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鹰派偏见与群体决策  作者：Joshua D. Kertzer，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Marcus Holmes，威廉玛丽学院政府系副教授；Brad L. LeVeck，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政治学副教授；Carly Wayne，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 来源：Kertzer, J., Holmes, M., LeVeck, B., & Wayne, C.“Hawkish Biases and Group 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6, No.3, 2022, pp.513-548. 导读 随着国际政治心理学方法的迅速发展，行为者的自身属性引起了更多学者的研究兴趣。行为决策领域既有研究发现，个人决策中存在不同类型的认知偏见，并促使决策者做出更具敌意和攻击性的鹰派决策。但在外交决策常用的群体决策背景下，这些个人认知偏见的聚合情况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检验群体决策在削弱个人决策中鹰派偏见的效力。通过三个大规模在线团体实验，本研究测试了个人决策中存在的三种鹰派偏见，即反应性贬值（reactive devaluation）、意向性偏见（intentionally bias）和在损失领域中的风险寻求（risk seeking in the domain of losses），在不同类型群体决策中的表现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群体在外交决策中同样易受到这些典型偏见的影响，进而做出更为鹰派的决定。无论是等级群体还是水平群体决策结构都没有明显地削弱这些认知偏见的程度。此外，异质性群体与同质性群体也表现出相似的偏见程度。这些结果表明，至少就这三种类型偏见而言，“聚合问题”并未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对群体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这对理解外交政策决策、群体过程的作用和国际关系中的行为革命有重要意义。 引言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人们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心理学方法兴趣大增。与关注行为者所处环境特征的结构现实主义或理性主义方法不同，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转向对行为者本身属性的研究。因此，学界涌现出大量关于政治精英心理学的文献，关注他们的行动准则、人格特征和领导风格等。这些文献的核心观点之一是，领导人具有许多与普通公民相同的心理机制：他们很容易出现误解（misperceptions），参与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并依赖启发法（heuristics）和偏见。 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几乎所有心理学家发现的认知偏见都会引导政治领导者做出更为鹰派的决定，即会增加怀疑、敌意和对潜在对手的进攻性，增加政治冲突和暴力的风险。然而，大多数学者们对决策中的心理偏见的了解来自对个人（individuals）的研究，但许多外交决策是在群体背景（group contexts）下做出的。事实上，外交决策经常采用群体决策的方式，正是因为它们（被认为）能够对抗决策行为的弊病或个体孤立行动的缺陷。因此，在外交政策研究中，行为科学对个体决策弊病见解的理论和经验价值经常受到批评，因为它对偏好、信息或特质是如何聚合到群体层面决策的缺乏清晰的理解。 本文提供了一个关于外交政策中心理偏见聚合问题的大规模实验性测试，对群体决策中鹰派偏见情况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人决策中表现出来的偏见同样存在于群体决策中。 偏见与群体决策 群体过程如何影响决策并非新问题。但既有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政治学中对 “聚合问题”的许多援引更多是哲学上的，而非经验上的，即事先假定聚合是一个挑战，而不是实证检验心理变量聚合或不聚合的具体环境。一方面，将大量人员带入实验室进行测试的成本过高，有关群体决策中聚合问题的传统实证研究规模较小，驱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外交政策决策涉及的三个理论上相关的制度结构和任务性质使其区别于政治学以外常被研究的主要结构。 首先，外交政策的决策，特别是关于安全问题的决策，往往具有结构不良的问题（ill-structured problems），其中的概率分布可能是未知的。行为者可能不知道，或者可能对决策任务的参数甚至最终目标有异议。其次，外交政策的决策往往涉及具有等级结构的群体，其中的指挥系统和决策规则是所有相关的行为者都知道的。政治学相关的许多研究都倾向于关注“扁平”或水平群体，并没有系统地比较等级群体与水平群体决策结构的影响。