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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忽之间，悄然五十； 少时鳞爪，也谓史乎？ ——题记
细算起来，从发蒙到高中毕业，其间是九年半长学（小学二年级多了半年），前后共有二十多名老师直接教过我，为我的成长和进步倾注过心血，许多感人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特别是在高中阶段，我们终于告别了经常性的课外劳动，基本上能够捧着书本，待在课堂，与前后九位科任老师朝夕相处，对他们自然非常熟悉亲切；他们的言行举止，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光阴荏苒，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老师都已退休在家，好几位已进入耄耋之年，更有几位不幸仙逝，委实让人唏嘘不已。每当想起当年向他们请教求学的日子，想起与他们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心底的敬爱和怀念之情就不觉又重了几分。
（李舜章老师和其女儿合影。其女儿承继父业，也是一名老师。摄于2001年。） 政治老师 政治老师名叫李舜章，同时也是我们学校的校长。 李老师素以教学严谨和要求严格闻名，在老师和学生中很有“煞气”（注意并非凶神恶煞，而是威严有加，让人不得不服的意思）。他批评人时，有两句很威严也很经典的口语，一句叫做“一个人能有几何之量？”另一句叫做“这成何体统？” 听起来极高雅，也极富杀伤力，一般人根本招架不住。我们的学校虽然地处穷乡僻壤，软硬件都差到了极点，但在他的带领和打拼下，依然创造了不少成功和辉煌，初中和高中在全县都很有名气和影响。 不过，我对李老师的“煞气”倒不是蛮怕，因为我与他家同队，自小就认得他，本应叫他姑父，只是自小叫他“老师”叫顺口了，长大后也就没改，所以李老师再有“煞气”，对我也“凶”不到哪里去，何况我本来就不调大皮，更不乱调皮。 那时候李老师既教我们辩证法，也帮我们解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每天朝我们扑面而来的，全是“辩证唯物、矛盾实践、特殊普遍、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等一串串既新鲜又深奥的名词，似乎远远超过了一个十五六岁少年具备的接受和理解能力，轰得我们的小脑袋似懂非懂，天昏地暗。 有的时候，我就想早点下课，溜到他寝室外面一间小会议室，读学校订阅的《文汇报》去，特别是它当时正连载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故事情节曲曲折折，让人每天魂牵梦绕。我在那读报时，李老师也从不干涉，算是默许了我的“僭越”之举，让我特别感激。 高考结束后，很遗憾我只上了大专线，但作为校长的李老师还是亲自带着我，颠颠簸簸近四百里，跑到县城医院去体检。除了负担来回所有费用，想到我是乡里娃娃第一次进城，为了让我开开眼界，他还特地带我跑到电影院，看了一部名叫《春雨潇潇》的电影。看后我才知道，在电影院看电影与在农村露天看电影，那效果、那感觉，简直是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 我的这一发现，真是印证了李老师教给我们的“实践出真知”了！虽然电影讲的故事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但那满天春雨、满目春光的精美画面，却深深镌刻到了心底，成为我当年“县城处女行”的最美好回忆。 后来，我们这些毕业的学生四面八方越飞越远，李老师却因为多种原因，不但告别了中学校长岗位和政治教材，还调去一所非常偏远落后的小学，改行教了数学，直到退休。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老师的数学竟然也教得非常好，年年全乡第一，算是成功书写了他的另外一段辉煌人生，让我们这些新老学生也叹为观止，敬佩有加。
