的空间和跳脱该框架自我讲述的“微自由”。从“微抵制”这个表述当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集体与个体、宏大叙事和细小叙事之间的二元对立与强弱关系。为了在集体记忆中重新召唤个体的主体性，刘亚秋提出“记忆的微光”这一概念，它指的是当个体与宏大历史迎面相遇时所碰撞出的记忆火花，或存在于个体记忆的喃喃自语中，与集体记忆的庞大声浪交织在一起而不被注意，或处在集体记忆之外，被宏大叙事的阴影所笼罩而失去踪迹。“记忆的微光”与“记忆的强光”相对，后者是耀眼的存在，无论是为现行制度所赞许或推崇，还是被现实明确打压或摧折，它都因和主流话语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高调。以知青记忆为例，“青春无悔”的记忆模式构成了“强光”，而知青个人碎片化的病痛记忆则构成了微光。然而，“记忆的微光”也不是完全的遗忘，它类似于一种“欲说还休”的状态，因为过于细小“甚至构不成权力打压的对象”，具体指向一些在结构框架下无法用主流话语体系来表达的记忆事件和情感。由此，“记忆的微光”像是一种“保存式的遗忘”，可以被察觉却又无法言说，“它隐藏在那里，不知何时被激发，被什么激发”。无论是普鲁斯特的玛德琳小蛋糕，还是方慧容“无事件境”下西村妇女的生活痛楚，都像是无法在社会结构中自我表达的“漏网之鱼”，“揭示了可能被遮蔽的痛苦或感受”。“记忆的微光”在两方面对抗记忆研究的传统“社会-文化”解读框架：一是让记忆的基础结构让位于其内在的表达。当骥村农民开口讲述二十世纪下半期被卷入中国革命的农村社会生活，“苦”这一勾连微观与宏观、心灵与社会的情感属性跃然于眼前；二是让不可见者发声。当被双重边缘化的农村妇女群体开口讲述集体化时代的生活变迁，一段由性别线索牵引的别样历史叙事就此浮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比传统的记忆研究，“记忆的微光”更像是对遗忘的研究，当时代的车轮轰隆隆碾过，“记忆的微光”照亮的是被遗落在路边踽踽独行的个体的命运。（本节有删改，完整版请移步原文）
随着记忆活动的场景转移至数字时代，个体作为记忆网络节点的身份被凸显出来，“记忆的微光”也因而汇聚了更多个体的声量。在数字记忆场景中，数字媒介技术将“记忆的微光”聚合起来，这种聚合既是物理层面的，也是记忆结构层面的，它让不同时空、代际和身份的记忆主体在新媒介空间中自发地汇聚，由此产生的记忆书写往往连通了集体记忆的建构性和个体记忆的自主性，弥合了二者之间的断裂。跨地域、世代的网民所进行的“自传性追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它们时而与官方争夺历史叙事的话语权，建构出区别于主流记忆框架的“反记忆”，时而构建出多元的记忆阐释社群，并通过怀旧关照现实。毫无疑问，无论是在记忆理论还是记忆伦理的意义上，“记忆的微光”都让个体以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出场。不过，在批评记忆研究的权力观，就此凸显民间记忆与官方记忆对立的虚假成分、大众与精英分野的误识之余，这个概念又引入了“微光”与“强光”的二元对立。更重要的是，“记忆的微光”所照亮的，始终是社会或网络世界的小小“角落”，而不能延伸到个人记忆的全景，也无法突破“边缘性”的预设，将汇入或应和时代主旋律的众声喧哗或者浅吟低唱整合进来。奥利克对记忆研究两种文化的区分当然没有触及数字时代，但他在强调集体取向时提到的记忆技术的问题，实际上为数字记忆的出场埋下了伏笔。正如霍斯金斯所说，所谓连接性转向“破坏了记忆和记忆研究中生物、社会和文化的划分与差异”，也让“个体性”和“社会性”这一对悖论变得模糊不清。相应地，“头脑中的记忆”（memory-in-the-head）和“世界中的记忆”（memory-in-the-world）之间的传统学科划分亟待打破，我们需要“更整合的媒介和认知模式，以此推动更具整体性和生态性的记忆”研究。在对数字记忆的讨论中，霍斯金斯等也试图带入心理学中的图式（schemata）概念，将之与传播研究中的“媒介模版”（media templates）概念关联起来。不过，霍斯金斯的讨论仍显破多立少。相比之下，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提出的“中介化记忆”（mediated memories）理论试图打通认知-心理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对数字时代的个人记忆做出了更系统的理论化。在《中介化记忆》一书的开篇，范·迪克写道，“许多人都珍藏着一个鞋盒子，里面装满了各种标志着过去的物品：照片、专辑、信件、日记、简报、笔记等等”，而“中介化记忆”不过是鞋盒子在数字时代的升级或变体。