最后，研究外交政策决策的学者们的实质重点，往往与其他领域的小团体研究非常不同。外交政策的分析家们通常对解释特定的因变量感兴趣，如使用武力的决定。 在这项研究中，作者测试了群体决策对三种在个体决策中被观察到的认知偏见的影响，包括为避免损失而冒险、意向性偏见和反应性贬值。这三种偏见都被认为将政治精英转向鹰派方向，即可能降低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并引发或延长暴力政治冲突。例如，个人为避免损失而承担风险的倾向会降低领导人在谈判中的妥协意愿。他们将己方让步看作损失，而将对手让步看作收益。即使这些让步是相等的，领导人也会感觉损失比收益大，因此可能会拒绝妥协。意图性偏见指个人根据行动的后果，而非通过对行为人动机的彻底审查来评估其是否是有意的，因此，与产生道德上的好结果的行为相比，具有道德上的坏结果或有“副作用”的行为更有可能被视为有意为之。最后，反应性贬值，即个人倾向于对来自对手的建议进行贬值，已被证明会影响各种政治冲突中的谈判态度，从冷战期间的美苏互动到正在进行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评估这些个人层面的偏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通常在群体背景下做出的外交政策决定，对于理解外交政策制定的制度结构如何潜在地减轻或加剧这些偏见对国际合作和冲突的影响至关重要。 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利用2019年春季和2020年冬季进行的三个大规模在线团体实验，研究群体在减少上述三种偏见对决策的影响方面的效力。研究共招募了3987名受访者，并将受访者随机分配到三组测试条件中。在个人决策条件下，760名受访者被要求就各种外交场景单独做出决定。在群体决策条件下，水平群体小组测试（406个）要求组内5名受访者就各种外交场景尝试达成一个集体的、一致的决定，每个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都有平等的发言权；等级群体小组（365个）则随机指定5名组内参与者中一人为领导者，而其他4人为顾问，该测试要求组内领导者在与其他参与者协商后就不同外交场景做出最终决策。 此后，受访者通过三个独立的实验模块，通过正规的实验步骤来研究在外交决策场景中各种偏见的情况。第一个实验模块模拟营救在战乱地区受困人员的外交决策场景，通过不同营救政策选择研究对政策偏好的收益和损失框架的敏感性。第二个实验模块要求受试者根据伤亡情况，评估美国军舰在距朝鲜海岸100英里处被击沉这一事件是有人有意攻击还是意外事故，从而测试群体决策对意向性偏见的敏感性。第三个实验模块则探讨了群体决策中对美国和中国之间贸易谈判提案的反应性贬值情况。 现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预期：预期个人在损失领域比收益领域更倾向于寻求风险；当代价较大时，个人倾向于将事件定性为故意为之；且相比于来自己方阵营的提案，个人倾向于更为负面地评估来自对手的相同的提议。 研究结果分析 1.对收益/损失框架的敏感性[1] 在个人决策条件下，本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前景理论的核心发现：个体决策者在面对潜在损失时，更倾向于选择概率性政策；而在收益框架下，个体决策者更倾向于风险规避。 同时，结果表明，群体并不会减少这种偏见的敏感性。如果说群体有什么作用，那么群体可能会增加框架对决策的影响。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群体中，随机呈现损失框架的群体明显比呈现收益框架的群体更倾向于概率性政策选择，尤其是等级群体对框架效应的敏感程度明显高于个人。 2.意图性偏见 在个人决策条件下，研究结果再次强烈地复制了典型的意图性偏见的发现：当一个事件的结果较为负面时（在本测试的模拟场景下为会造成100名船员死亡），个人决策者更有可能将该事件评估为故意挑衅，而非意外或沟通不畅的结果。群体决策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削弱这一倾向：当有死亡报告时，水平群体和等级群体都更有可能将美国舰艇的沉没评估为朝鲜蓄意攻击的结果。 但与前景理论实验不同的是，作者发现群体条件对意图性偏见的程度没有影响。在此情况下，群体的表现与个人相似，没有更显著或更不显著。 3.反应性贬值 在这一实验模块中，研究成果显示，个人决策者支持中国提案的可能性并不比支持美国提案的可能性小。具有等级结构的群体决策团队也不倾向于美国提出的提案。 理论上的预期是，相对于己方（美国）的提案，对手（中国）的提案会自动贬值。然而，关于反应性贬值的研究也表明，有两种不同的机制使提议被贬值：第一，相比于无法获得的信息，抗拒过程（reactance processes）导致个人对能够立即获取的信息进行贬值；第二，个人对信息来源可信度存在依赖。作者的处理方法旨在测试第二个机制：美国受访者可能会贬低中国人的提案，因为他们会认为对方国家的谈判者没有考虑到美国的最佳利益。但就来源的可信度驱动反应性贬值的程度而言，当个体获得模糊的提案时，反应性贬值应该是最强烈的；当提案是详细和具体的，受试者可能不太会自动贬低它，因为提案本身就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供其进行评估。在我们的研究中，该提案相当具体详细，以至于可能减弱了反应性贬值，使受试者更容易忽视提案的所谓作者而根据实际内容加以评估。 