（我们几个老学生去看望谭绍锦老师和师母。谭老师永远是那样谦和慈祥，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们每一个学生。摄于2018年7月21日。） 语文老师 语文老师名叫谭绍锦，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他教我们的时候，刚好四十出点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谭老师的特点，是为人特别谦和，无论对谁都是笑容可掬，笑声朗朗，简直让人无法不被深深感染。谭老师也特别重视仪表形象，任何时候都穿戴得整整齐齐，风纪扣绝对扣得严严实实，寝室兼办公室虽然狭小局促，却也是井井有条，纤尘不染，让人不敢想象这是一个男性教师自己打理的空间。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谭老师特别会教书。 为了提升我们的学习兴趣和成绩，他自费订阅了好多种报刊杂志，帮如饥似渴的我们打开了一扇课外阅读的窗子，这在知识产品极为匮乏的当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估计现在还有不少农村学校做不到呢！我第一次读到著名诗篇《陌上桑》，就是谭老师从课外找来的。后来我尝试把它改写成了散文，被谭老师当作范文宣讲，让我自得了好久。 谭老师还琢磨了好多很有效的教学方法。比如为了教我们划分句子成分，他发明了“每日一练法”，每天正式上课前，都在黑板上出上一道题，让同学们轮番接受操练。不知不觉中，大家熟能生巧，自然掌握了要领。我后来教书时也用过此招，算是师承有自了。 说起来，我可能算是最让谭老师失望的“门生”了。当年我是最有希望考取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个大学生，为当地、学校、班级和老师们争光的。这也是谭老师的最大梦想。谁知就因为语文考试失利，让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不过谭老师似乎一直没把这份“失望”放在心上，每次去看他，他都要亲切地问这问那，为我的丁点儿进步高兴，从不曾提起当年“憾事”。也许，这才是真正的老师风范吧！ 谭老师出生于抗战爆发后一年，已经年近八十（注：今年正好八十大寿），身体还可以，只是耳朵背得厉害。不过每次与学生聊天，他都兴致勃勃，并会把稍灵一点的耳朵侧过来对着我们，生怕漏掉了我们发出的每一个音节；只有他那招牌式的笑声依然那样爽朗传神，让我们为他高兴，更为他祝福。
（彭先玉老师照片。2017年春节期间，彭老师不幸因病去世。 数学老师 我的数学老师有两位。 第一位是彭先玉老师，教了我们一年半。彭老师当年三十五六岁，个子不高，声音却很洪亮。印象中他最善于把复杂的数学问题深入浅出，因此特受同学欢迎，有时候几个班的同学还合在一起，请他上大课；他对同学们也很热心，课后一有时间就到教室转悠，帮同学们答疑解惑。 那时候我是小说迷，课堂上也经常偷看，有一次彭老师发现了，就有意提问要我回答，准备借机“敲打敲打”我，谁知被我侥幸答中了，彭老师便不动声色，放了我一马，课后才专门找我谈话，要我专心上课，下不为例。我赶紧诺诺称是，心甚感激。 其实我后来还是被彭老师逮住过一次，不过是在晚饭后的课余时间，不算犯规。那天我正捧着一本小说读得津津有味，不知彭老师何时悄悄站到了我的身后。见我如此聚精会神，他便从我背后探过手来，把书合上看了一下书名，又重新打开，然后转身踱步出去了。我以为是哪位同学好奇翻了一下书，就没有在意，头都没抬，继续遨游在文学的海洋。 等彭老师走出教室，大家这才嘻嘻哈哈围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告诉我刚才发生的一幕，吓得我只吐舌头，暗自庆幸：如果是在课堂上，彭老师肯定就会没收我的小说了！ 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真是太不懂事了！
（向真银老师近照，依然又酷又帅吧？ 另一位数学老师叫向真银，高中最后一学期才从外地调来，接替了彭老师。 我还清楚地记得向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情景。那天天气很冷，旧雪尚未化，新雪正纷飞。向老师穿着一件深黄色的旧棉袄，左右口袋的上方，各打着一个颜色浅了许多而且不太规则的大补丁，因此显得特别打眼。同学们都好奇地睁大了眼睛：这个新来的数学老师也太奇特、太简朴了吧？ 更让我们感到奇特的是，向老师手头上空无一物，既没有教案，也没有教材。不过向老师倒是不慌不忙，上得台来，张嘴就讲，讲完以后才从棉袄的大口袋里慢慢掏出课本，为我们布置作业。一堂课下来，向老师的一举一动都是那样胸有成竹，气定神闲，用现在的话说简直是酷毙了，把满课堂的小伙伴们全惊呆了！ 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可是在有自信、有才学、有本事的向老师身上，这句话好像不太准啊！ 说实话，我的两位数学老师都是业界高手，可惜我打小缺少数学天赋，也不太努力，所以没有得到真传。高考时，我的同桌险些得了一百分，我却没能及格，真是愧对两位老师。
