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史》，马积高先生著，国内赋史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如果说，考研时黄先生的再造深恩让我刻骨铭心，入学后的一次和风细雨般的批评，也同样让我受益终身。至今想起，依然历历在目。中文系是全省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考的主考，在读研究生每年都会参加春秋两次阅卷。阅卷后我发现，中文系的自考还真不容易，尤以古代文学为最，通过比例一直偏低。记得曾有考生试卷留言说：“我就古代文学一门没过了，都考三次了，请老师们行行好吧！”作为阅卷者，此类请求自然爱莫能助，但作为过来人，我们不但心有戚戚，更能深切感受黄先生的治学之严。阅卷于我其实并无难度，八年教龄已让我阅卷无数，早练就了手疾眼快的本领。谁知就为追求这一“疾”一“快”，第一次便出了不小的差错。那次我负责改选择题，只要按照标准答案，核对“A、B、C、D”等是否选对即可。为提高效率，我比照答题位置，做了一张标准答案对照卡，阅卷时放于左侧，与右侧试卷答案逐相比对，便可迅速判定正误，根本不用死记硬背。因为此卡在手，我便阅卷如飞，速度远超他人。心中正暗自得意，身后忽闻黄先生叫我，我赶快起身，走到他面前。黄先生看着我笑笑，似乎漫不经心地问了我一句：我记得你以前是教过好几年书的吧？黄先生便把一本试卷推过来，指着其中一处地方，轻声却不失严肃地对我说：那你怎么把这道题全改错了？我听了不禁大吃一惊。黄先生是阅卷组长，也是复核人，他说错了，定是错了。可怎么会错呢？我赶快拿起试卷和答案查对起来。一看之下，脸便“腾”地红了：明明是与标准答案一致的“D”,我却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可不是真错了！我赶快跑回座位。一查标准答案比对卡，才发现我竟粗心地将“D”错成了“B”。以此为判，岂不一谬到底？发现自己的错误后，我如坐针毡，无地自容。“粗枝大叶往往搞错”的道理我从小就懂，还经常给学生念叨，却没想到自己会犯下如此简单低级却严重的错误！从那以后，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会时常想起黄先生那天轻言细语的批评，并不时提醒自己：仔细一点，再仔细一点；后来我更把“细”字作为自己和部门的工作要求之一。《无为论》，李生龙先生著，被誉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力作”。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当年给了我读研深造机会、为我授业解惑并引导我各方面成长进步的恩师黄均先生，如今却悄悄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虽然这是自然规律，谁都无法抗拒，我依然痛心不已！其实，研究生毕业至今，倏忽几十年中，我已多次遭遇“亡师之痛”。三位导师中，最先离我们而去的，是享年73周岁的龙先生，时在2007年。聊以自慰的是，先生病中我曾去医院和家中多次探视，去世后也曾到灵前送别、坟头进香。可2018年享年83周岁的周先生去世时，我却如黄先生这次一样，竟然毫不知情，许久之后才得知噩耗。不过我也理解，三位导师都是极为散淡平和之人，对自己的生前身后事，都希望一切从简，从不愿给人添些许的麻烦，哪怕是自己的学生也一样。同样遗憾的是，当年教过我们其他课程的老师，也有好几位驾鹤归去。比如中文系的“教授头牌”、被称为“里程碑专著”的《赋史》作者马积高马先生，就仙逝于2001年，享年76周岁。马先生为我们开课时虽六十有五，仍精神矍铄。他头戴呢帽，操着浓浓的衡阳普通话，每周一次，为我们披沙沥金，钩沉讲述历史上佛学、理学等与文化、文学之间的诸多风云际会和流转演变，凡旁征博引之处，必手到拈来，恰如其分，直让人叹为观止，心悦诚服。那情那景宛然如昨，却不期马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还有马先生的研究生高足，为我们讲授“道家道教与文化文学”专题的李生龙李先生，也于2018年不幸去世了。李先生为我们授课时40岁不到，可谓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无为论》刚出版就被誉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力作”，后来的《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等专著也斩获多项大奖，是很多年轻学子的人生榜样。孰料竟因工作生活压力沉重，勤勉过度，透支过多，以致积劳成疾，古稀尚远却告不治，仅享年64岁。60+本是学者“黄金时段”，许以时日，李先生必有更多厚重作品问世，谁知天不假年！每念及此，唯扼腕叹息！有语云：死者长已矣,存者永怀悲。无奈人生只有单程票，即使万般不舍，黄钧先生、周寅宾先生、龙华先生三位导师以及马积高先生、李生龙先生等诸位恩师都已远赴天国、往登极乐，除了永远的怀念，谁也无力回天，实乃悲哉哀哉！但我仍要在心底祈求，祈求时光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让我们所有健在的恩师都健康长寿，尽力拉长并共享人间这美好的师生时空。（续完） （注：谢鸿鹤、段江丽、贝京三位同门均为本文做出重要贡献，谨致谢忱！） 湖南师范大学望岳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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