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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山西雁北地区。一辆吉普车停在一片白茫茫的盐碱滩上，从车上下来几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人。这些人一边用手指指点点，一边兴奋地交谈。在这样一个不毛之地，突然来了几个大干部，让当地村民都觉得很诧异。他们不知道的是，吉普车上的这些人正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为中国第一座大功率超长波电台选址。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个外国人，是前来协助考察的苏联专家。 说起“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它的主要的使命是对远洋舰艇、特别是潜艇实施通信联络。超长波电磁波可以穿透海水，而且能量损耗较少。它受核爆炸和大气干扰小，信号稳定、传播距离远达数万公里，是指挥潜艇和舰船远航的关键设施。  50年代后期，随着我军舰艇部队的发展，远航任务逐渐增多。于是50年代中期，我们在青岛、宁波和湛江建了三座小型长波台，但由于功率太小，并不能满足海军需要。因此，建设一个大功率的超长波电台是海军急需，也是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致函彭德怀元帅，提出在我国华南地区，由两国合作建设一座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和远程收信中心。苏联愿意承担70%的建设费用，并且提供全部技术支持，电台建成之后由两国共同使用。 然而1958年6月12日，中央军委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复函苏联国防部，婉言拒绝了中苏合建长波台的提议。中方提出，长波台可由我国自行建设，请苏联在技术上提供援助。 苏联提出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主要是想借助中国的地理优势。 如果在中国建立一座长波电台，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和军舰，就能得到更好的指挥。因此苏联关于长波电台的建议，军事意图极为明显。  既然双方都有需求，苏联人还愿意出钱出力，那为什么中方要谢绝苏联的“好意”呢？ 据海军原通信部部长刘巨扬回忆，当时之所以没能达成协议，是因为苏联提出：电台的使用权也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苏方占70%，我方占30%。 这实际上就等于在中国领土上建了一个苏联电台，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这是不能接受的底线，是原则问题。 因此中方对苏方反复重申我们的立场：欢迎苏联在设计、施工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筑费、设备费和其他一切费用，均由中国一方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中苏之间关于长波电台的交涉，直到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才告一段落。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时，双方就建设超长波电台进行了实质性谈判。 这次谈判，苏联放弃了“共同建设”“共同使用”的主张，修改了他们的协议草案，中方对此表示接受。1958年8月3日，中苏在北京签署了有关超长波电台和收信中心的《八三协定》。 《八三协定》规定： 超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苏联在设计和施工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 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方式解决。 苏联根据协定所提供的设计资料、装备器材和派遣来华专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 苏联需要使用中国超长波电台的问题，由双方另行谈判。 同年11月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关于提供设备器材派遣专家的合同，长波电台的建设正式启动。 但在建设之初，问题就接踵而至。  起初，苏方技术专家建议电台建在东南沿海，因为这样更便于苏军舰艇在太平洋活动时使用。 但海军却考虑： 东南沿海对我们来说是战略前沿，而华北则是战略后方，电台应在后方设立；东南沿海距离北京太远，交通不便。将来在管理、使用、指挥上会遇到不少问题，选址在华北更为妥当；同时，电台也不能离城市太远或者太近，不要占用大量农田。 在中方坚持下，苏联专家也放弃了在沿海建设的意见。 当时，海军司令部通信兵处主任徐明德负责具体选址工作，他认为应该首先考虑河南。 勘察小组和苏联专家在河南跑了好几个地方，终于在新乡选中一处合适的地方。但这里土地肥沃，庄稼绿油油，棉花长势很好。徐明德觉得如果把这么好的土地占了，农民怎么生活？于是他提出再去河北、山西、陕西一带看看。 随后半年多，他们又爬山涉水、顶风冒雨勘察了20多个地方，终于在山西雁北地区找到一块不长庄稼的盐碱滩，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山西大同附近的这个地址平坦开阔也不占耕地，附近只有几十户人家，是个非常理想的台址。 