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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汝窑有四大主要素，曰：色、工、型、质。笔者已发表三文：《汝窑，色相第一》，和《汝窑，制工无敌》，还有本文《汝窑，形制大千》。下篇将谈谈汝窑的质，欢迎期待。 汉代是继秦之后的首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并确立了独尊儒术为主流文化的基础，影响了后世两千余年。最早的《三礼图》是汉代参照周代礼制和参照儒家礼仪制定的。所谓三礼是指祭天、地和宗庙之礼，即《仪礼》、《周礼》、《礼记》为三礼。《三礼图》中图录后经历代均有修篡增添。到了宋代早期主要参照的是五代后周时期的学者聂崇义根据汉唐以来三礼图编撰的《三礼图集注》，当时收集到的商周青铜器等图录计380余幅。成书于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的《考古图》，是由北宋吕大临著，收集器物224件，以铜器为主，兼收玉器，均有器形、尺寸、重量等，部分有出土地点，是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另一部是成书于徽宗宣和五年（1124年）的《宣和博古图》，是由北宋王黼奉旨编撰，著录了皇家所藏的自商至唐的铜器20类，839件。还有一部《啸堂集古录》也是铜器图录古籍，是由北宋王俅著，成书于《宣和博古图》之后，重在填补铭文摹本，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上述，从宋代中晚期的《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和《啸堂集古录》均是古代铜器有影响力的专著，三部著作对北宋晚期瓷器的辉煌起到重要的作用，三部著作已不再注重 “礼”学，而是更注重于“型”考据，并已成为形制、尺寸、出处和考证的工具书大全。 事实上经过春秋战国的动荡后，汉代的礼器制度与西周时期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了。汉代实际上已开始铜禁。除了钱币外，民间已限制使用铜。礼器中的青铜在功能上也早已不再是三代时期（铜锡合金）的概念，在材质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广义的黄铜（铜锌合金）已经出现，这说明铜矿开采中的适于传统冶炼的氧化矿已开采殆尽。民间甚至皇家贵族墓葬已大量出现陶制鼎、簋和漆、木等，说明汉代葬礼的铜器已基本由其它代用品取代。唐代以后的集权政权也都不同程度采取了铜禁，唐三彩陶大量出现殡葬证明社会文化已进入多元的时代。五代至宋代开启了真正的瓷器时代，瓷器发生重大变革，北宋的所谓八大窑系和五大名窑均达到巅峰状态。宋代殡葬已无绝对的礼器用途的瓷器，更趋向于实用器，侍生也侍死。从祭祀的角度，似也不具体划分实用器和祭祀器的区别，传统的鼎、簋、鬲已不再是盛放牺畜的容器，多已转化为炉具香器。定窑常出现在礼佛和塔基窖藏中，是礼佛的主角，这些礼佛器也无明显使用或供佛的区别。皇家贵族的墓葬中少见汝、官、哥等器用于祭祀用途，而更多见于窖藏，显然是珍藏传世的目的。各窑系的佛造像是佛教走入寻常百姓家的世俗化的表现，也基本是传世功能，不见墓葬。 瓷器的形制雅俗皆有之，民间器型来源于象形杜撰，久称呼则习惯沿袭。如碗、碟，偏旁均从石，说明历史上最早的碗、碟就是石器，来源甚古。大杯撇口谓之碗，口大身高者谓之盏，宋代斗茶皆是此类。还有斗笠式容量看似较大，当是酒器宏量者。更有钵（罗汉碗）、盆、莲口尊之类，体量更大，也可归为特殊碗类。碟细分为盘、洗、浅盆，有印花、折沿，还有文房之类，如圈足洗、三足洗、平底洗，水仙盆等。瓶与尊并无严格区分，或二者本身就有混淆之处。腹大口小谓之瓶，口腹相若谓之尊。梅瓶和玉壶春称谓就很雅。盘口瓶和纸锤瓶（油锤式）则很通俗，名无可替代。胆式瓶和鹅颈瓶则很象形。汝窑前身是在哲宗时期，多剔刻印纹饰，釉色多灰青，也多露胎足。汝窑为魁后，则少有纹饰，主要是因易产生局部积釉，则淡雅尽失。也少有露足，可见徽宗所指的“芒”，决不只是指芒口，应是泛指露胎而言，而宫廷传世之汝窑，几乎全部是裹足支烧。 网上已有学术文章提到“新成礼器”的提法，也有“宣和新成礼器没有瓷器”之说。笔者检索该提法是源自《中兴礼书》：“礼部太常寺言，勘会国朝祖宗故事，与大礼其所用祭器并依三礼图用竹木制造，至宣和年做博古图，改造新成礼器，内簠、簋、尊、爵、坫、盂、洗用铜铸造，余用竹木……。”没有找到“新成礼器”源自北宋的依据或出处。按说徽宗时期是瓷器集大成时期，也决会缺乏铜制礼器，更没有必要“改造新成礼器”！这段论述极不合常理！怀疑该引用文献或原始抄写有误。这描述却完全符合南宋临安新都刚刚建设完毕，再经与金朝媾和后获得稳定的和平期后，却因大礼祭器等物资极为匮乏的状况和窘境。因此南宋早期“新成礼器”是可能的，即用陶器、竹木等代用。 总体来看。在北宋晚期的三部青铜器经典著作，虽然成书较晚，如《宣和博古图》，但考虑到成书周期因素，其影响力可提前到恰好是在汝、官、哥的辉煌期间，其中汝窑的形制具有开拓性，其器型中均能看到传统青铜器的影子。 两件汝窑长颈瓶形制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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