（本次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辛苦多人帮忙，找到了陈千升老师两张不同时期的照片。左为雄姿英发的青年时代，右为功成名就的退休以后。为了纪念年轻时的军旅生涯，陈老师还特地戴上了当年的军功章，让人更增敬仰之情。虽然岁月沧桑，青春不再，但陈老师的双眼依然同年轻时一样，精光毕现，炯炯有神。 历史老师 我的历史老师名叫陈千升，大家还记得吗？ 陈老师就是我吃桑叶饭中毒以后，为我精心配药、把病治好的老师。能够治病救人，是陈老师区别于其他老师的显著特点。不过除此以外，陈老师其实还有好多鲜明的特点。 陈老师是解放前的省立高中毕业生，文史底子很扎实，后来还当过军人，立过军功，转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又喜欢博览群书，所以他在讲课时，总是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历史典故张嘴就来，经验教训条分缕析，似乎漫无边际，却又收放自如。虽然满口我们当地的“蛮子话”，却也风趣动听，一件普通的事情经过他的绘声绘色，立马生动鲜活，让人印象深刻，久久难忘了。听他讲课，可以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陈老师上课的样子，用现在的话说，也是最有型、最有范的。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一手拿烟斗，一手捧茶杯，高坐讲台，为我们谈古论今，滔滔不绝。如果穿上长布衫，估计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老私塾先生”了。这在学校也是独一无二的。 有时候陈老师也会拿起他那心爱的烟斗，“梆梆梆”磕几下讲桌，提醒同学们注意：下面讲的问题非常重要，都要好好记住啊！同学们就会立马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全力捕捉他吐出的一串串妙语！ 大约因为是历史老师的缘故吧，陈老师在学校的教师群里年纪也是偏大的，教我们时已经五十出头了。他个头不高，面容黑瘦，眼睛不大却忽闪着道道精光，好像本身就有一种深刻莫名的历史感。 我因为喜欢陈老师，也喜欢上了历史课，还当上了课代表。当然除此以外，我对陈老师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激，因为是他帮我医好了中毒，去除了痛苦。中师毕业后我当上了小学老师，陈老师刚好是乡教育站的辅导员，对我这个学生自然特别关心，每每耳提面命，倾囊传授教学之道，我们的师生情分由此自然更加深厚了。 遗憾的是，一九九八年陈老师就因病去世了，那时我已远在外地，天高路远，竟无缘得见最后一面，只能把哀思深藏心底。
（这是谭运洋老师特地为本文发来的照片。看到现在精神矍铄、气定神闲、笑容可掬的谭老师，不禁又想起了老师当年讲课时意气风发、挥洒自如的样子。 地理老师 我的地理老师也姓谭，名叫谭运洋。 谭姓在我们当地是大姓，人口众多，老师姓谭本不足为奇。我奇的是，谭老师本来是我读初二下重点班时的数学老师，没想到我考进高中以后，他也同步调整到了高中，并且还改了行当，变成我们的地理老师了。对于我们这些老学生来说，还是颇有几分意外的。毕竟隔行如隔山嘛！ 那个时候，专业的数学老师虽然也很缺乏，但毕竟还有几个，至于专业的地理老师更是等于零，一个都没有。为了我们两年以后的高考，已经中年半截的谭老师算是真正地顾全大局，临危受命，自己挑战自己，把自己彻底豁出去了。 后来的两年中，谭老师就一边自己啃着地理生荒，一边教着我们，其任务之艰、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半路出家的谭老师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下来了，不但陪着我们成功迎战了那年的高考，并且一直教到了退休，教成了地理名师。谭老师的智力之高、毅力之强、能力之出色也由此可见一斑了。 我的数学不好，地理却还不错，高考时得了七十九分。有一阵子我很想去读地理系，后来被告知只招理科生，心中还郁闷无奈了好久：既然不招文科生，那要文科生学地理、考地理干什么？那么我和同学们对地理的浓厚兴趣来自哪里呢？毫不夸张地说，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因谭老师生动形象、风趣幽默的讲课而激发、调动起来的。 就是到了现在，每当忆起当年上课的情景，我的耳边就会响起他惟妙惟肖模仿的火车运行声：呜、呜、呜！嗤、嗤、嗤！哐当、哐当、哐当…… 要知道，我们都是山里孩子，谁都没有见过真正的火车，也不知道火车怎么叫的。谭老师的课，算是进一步激起了我们强烈的出山愿望！