范·迪克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打破过往探讨记忆中介化的理论隐含的一系列假设，其中之一是将家庭相册、家庭录像、录音机等“家居媒介”（home media）和大众传媒区分开来，并将前者与个体记忆、后者与集体记忆相对应。在范·迪克看来，这种私人和公共的分野在数字时代走向了瓦解。她因而提出“个人文化记忆”这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概念，用来指代个人记忆的实践和产品，即“相对于他者的生活和自身所处环境，身处特定时空的个体致力于理解自己的生活的记忆活动及其产物”。其中，“个人”和“文化”是记忆工作按图索骥的两条线索，二者可以在分析层面作出区分，却永远无法割裂开来。在个体倾向的记忆图式和社会框架形塑的文化规范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一方面，个体自我关联的记忆对建立人格和身份具有重要性，自传性记忆为个体打造了一套连贯的身份标签，为理解和塑造自我形象提供支点。此外，人们通过分享个体记忆发展亲密关系和社会纽带，并利用过去的经验理解外部世界，以此建构自身的生活。另一方面，个体记忆被不断填充进文化的框架中，通过特定的叙事模式呈现出来，并被纳入文化信仰系统，记忆中的自我也不断被环境规范和价值观所塑造。换言之，既有的文化框架往往预设了个体的记忆对象和意图，个人文化记忆使个体的记忆选择与社会共享的文化惯例纠缠在一起，共同定义了记忆实践的规范。记忆行为牵涉到媒介和个体对私人和公共二者边界的持续协商，个体记忆就在这个发展的网络中移动和穿梭，最终定位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坐标，构建自我认知和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范·迪克提出了“中介化记忆”的概念。她强调，“作为私人收藏，中介化记忆形成了个人和集体相遇、互动和冲突的场所；从这些相遇中，我们可以得到重要的文化知识，关乎历史和当代自我在时间中的建构”。在范·迪克看来，“中介化记忆”包含了一套同时进行的记忆工作机制，它将人的身体与媒介物相连，又使记忆过程嵌入广泛的社会实践中（参见图1）。首先，记忆具身地存在于大脑之中。大脑网络的工作构成了精神活动和意识所需的身体装置。其次，媒介物和心灵互动的过程让记忆成为可能。记忆不是大脑对媒介技术的纯粹的感知，还需要通过心智、技术和物质性之间的互动来调停。最后，记忆嵌入社会文化实践中，在身体、物质和文化的交叉点上进行表达，在一定意义上，记忆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实践的工具。数字化的变革不仅在整体上重塑了个体的自我和社会认知，还重新定义了个体记忆的概念，并调整了我们对媒介技术的使用惯例，也势必修正记忆研究的范式。首先，数字化会改变神经生物学家对记忆功能的设想和概念化的方式，影响记忆的心理机制。其次，数字编码也改写了记忆对象的物质性，使其具有“无尽的柔韧性”，更容易被加工、刷新和重塑。数字化带来了单一记忆对象的多媒介技术和实践的融合，最终可能重新定义捕捉和存储记忆的感官方式，“中介化记忆”进而成为对多模态（multimodal）自我的创造性呈现。最后，记忆的数字化变革嵌入整体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为新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形式在动荡时刻反复进行的谈判、角力和协商提供了场域，中介化的数字记忆既是文化转型的媒介，也是其投射。整体而言，“中介化记忆”代表沿着三条轴线展开的动态化的个体记忆过程，其中横轴表示关系性的认同身份，纵轴阐述时间迁移，对角线轴设定记忆被身体和心灵的功能、技术物质性以及实践形式中介化的过程（参见图1）。该模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强调了记忆研究的多元性、跨学科性和动态性。对记忆实践来说，“中介化记忆”搭建了一个包含大脑、实物和文化母体复杂互动的实证分析框架。在书中，范·迪克也运用这一框架，从具身、技术使能和嵌入等三个层面，对博客日志、围绕流行金曲的追忆、数码照片和家庭录像展开详尽的个案分析，彰显出该框架的理论和实证潜力。在记忆的微光和中介化记忆这两条线索的基础上，本文主张 “把个人带回来”，但这一主张却不仅仅关乎“个体”，也不是为了刻意凸显个体记忆，将它放在集体记忆的对立面，又或者预设其另类或对抗性质，而是希望将之放在数字记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经由对个体的强调，扩展到数字记忆的不同主体、场景，勾连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换言之，在概念和经验层面，我们如何从范·迪克的“鞋盒子”延伸到全面的数字记忆？