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热衷立宪
张謇搞实业，希望有个安定的政治环境。虽然清王朝百孔千疮，他却仍想通过“君主立宪”的方式来加以修补，这是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政治生涯中的集中体现。
当时晚清的政治舞台风云变幻，清廷迫于内外政治势力之压迫，不得不顺应各界的呼声，打出预备立宪的旗号。原来一心致力于地方建设事业的张謇，对于中央政治原本很少过问，但康梁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使他不得不对政局作一番思考。科班出身的张謇，一向是站在维护清朝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没有什么革命的思想准备。他曾东游日本，调查过日本政治、实业、教育诸方面的情况，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评价甚高。跟许多留日学生一样，张謇醉心于君主立宪，认为只有推行此法，改组北京腐败的专制政权，实现民主议会制，中国才有新的希望。
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张謇为张之洞、魏光焘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且“稿经七易，磨勘经四五人”，系统地表达了他不立宪无以求存、无以使华夏复兴的政治主张。6月，他又与有关人士刻印了《日本宪法》十二册分送达官贵人，并通过赵小山转至内廷。一向专横跋扈、反对立宪的慈禧太后看了《日本宪法》以后，觉得其实质未超出由君主来主宰一切的范围，同时鉴于立宪呼声之高，因而表态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这使立宪派深受鼓舞。8月，张謇又印《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的小册子分送铁良等朝廷重臣.。在上层统治者中积极鼓吹那建立议会，实现立宪，引起了政界人物的重视。第二年8月，清政府派五位大臣去西欧考察各国宪政。临行时，火车站发生爆炸事件，这是革命党人对立宪活动的警告。张謇不能理解，认为革命将导致混乱，“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
由于张謇等人的积极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被推为副会长。有了这个组织，各项立宪活动的开展更加活跃。两年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几乎同时辞世，不到三岁的小儿溥仪继承皇位，由溥仪的父亲载沣摄政。清廷为稳定时局，安抚改良派的立宪要求，在各省设立了准备实施宪政的咨议局。
这年初冬，江苏咨议局成立，张謇被推为咨议局议长。他认为咨议局是中国走向立宪的里程碑，因而甚为兴奋。局中的议员，如松江的雷奋、吴县的杨廷栋，都是留日学生中主张立宪的优秀分子，两人都擅长演说。当咨议局开会时，张謇为主席，雷、杨二人常在左右发言，旁听之人，情不自禁，都轰然鼓掌，而不能禁止。加之张謇在政界、实业界早就卓有声望，因而无形中成为东南立宪派的领袖。
这年11月，七省咨议局的代表在上海聚会，议商立宪大计。张謇与各省议员有了较多的接触，进一步了解到朝中亲贵揽权、吏治日趋腐化、中央财政困难、各地兵祸不断、水灾严重等等情况，因而更加感到立宪之举刻不容缓。会后，他频频与各省议长、副议长通信或互派代表接洽。顺直咨议局（直隶省顺天府）因靠近北京，对中央政府的情形了解得比较真切，不能再忍，在宣统二年至宣统三年的六七月间，曾几度向清廷请愿，要求改组亲贵政府，速开国会，实行宪政。因措词痛切、激烈，惹起当权者的愤怒。清廷的上谕中，斥责他们“危言耸听，居心叵测”。但各省议员并不自馁，除组织奉天、直隶两省代表团到北京请愿外，还发动全国各省声援支持。张謇动员浙江的开明官绅吁请清廷召开国会，浙方已看清开国会是与虎谋皮，无济于事，回却说：“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张謇忙得正起劲，哪里听各进去，生气地说：“我辈不为设一策而坐视其亡，无天理。”至宣统三年春，立宪派请开国会的活动达到高潮。清廷见民情激愤，为避免引起剧变，遂下诏缩短立宪时限，定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并首先于宣统三年四月，改军机处为内阁，以庆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副总理大臣。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当然不会令人满意。六月，直隶省咨议局呈请都察院代表，指出皇族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失人民立宪之希望，要求彻底改组。
这时，某省咨议局曾派代表二人至南通访问张謇，要求张謇去一趟北京摸摸情况，以决定各省咨议局应取的态度。张謇被说动，与好友雷奋、杨廷栋相商，也都劝其北行。又因去年南京开博览会时，美国曾有商团组织来华参观，他们邀请中国也组织一个商业团体去美国访问。由此，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均公推张謇到京办理有关事宜，于是张謇就决定由汉口取道京汉路北上。
车过河南彰德，张謇接受同行者的劝告，捐弃前嫌，顺道至洹上村去访问已绝交多年的袁世凯。