（与刘荣阶老师有关的照片，很遗憾目前就只找到这一张珍贵的合影（第三排右二）。巧的是，我刚好坐在刘老师前边，这也算是一种特别的师生缘份吧！另一个惊喜是，第二排左一，是年轻英俊帅气的刘昌德老师，我高中时候的物理老师。） 英语老师 英语老师名叫刘云阶。在高一上学期，刘老师为我们上了平生第一次英语课，从ABCD开始，用的还是初一的课本。听着刘老师充满磁性的英语发音，念着样子像拼音读音却迥异的英语字母，让我们好生欣喜。 但仅仅学了半个学期，新的高考政策出台，规定英语满分为三十分，除英语专业外，其它只作参考，不计总分。学校权衡之下，停掉了我们心爱的英语课，让我们好生失望。 虽然我后来主要是通过广播电台学习的英语，但真正的启蒙老师无疑是刘老师。工作以后，八五年春季学期的时候，我们还在杨柳池初中做过一个学期的同事，那个时候我正在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外举办的广播英语函授，有问题就向他请教，他也一如当年，细心教诲，让我收获多多，好生感动。
（局部放大的合影。从后往前、从右向左，分别是物理老师汪义清、英语老师刘荣阶、数学老师黄学勇和任教语文的我。我与汪老师是合影的这个毕业班的任课老师。刘老师当年三十有二，风度翩翩，正是才情四溢、大展身手的时候。 几年后我考取研究生并留在了远方，见到老师们的机会就少了，只有回家探亲时，才会找机会去看看他们。1996年10月又一次回去的时候，因为路上耽搁，到达乡里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比平时晚了三四个小时，天还下着大雨。想到家住高山之巅，还有两个多小时的崎岖车程，就决定先直接回家，而没像以前那样到中学稍事停留，看看当年的老师和同事们。 谁知就在那天晚上，刘老师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竟然一时想不开，服毒自尽了。几天后我得知这一消息，先是目瞪口呆：一直非常乐观的刘老师怎么会自杀呢？又怎么该自杀呢？接着就陷入了无名的难过，心里更是好生自责： 那天晚上我本来下意识想到了他，可为什么就没去学校看望他呢？如果我去看望了他，他是否就不会自杀了呢？虽然时间已过去了十多年，但直到今天，我还经常为此纠结。如果他还活着，今年（注：2014年）也不过六十一岁，那该多好啊！ 真心祝愿我的英语启蒙老师一路走好，更希望全天下的人都能珍惜生命，多多保重，即使再苦再难，也要鼓起勇气让自己相信： 生活中，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宋宏中老师与儿子儿媳在一起。天伦之乐，真乐也！） 物理老师 除了学习政、语、数、史、地、英六门高考科目，高一上期时我也学过半期物理，并且先后还有两位科任老师。 第一位是宋宏中老师。宋老师我早就熟悉，高中前一年，我在小公社读初二上时，他刚从中师毕业不久，由他教我们《社会发展简史》课。第一次听说人是由猴子变来的，我们都觉得非常神奇而又不可思议，有时还忍不住要摸摸自己的“乌龟尾巴”（尾椎骨），看看是否真有尾巴长出来！没想到仅仅分别一学期后，宋老师也调来高中，而且改行成了我们的物理老师。 宋老师讲课，课如其名：声音宏亮，中气十足。遗憾的是，宋老师就教了我们一节物理课。那一天，他走上讲台就开门见山：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质点”。所谓“质点”，就是有质量但没形状和大小、实际上也不存在的“点”。 我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因此没太弄明白：没形状没大小，那质量依附什么存在呢？点都不存在，那我们研究它干什么呢？本来还想下节课向宋老师好好请教的，却被告知宋老师到地区教师进修学校进修去了，于是只好作罢。 不过我与宋老师算是特别有缘。他进修结业后自然没再教我们，后来还一步步调远，先改行教语文，后改行从政，但我们一直还保持着联系。特别是几年以后我们都考取了湖北大学的本科中文函授，五年时间里，每年寒暑假的面授时都在一起。我一直老老实实叫他“老师”，他却以这段“同窗”经历为由，经常纠正我说：“我们是同学，同学！” 宋老师的谦逊和大度，让我对他这个特殊的“同学”更加充满敬意。