一方面，在深度媒介化的社会-文化场景之下，个体见证的能见度和公共潜能大大提高，特别是在7/7伦敦爆炸案、723动车事故之类的重大公共事件中，中介化见证经由数字媒介的扩散和再生产很容易转化为公共记录。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记忆日益彰显出强烈的“跨尺度性”（inter-scalarity），记忆活动和产品在个体、地方、国家和全球等尺度之间来回穿梭。无论是个体记忆的公共性还是记忆的跨尺度流动，都需要转变对“个体”的概念化，不再将之看作集体记忆的受众和消费者，而是将之视为积极的行动者，在其媒介实践和记忆实践的碰撞中理解数字记忆纷繁复杂的面貌、内在机制、产物与社会文化后果。将记忆视为“实践”，当然并不是多么新鲜的观点。例如，奥利克就强调，“所谓集体记忆，是我们所做之事，而不是我们所拥有之物”。集体记忆因而指向一系列记忆产品与实践，后者包括追念、回忆、再现、纪念、庆祝、懊悔、否认、合理化、托辞、承认等等，它们“发生在无穷无尽的情境之下，经由变动不居的媒介展开，总是兼具个体性和社会性”。实际上，很多记忆学者都认为，“记忆指向社会实践，这些实践以特定方式将人们导向过去的可能版本，让它们与持续进行中的个人、社会和政治关切关联起来”。不过，只是将记忆看作“实践”恐怕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各种分析工具洞察记忆的“多样性、矛盾性和动态性”。在这里，我们希望明确带入社会实践的理论视角，并与媒介实践、媒介化的文献对话，以此作为理解数字记忆实践的入口。与其他聚焦心灵特质、话语或互动的文化理论不同，实践理论将社会性放置于“实践”，将其作为社会分析的最小单位。这里所说的实践与日常用法不同，它指向“一系列具身的、物质中介的人类活动，围绕着共享的实际理解集中组织起来”。作为“常规化的行为类型”，实践涵盖“几个相互关联的要素：身体活动的形式、心理活动形式、'物’及其运用，以及一整套背景知识，包括理解、经验、情感状态和动机知识”。因此，在任何实践当中，我们都看得到“身体的移动，物体被处理，主体被对待，事物被描述，世界被理解”。鉴于实践是“言与行的连结”，其承载者也就只能是兼具身体和精神属性的个体。由于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参与不同的社会实践，个体因而“成为各类实践——身体-心灵常规——的独特交叉点”。在本文的论述框架内，交叉点连缀起来的是数字媒介实践与记忆实践。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就曾试图借助实践视角将媒介理论化为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他指出，媒介研究的实践取向不是将媒介视为客体、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而是落脚在人们在其行动情境中展开的牵涉到媒介的所作所为。实践导向的媒介社会学所关心的是，直接指向媒介的行动，牵涉到媒介却不一定以之为目的或对象的行动，以及其可能性受制于媒介的事先存在、在场或运作的行动。所有这些关切都可以整合到一个单一的、看似幼稚的问题中…… ：人们在做什么与媒介有关之事？（强调为原文所有）在此基础上，库尔德利讨论了一系列与媒介相关的实践，例如搜索、秀、刷存在、归档等简单实践，以及追踪新闻等复杂实践。不过，库尔德利特别强调，对媒介相关的实践的关注，不必限制在媒介产业或媒介历史的范畴之内，而是要从一整套指向媒介的实践延伸到媒介在组织社会世界中其他实践时扮演的角色。他还以记忆为例，指出前现代的信息稀缺导致人们重视记忆术，而今时今日的信息过剩则可能让人们转而强调选择与组合之术。不过，在实践视角之下，与数字媒介实践相关联的记忆实践远远不止信息的存储和流动。就像实践视角让媒介研究的重心从文本转移到与媒介相关的实践一样，它也将使得数字记忆研究的重心从“媒介再现”——媒介如何建构过往——转移到依托数字媒介展开的记忆实践。其核心问题意识是，人们如何运用数字媒介——或者在数字世界中——记忆和遗忘。这当中牵涉到的，不仅仅是数字记忆实践的组织方式，还包括与数字媒介相关的社会技术实践（sociotechnical practices）与记忆实践之间的相互“锚定”（anchoring）：一方面，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转化了奥利克历数的传统记忆实践，也催生出新的记忆实践形态；另一方面，数字记忆实践也在一般意义上形塑着人们的媒介体验，参与到媒介意义的构造，乃至对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再组构”（re-figuration）过程中。