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袁世凯于两年前被皇室贵族解除了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等要职，在老家彰德“养病”。可是，原来受他操纵的北洋新军还是在他的死党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控制之下。因此不少人对这个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存有幻想，就是帝国主义也没有忘记这个可以利用的人物。时局的动荡变化、革命运动的不断兴起，这个韬晦待时、自号“洹上钓叟”的野心家已预感到整个局势必将急剧变化，正跃跃欲试，等待出山。可充满书生气的张謇，不识袁的真面目，仍旧谈召开国会、改组内阁及商业交流那一套。袁世凯装着一副老成之态，对张謇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遵从你的意旨行事，务请你同我合作。”张謇以为他会真心为立宪卖力，回到车上，对同伴高兴地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张謇到了北京，除了晋见摄政王而外，还特地拜见了掌管内阁的庆亲王和其他要人，到处痛陈肝胆，为立宪游说。可那些权贵有谁真心听他，反而劝张謇在朝中为官，并许以宾师之位；若愿意外放，则可以到黑龙江去做巡抚和筹边大臣。张謇赶紧力辞，恳切地提出：“此行为公事而来，必不可得官而去。”于闰六月初十日，离京南返。
就在张謇中状元的那一年，孙中山先生便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又于香港建立同样组织，并开始发动武装斗争。随后，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反清团体相继组成，并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同盟会，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政纲。此后便创办报刊，积极宣传革命理论，与改良派展开激烈的论战，划清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同时，在国内外大力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多次发动武装起义。虽然这些活动一时未能奏效，但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与此同时，全国人民的抗粮、抗捐和抢米风潮汹涌澎湃，收回权利和抵制外货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日益高涨。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川、鄂、湘、粤等省的群众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奏。
这年农历八月，张謇为大生厂的事去湖北，正值武昌首义。他于十九日夜间乘船离开时，只见城里火光冲天，二十一日早上抵安庆，才知道武昌发生了革命。二十三日赶到江宁，即往见驻防将军铁良，一面要铁良派兵援鄂，一面动员他奏请清廷“速颁行宪法之谕”，铁良叫他与总督张人骏商议。第二日张謇即往拜见，谁知张人骏不可救药，竟痛斥立宪之不可行，并且也不肯出兵援鄂。事出意外，张謇感慨不已。二十五日他又急急赶到苏州，说动巡抚程德全呈请召开国会，颁布宪法，并“仓猝晚膳”，连夜替程起草奏章，还约请了两个助手，一口气写到半夜，“逾十二时脱稿”。
然而，历史潮流的发展早就超出了立宪的轨道，而张謇仍抱着原来的观点不放。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只不过是从君主立宪变为共和立宪而已。在后来的南北议和中，他之所以更多地偏向袁世凯，也是基于这一点。只是到了袁世凯一心推行帝制、演出“洪宪”丑剧，他才识得庐山真面目，认识到不该参加这场丑剧的演出。
辛亥革命的成功，彻底打破了他君主立宪的美梦，但他那种君主立宪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彻底清除，那种“政体固应改革，但不可将国家基础完全推翻”的理论一直没有放弃。“五四”运动期间，张謇出于这种思想基础，对学生的罢课斗争感到不能理解。他希望学生爱国，但不赞成过激行动。他发出《敬告全国学生书》，重申他的一贯主张：“爱国当先爱身，爱身当先爱学，爱学当自爱其宝贵之光阴。”1925年5月30日上海南京路血案的消息传到南通，当即激起各界的一致愤怒，在中国共产党南通地下组织领导下，以“旅外学生会”为基础，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举行集会游行，刊出《滴血报》，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并募捐支援上海工人。张謇对血案中的受难者是同情的，他援助的资金相当于南通捐款总数的一半，但对工人、学生的革命行动仍持旧有观点。在6月8日上午召开的学生大会上演讲说：“国家犹一大机器，不可妄动，动则恢复原状难。”6月25日他发表了《正告南通自立和非自立各学校学生及教职员》一文，对划时代的“五卅”运动斥之为当前动乱的“祸源”，把爱国学生运动看作不受本分非礼之为，最后他还说：
凡原在各校之学生，如今认为不合己意者，无庸到校，教职员亦望本此宗旨，严为训导，俾各成材，真实爱国。如有畏学生如虎，意存敷衍，纵
以自卫，不以鄙见为然者，亦请另就，不敢屈从。
这是对学生运动的明显压制。7月4日,在通州师范的毕业典礼上，以手书“勤学致孝”的横幅赠给一个毕业生。随后在训话中再一次劝谕学生以学业为重,，储才救国。两日后，他又召集各校负责人，将太虚和尚以佛法批评社会主义的印刷品分发给到会者，要求各校加强训育管理，以阻止、平息学生的爱国怒潮。
这些，都反映了张謇在政治上的保守立场，是他改良主义思想和阶级局限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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