另一种可能性是，本研究中测试的冲突，即在特朗普时代贸易战阴影下的有争议的贸易谈判，导致反应较小的贬值，要么是因为特朗普时代不寻常的国内政治，要么只是因为竞争关系不如之前研究这种偏见的暴力、棘手的冲突那样明确。 然而，即使有这个提案的特殊性和竞争中的模糊性，我们确实观察到水平群体中的反应性贬值。一致的水平群体比个人略微更有可能贬低中国提案的价值，这表明，在水平群体的决策条件下，群体可能会增加反应性贬值的倾向。 4.拓展和局限性 在分析部分，作者指出该研究的局限性和完善方向。首先，该实验缺乏真正外交决策小组中的许多社会动态。例如社会压力，决策者的合作关系，事件之间的潜在联系，官僚利益等等。相比之下，本研究受访者是匿名参与的，在实验中组成新的小组，没什么社会压力，也没有未来互动的前景。作者鼓励未来的研究人员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将其中一些特征纳入研究设计以测试社会压力对群体决策中偏见的影响。 其次，在现实世界中，领导人不是随机分配的，而是根据特定的技能、特性或经验战略性地选择的，以回避决策者与结构的内生性相关质疑。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在特定类型领导者带领下的群体是否能更好地避免这些偏见？作者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补充测试某些类型的领导人对群体决策中偏见的削弱作用。结果显示，并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拥有更好领导者的群体不倾向于显示这些偏见。作者鼓励未来的研究将具有特定特征（如自恋）的受访者分配到领导和顾问的角色上，以测试其对决策的影响。 5.群体层面的多样性 作者对群体层面的多样性对群体决策中偏见的改善情况进行进一步研究。作者指出，多样性在决策方面通常被理解为代表不同认知风格的互动，多样化的群体则被认为会产生更广泛的辩论。然而，太过多样化的群体可能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以至于“多元思维”的动力使他们无法达成共识。 通过从人口统计学层面、人格特征、个人经验和政治取向等方面对群体多样性进行考察，作者并未发现多样性对群体决策中对鹰派偏见的敏感性有系统性的影响。多样化的群体与更加同质化的群体一样可能表现出这些倾向，且不比个人决策者少。 6.群体规模和互动方式 最后，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可以作为本研究的替代性解释。其一是，要想实现聚合的改善效果，群体成员需要面对面地互动，而不是远距离地商议。其二，考虑到外交部数以千计的群体规模，要想实现聚合的改善效果，群体需要大得多。 在补充研究中，作者在对组的规模加以调控后，观察到鹰派偏见的程度并没有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而缩小。其次，尽管该研究的受访者都是在网上而非亲自参与的，但如果从面对面互动所传递的额外信息的角度来考虑，则可以通过测试交流更多的群体是否比交流较少的群体表现出更弱的偏见。有趣的是，在群体决策的两个实验模块中，作者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群体决策偏见的大小随着群体内决策者参与的增加而明显减少。一种解释可能与在无法获得更多信息的环境（如面对面的会议）时做出的行为调整有关，即当无法用视觉表达行为进行交流时，个人会用文字来代替交流。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增强而不是降低社会联系。 总结 作者通过大规模实验，对群体决策中鹰派偏见的倾向加以研究，发现行为决策文献中的三种突出倾向：为避免损失而承担风险、意向性偏见和反应性贬值，在群体决策的背景下基本得到了复制。在某些决策环境下，这些倾向甚至可能会加剧。此外，无论是具有特定特质的领导者、群体层面的多样性、群体规模或是互动方式都未对群体决策中的鹰派偏见有显著影响。这些发现表明，不应假定影响个体决策的心理倾向不会出现在群体环境中。 该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群体决策的重要实证研究，从经验的角度对传统理论和观念提出挑战，对理解群体过程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者还指出该研究的未来完善方向：未来的研究还应关注其他可能的多样性机制，如那些与视觉多样性和面对面互动有关的机制。此外，群体中持续存在的认知偏见会促成过早的共识，从而加剧从众动态，这也是一种值得未来研究的可能性。 注释 [1]与前文“在损失领域中的风险寻求”含义相同。 词汇积累 认知偏见 cognitive biases 反应性贬值 reactive devaluation 意向性偏见 intentionally bias 在损失领域中的风险寻求 risk seeking in the domain of losses 鹰派偏见 hawkish biases 译者：金也琪，浙江大学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全球治理、国际组织。 校对 | 崔一丁 何诗雨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崔莹佳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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