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参与共和
武昌首义一声炮响，大局土崩，事机瞬变。不久，湖南、山西、湖北也相继独立。至旧历九月十四日，革命军占据上海，推陈其美为上海都督。苏州、杭州的军队，也于这一天宣告起义，分别拥程德全、汤寿潜为都督。五天以后，全国宣告独立的已有十四省之多，清廷覆灭一形势，已成定局。
立宪派人物，原无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基于川省铁路的教育，特别是武昌起义的突然成功，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考虑他们在这历史转变关头所应持的态度。革命派起义成功，需要广泛争取各界人士，结成一条包括立宪派、新军将士、知识分子、地方士绅、上层资产阶级、帮会首领，乃至同意反正的大小文武官僚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以加速清一朝的瓦解。这种政策的实施，也有利于促进立宪派向共和派靠拢。
张謇离开汉口，沿途对铁良、张人骏等劝说无效，深感：“人心不古”，及至时局日甚一日急剧变化，使他大感愕然。九月初二他从上海回到南通，面对革命的急风暴雨，他要“闭门而缩屋”，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他回顾了立宪活动的前前后后，清醒地看到“自先帝立宪之诏下”三年以来，朝廷的种种作为，诸如：违拂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失国防等事，均是“专制，且视前益剧”。立宪之说，“达之疆吏而陈之枢密者，无济也”。在这样的情况下，“谏行言听之无期”而还要无休无止地去大声疾呼喊叫，实在是“诚愚且妄”，简直是荒唐可笑了！他又“焦思殚虑，广邀时彥，博采舆评”，对世界上已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进行了分析、比较，发现“大抵君主立宪最宜于国小而血统纯一之民族”，如日本都奉行天皇子孙、万世一系之说。而实现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大都是“国土寥廓、种族不一、风俗各殊”的民族，如瑞士二十五州为联邦，美国以四十八州为合众国。他从古代的老子和西洋政治家卢梭的理论中找到根据。认为中国土地大、民族多、风俗不一，若中央集权则鞭长莫及，宜于共和分治。
原来跟张謇一起热衷于立宪的同伙中，不少人“翻然变计”，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原苏州巡抚程德全，以前在黑龙江与沙俄折冲尊俎，久负盛名。调任江苏之后，又向朝廷屡进忠言，应该是竭尽人臣之道的满清忠实臣仆。现在却毅然投身革命，引起各省人士的注意。汤寿潜也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又是张謇的好友，他写信给张謇，讽刺他潜居南通是“逃避现实，躲进圣庙”……这一切，都促使张謇移步换形，发生思想突变，从热衷君主立宪转而拥护共和。认清了“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正如张孝若所说：“譬如有一个人家，住在一座旧房子里边，因为房子太旧，漏雨穿风，就要倒坏，自然那一家人就要想法子修理好，不料起了一蓬火，把那座房子烧去了，这家人家就不得住了，是不是只有赶紧盖新房子的一法？”
心意既定，行动不再徘徊。为促进共和大局，他首先想到要做袁世凯的工作，函、电交驰，劝他“不要捧落日，要扶朝阳”。在九月致内阁书中殷殷相告：“……今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共和为福利。唯北方少数官吏，恋一身之私计，忘全国之大危，尚保持君主立宪耳……窃谓宜以此时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恳请代奏，速降明谕，以安大局，而慰人心。”并在一封电文中果断地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吉可为和平之结果者，趋势也。”
其次，他想到共和的范围，是五族的结合。内外蒙古地域辽阔，又介乎强邻，关系很重要。因此他积极动员，争取他们加入共和，曾有一电文说的非常透彻：“满清之待蒙人，束缚钳制，视待汉人更酷。……况俄人垂涎蒙古非止一日。为今之计，唯有蒙汉合力，推诚布公，结合共和政府。……南方民军对于蒙族视如同胞，绝无丝毫外视之意。满清退位，即在目前，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大总统由人民公举，汉、满、蒙、回、藏五族皆有选举大总统之权，皆有被选为大总统之资格。”
再次，他帮助清室计策万全，考虑善后。清帝逊位，由胡汉民推荐，张謇亲自起草了《逊位诏书》。从宏观大局，讲了清廷逊位的“大德”，宣告世人应遵循历史潮流，步入共和行列。只是后来发表时，被袁世凯窜入“授彼（袁世凯）全权”一笔。
当时，社会上顽固派群起反对，散布流言，说人民知识程度不够，说中国土地辽阔，不宜实行共和。张謇到处演说驳斥，讲解共和正合中国之道。
与此同时，他在通州与其兄张詧成立起协防团，制订了保护地方的防务规划为家乡光复先作准备。过年时，还兴致勃勃地在大门上贴上“民时夏正月，国运汉元年”的对联，表达了他拥护共和的欢快心情。