在深度媒介化的情境之下，各类社会实践与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的纠缠更加紧密，记忆活动从倚重媒介到日益依赖媒介，“其间关键的转变，不是媒介自身做什么，而是我们拿媒介来做什么”。以由发帖、链接、点赞、滚动、转发构成的“分享”为例，尽管霍斯金斯称之为“无共享的分享”，但它们既是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习以为常的连接实践，也是任何数字记忆实践的起点。在日常生活和连接性文化的脉络之下，各类平台中介着个体的观点、经验和记忆，构造、打破与重组自我与他者、公与私的边界，构成记忆能见度和公共性的基础。又如，在突发或公共事件中，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常常充当着记忆建构的核心材料，但在它们的上传和流通过程中，各类行动者会在平台可供性和相关社会技术实践的影响之下，通过加标签、剪辑或重组的方式投入各类记忆“策展”实践（curating practices），推动政治议程，建构事件记忆。再如，无论是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展现自我和过往，还是数字悼念等各类场景下展开的追忆和纪念活动，行动者很多时候都是在“单独或者协调一致地向他人展示其社会情境的意义”，这些记忆实践因而构成了“文化表演”，既体现了“表演无处不在”的趋势，也让我们在“仪式”和“策略”相碰撞的界面切入当代的数字生活，并由此探究“积极主动的记忆模式的前景”是否“日益变得遥不可及”。20年前，坎斯坦纳从方法论角度批评记忆研究过度聚焦文本，却不关注受众及其记忆消费过程。与之类似，威廉·赫斯特（William Hirst）和亚当·布朗(Adam Brown)也指出，“对我们这些心理学家来说，在对集体记忆的讨论中，几乎看不到记忆资源的个体消费者——也就是那些与这些资源互动的人——的身影，这实在叫人费解”。今天，本文重提人的重要性，并不想强调其积极主动的消费者角色，又或者是站在心理学视角批评社会-文化范式。从数字记忆的现实出发，我们强调，研究者应该从媒介记忆的延长线上跳出来，弱化“媒介作为记忆机构”的传统观念，从“媒介如何再现过去”，转移到“人们如何拿媒介忆往”，由此将个人带回记忆研究的理论和经验视野。问题是，如果我们接纳霍斯金斯的论断，“记忆和记忆研究中某些可靠的二分法，譬如个体和集体/社会、公与私、头脑中的记忆与世界中的记忆，正日渐破产”，主张“把个人带回来”，是不是变成了虚无的伪命题，或者鲁莽地闯入无物之阵？对此，我们认为，一方面，上述二分法的“破产”并不是记忆研究的终点，而应该成为记忆研究的起点，这些预设也应该被转化为经验问题，关乎自我与他者、个人与集体、过去与未来之间边界的持续变动、协商与重新凝固。这或许是范·迪克的“中介化记忆”框架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另一方面，对人的强调，无需预设“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对立，也不是为了凸显前者的对抗性，而只是将行动者及其实践作为记忆研究的主线，从社会实践的视角出发，在数字世界的中心和边缘、内部和外部，追踪过去、现在与未来如何在个体、社群、国家乃至全球尺度上相互纠缠、彼此交织。因此，要在数字时代打开记忆研究的想象力，意味着既要“带入”，也要“跳出”：所谓“带入”，是指在研究数字记忆实践及其产物的过程中，与有关大脑心智、身体、情感、物质、平台、媒介化的多元理论资源展开实质对话；所谓“跳出”，是指数字记忆研究既不应该以“媒介”为中心，也不应该止步于“记忆”，而需要从记忆进入对数字社会的一般理解，由此探察数字时代人的历史意识。更重要的是，从实践视角切入数字记忆，还需要从数字日常延伸到数字社会的结构与历史，才不致淹没在数字汪洋之中。触及结构，意味着“不能止步于日常实践和社会在媒介使用层面的沟通建构，而必须考虑到各大平台公司以及它们所建立的基础设施所扮演的角色”。惟此，我们才能看到数字记忆的不平等，看到主流与支流、强光与微光。触及历史，需要我们“关注记忆实践不断变化的历史，以及这些变动的实践如何充当时间体验的媒介”，由此方可揭示“记忆实践如何成为现代和后现代生活的核心特征”。李红涛：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杨蕊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本文刊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2期，原题为《把个人带回来：数字媒介、社会实践与记忆研究的想象力》，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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