回到北京之后，勘查小组请地质部长何长工再派专家前往复核。经地质专家勘察，这里地下100米内全是沙土，没有石头，地质条件很好，完全符合技术要求。后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国第一个超长波电台就定在了这里。 台址选定之后，还需要了解超长波电台的技术情况。我国为此又组织了一个8人专家代表团，前往莫斯科、高尔基城、列宁格勒、伯力、塞瓦斯托波尔，实地考察了苏联的超长波电台、地下指挥所以及防核武器工程。 其中在伯力参观的那部电台，和我们将要在山西建设的一模一样。  考察临近结束时，双方在莫斯科进行了协商。苏联提出，派70个专家来中国协助中方进行建设。 中国代表团从实际情况考虑，认为有些技术问题我们的专家也能解决。最终和苏联达成协议，他们只派7名专家，来华时间根据工程需要而定，可长可短。 根据协定，中国请苏联专家和使用他们的技术设备都要付钱，因此在苏联考察期间，苏联按一本《工艺手册》给中方报了价格，总计大约30多万元人民币。 1959年9月13日，苏联超长波电台台长伊林中校带领专家组来到中国，和我方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了工程设计办公室；1960年初施工部队进场。 中方组建了超长波台的领导班子：台长唐冰寒、政委常振华、副台长刘巨杨、发信室主任郭永良。 当时虽然国家已经进入困难时期，其他工程都被压缩，但长波电台却是个例外，不但没有压缩还多方调拨资源。 中央广播事业局设备制造厂承担了天线铁塔的加工和建设，国务院建筑工程部设计院承担了土建设计，海军承担技术工艺安装调试和地网设计。 1960年2月，军委批准了土建设计方案，施工开始有条不紊的进行。 超长波电台的工程技术性强，要求高，难度大。为了加快施工速度，军委命令刚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一个师集体转业，组建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公司，承担土建施工任务。 但就在工程热火朝天地进行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半个月后，在山西超长波电台工地上的苏联专家全部奉命回国。 这些苏联专家个人绝大多数都对华很友好，但他们必须服从国内命令，临走前有的专家还偷偷把相关技术资料留给了我们。 撤走专家，我过超长波电台的建设顿时陷入困境。当时工地上各种建设已经全面铺开、人员都已经就位，部队、汽车团已经全部进场。 是继续建设还是停工？成为一个需要立刻解决的问题。  因为涉及大量技术问题，工程是否继续的建议权，被交到徐明德手中。 徐明德从红军时期就一直在做通信工作，知道通信联络在作战和部队建设中的重要性，他更知道，海军需要长波电台。 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已经建成了三个小型长波台，有一定的经验，也有一定的技术条件。 结合以上基本条件，他组织建设委员会反复讨论调研，终于下定决心：我们虽然没有搞过那么大功率的电台，但建过小电台，它们在结构上有相同的地方；我们的电子工业有一定基础，有信心完成苏联人没有完成的设计工作！ 很快，上级批复：工程继续。 苏联虽然撤走了专家，但由于双方签署了贸易合同，中方购买的设备苏联还是在1960年内按时发了货。 只是苏联的态度已经有很大变化，发货显得漫不经心，设备经常出现装箱错误甚至质量问题。 在中方收到的设备中，还有一些大型电子管由于起运时和其他器材混装，没有采取保护措施，等到了中国已经全部报废；还有大量无缝钢管，发货前就是废品。 中方技术人员用超声波对从苏联购入的大型无缝钢管进行探查时发现，一些钢管里竟然有沙眼和夹层，全是废品，数量大约有几百吨。徐明德只能找外贸部长李强同志反映情况。 李强听了非常生气，他让徐明德把不合格的钢管锯下一截给他，然后把苏联驻华商务参赞请来，把废品摆在桌上请参赞当面看。后来这些不合格的产品，苏联都做了退赔。 虽然有部分设备来自苏联，但还有相当多的物资需要我们自己解决。为此周总理亲自召开会议进行了部署，他要求一机部、三机部、四机部、广播事业局、电子工业部，都要大力支持长波电台的建设。 外贸部长李强对徐明德说：“你们没有高强度漆包线，我叫工厂生产。如果生产不出来，我到西德去买，不用你们海军出钱。”  1965年10月，历经七年的艰苦奋战，在技术短缺、设备不足、生活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长波电台终于完成安装。 1965年11月24日下午，大洋深处的一艘中国潜艇上，长波电台的工程技术人员跟随潜艇进行测试。经过不同深度、不同距离的多项实验，通讯信号全部清晰并且稳定。 长波电台，是举全国之力、憋着一口气才啃下来的。但前辈们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随后的几十年中，长波台在我国国防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5年，长波发信台首次正式担负对潜艇的通信保障和试验任务。 1975年、1976年，长波信号伴随我潜艇穿过第一岛链，突破第二岛链，远航大洋。 1976年、1977年，长波电台两次保障向阳红5号进行科学勘察。 1980年，我国进行首次潜艇水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长波电台担负起了海上护航编队的指挥通讯任务。 1984年，我国科学考察船首次远航南极，长波电台沟通了从北京到南极的联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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