（旅游中的刘昌德老师夫妇。当年的“小鲜肉”也成了大肚腩的老帅哥了。 接替宋老师的是刘昌德老师。 那时候刘老师刚从中师毕业，工作热情很高，知识又是热乎乎的，教起课来自然轻松愉快，没过多久就得到了大家的喜欢和认可。可惜因为早早的文理分科，他只教了我们半期力学，我最想学的电学也被高考无情地“拉闸断电”了。 在当年的学校老师当中，刘老师应该是年纪最轻，长得最帅，思想观念也最时尚新锐，所以常开风气之先。他最早购买了一台四喇叭收录机，真正的“三洋牌”，是当年小镇最亮丽的风景，吸引了好多少男少女的目光。 我参加工作后，也和刘老师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作为学生，我与好多当年的老师一起工作过，并继续得到他们的关心和支持，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可惜刘老师后来身体不太好，早早退出教学一线，从小镇去了县城，不久病退在家。我也辗转他乡，因此难见一面了。 几年前刘老师曾来电，委婉托我帮他儿子物色一份稳定可靠的工作。我深知竞争时代逢进必考，稳定工作谈何容易，但决定还是先打个电话，问下近况再寻找机会。聊过才知道，刘老师当年那个可爱的“小不点”早已人长树大，从重点大学本科毕业，正与几个同学在一个沿海城市共同打拼。话语中我感到，小伙子有想法、有闯劲、有愿景，并不渴望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只要假以时日，应该成功有望，刘老师也大可潇洒一点，少操一点心。 也许是经过了太多的生活磨砺，在儿子的前途和命运等重大问题面前，作为父亲的刘老师也只能和他人一样常规求稳，不复当年的时尚新锐了吧？ 不过刘老师的电话也再一次感动着我：任它斗转星移，时序更替，亘古不变者，唯有天下父母心也！
这几天静心回想高中往事，忽然发现，我的九位科任老师似无一个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有的甚至连中师都没有读过，是在以高中的底子教高中，工作中无疑压力山大；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也不能根据自身擅长，自主选择教什么或者不教什么，往往只能逼虎上墙，一次次改行，学校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难度之高几乎无法想象。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老师，却在当时那种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想方设法撑起了当地教育的天空，逐步改变了“文革”导致的落后面貌，为社会培育输送了一批批、一代代人才，帮助我们改变了人生轨迹，创造出了可圈可点的教学奇迹。 从九位老师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与其说是那个时代选择和造就了他们，毋宁说是他们创造和改变了那个时代。作为老师，在他们身上确实不乏知识和能力的短板，但却因为他们把理想、信念、责任、使命、义务、激情、投入、奉献等更多更宝贵的元素集于一身，并且经久不灭，熠熠生辉，从而帮助他们弥补不足，发挥潜能，最终取得胜利，走向成功，不断汇聚成了人生灿烂的海洋。 而这一切，不正是一个为师者所必须具备的最核心的财富吗？ 我爱我的老师，我更希望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和品格，能够在新的时代、条件和背景下得到最好的传承！（未完待续）
（该文写于2014年，本次略有修改，并加了几处小注释，照片为新配。衷心感谢提供照片和其它帮助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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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天堂里再也没有病痛。
摄于2018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