不久，全国已有17个省先后宣告独立，由各省派代表，组织起临时参议院，公推黄兴为大元帅。未过几日，正值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于是同盟会决定在南京设立临时政府，由参议院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任命程德全兼内务部长、汤寿潜为交通部长、张謇为实业部长。
新政府刚刚成立，亟需军政各项费用。孙中山为此愁劳奔波，陆军总长黄兴几乎急得吐血，亦难有良法可以解决。好在大生企业跟日本三井洋行早有经济往来，凭着老关系，由张謇作保，于辛亥年十一月十八日，为革命军政府借得三十万元，答应一月还清。未过几天，新政府又拟向商会借款，张謇考虑到商会财力毕竟有限，且关系到今后的经济发展，因此出面劝阻，同时答应由他另想办法。从此之后，张謇肩负双重负担，一方面要还三井旧债，一方面还要为新政府再筹集一笔资金。从何处开辟财源？张謇数月前受新政府委托，担任盐政总理，盐务是财政中的一项重要收入，但因天灾兵乱，盐务并不景气。他曾在《对于新政府则政之意见书》中谈到：“两淮盐务，本公司可得一千六七百万，但其中含有各省应得之厘盐，加价、复价等，断不得归之中央”，而且各地的地方军督，常有“截盐税以自便者”，真正上交政府的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为解燃眉之急，张謇毅然以大生纱厂作抵押，向三井洋行再借五十万元。借款契约上写明：大生纱厂的全厂工程地基、房屋、机器及一切附属品，有需购办之时，倘三井承办之价，与别家不相上下，总须先尽三井商订承办”。
这个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但为了还清前次三十万元，为了给新政府凑二十万以应急，张謇不得不以他个人创办的企业来承担风险。
据张謇的预算，“中央政府每年支出，最少得有一万万二千万两银子”。而当时临时政府手中空无一文，孙中山、黄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淮备接受盛宣怀的建议，以中日合办汉冶萍钢铁厂为条件，再次向日人借款。张謇得讯，急电阻止。他说：“凡他商业，均可与外人合资，唯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唯日人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而我则以煤铁之富，甲于五洲。鄙人尝持一说，谓我国铁业发达之日，即日本降服我国旗下之日”。①他恳切劝告说：“原两公宏此远谟，勿存利小欲速之见，至坠宵小奸匿之谋”②。孙中山觉得张謇的话很有道理,，可又没有别的办法，复信说：“铁矿所办诚如所示之利害，……已有成议,今已追正无及。”在这种情况下，张謇感到身为实业部长，一不能为“君上”解忧，二不能解决财政上的实际问题，他所应分管的工作，“秩序正紊，有何实业也”，无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无以为新政府尽到应尽之力。他一向厌恶的就是挂虚名而不干实事，因而电请辞去实业部长之职。
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终于迫使清廷统治者滚下了封建宝座。可是，革命政府却因面临着种种困难，显得实力不足，不能用武力铲除封建割据，统一全国。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不少人将统一全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称他为“东方的拿破仑”。
张謇作为实业界的领袖，从发展经济的愿望出发，十分希望消弥内战，出现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他根据以往的经验，深恐南北僵持的局面过长，会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使国势更加不可收拾。为此，他在南北和议的过程中，极力调停，劝说南京临时政府接受袁世凯提出的许多不合理条件。
张謇早已与袁世凯绝交多年，对他有一定的认识。特别是戊戌变法，袁用六君子的鲜血涂亮了自己的红顶子，当上了直隶总督，为天下人所不齿。张謇在日记上曾写道：“是儿反侧能作贼，奈何！”同时上书清廷，要求曲赦康、梁，可见对袁世凯的蔑视和痛恨。后来，袁世凯在北洋搞了一套实力政策，扭转了张謇对他的看法，反而称道起袁的不凡，前不久的洹上之会，又加深了这种印象，似乎：“是儿反正，亦可利天下”。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受他阶级意识的局限，使他低估了袁世凯反动的一面，过高地估计了革命阵营对袁世凯的约束力量。加之袁世凯善于玩弄手法，惯于伪装取巧，因而张謇在对孙中山与袁世凯两者的选择上，偏向袁的一边，不遗余力地为袁世凯玩弄的南北和议效劳。他对宋教仁颇为重视，认为能调和南北，有功于社会。宋教仁被刺杀以后，张謇甚为悲痛，曾写过一副对联：“何人忍贼杀君叔，举世谁为鲁仲连”，表达了担心内战发生的忧虑心情。他的另一政友章炳麟，曾去南通演讲：“同盟会前此本以革命为宗旨，并非政党，现为明势所动，已渐成为政党。”又说：“政党最好以两党为适宜。”当时，不少上层人士都有这种主张，张謇也包括在其内。
对于首创共和政体的孙中山先生，张謇十分尊重其人格，十分尊重其革命功绩。他说：“从历史看来，中国革命之第一人，要首推商汤。……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
①②见刘厚生《张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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