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近代湖湘文献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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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刊载于2022年2月的《湘学研究》，作者为岳麓书社社科文史图书事业部主任李郑龙。

摘 要

近年来，随着各种大型文库相继问世，古籍社如何继续开拓文献出版事业，成为摆在出版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湖南由于其在近代历史上的突出影响，产生并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源，如何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资源，考验着新一代出版人。出版社应努力挖掘新材料，对稿本文献如日记、手札等加以整理。并且，应接续《湖湘文库》编纂精神，对湖南地方特色文献如方志、族谱、期刊报纸、文集等做通盘梳理，坚持纸质出版与数字化并进。

关 键 词

近代文献；湖湘文库；湖南出版

湖南近代人才辈出，尤其湘军崛起后，省内教育、文化、经济、交通诸事业蒸蒸日上，各种文献蔚为大观。在《湖湘文库》甲编中，近代文献所占近九成，涵盖文集、日记、报纸、期刊、方志、手札等诸多领域。《湖湘文库》的出版，是对湖湘文献做”结账式”的总结，堪称湖南的《四库全书》。在“后文库时代”，如何继续开发湖湘文献，年轻一代出版人无疑面临巨大考验。然而，压力与机遇并存，《文库》修成并不意味着湖湘文献精华就被一网打尽，事实上，有相当体量的文献由于诸种原因未入选或仅有少部分收录。而且，在《湖湘文库》出版过程中发掘了大量稀见资料，使人耳目大开，对后续文献的出版起到了引领及推动作用。故笔者不揣谫陋，在承续前贤基础上，在此对湖湘近代文献出版、利用与开发做进一步阐述。

一、湘籍文化名人稿本文献整理

近代以来，湖南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群体，他们的思想、学术以及事功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关于湘籍文化名人的研究资料，除了已经出版的有关个人文集外，还有大量的名人日记、手札墨迹等珍稀文献尚待进一步整理、出版，为湘籍人物学术思想研究以及湘学研究领域提供重要文献史料。

（一）名人日记文献

日记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一手文献，因其实时性与真实性，较客观地反映了当事人的有关信息，也是人物研究最直接的史料，是了解书写者在特定阶段真实经历和隐秘心理的最佳材料，可进一步还原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诸多细节。整理出版近代日记，尤其是稀见稿本、抄本日记，对促进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晚清以来，湖南先贤勤于著述，所留下的日记蔚为大观，例如《曾国藩日记》《湘绮楼日记》跻身“晚清四大日记”之列，出版以来备受推崇，而《郭嵩焘日记》《皮锡瑞日记》《曾纪泽日记》等亦对湖南，乃至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产生较大推动作用。

日记类文献是湖湘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的日记文献整理，大多作为人物“全集”的一部分出版。就现存情况来看，日记文献实有独立规划之必要。以湖南图书馆为例，其馆藏日记中，尚未得到整理的有六十余种，体量在百万字以上的至少有五部。此外，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与湖南省博物馆亦有较为丰富之馆藏。这批日记大都是稿本，为通行文献所不载，可与通行文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有的甚至可以校正通行文献的讹误。因日记体裁的特殊性，使其具有其他种类文献所不具备的史料价值。我们可以挑选其中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较高者，组织专人进行整理，力求以新发现的史料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探索中国传统社会在近代的转型以及发展的走向与特征。

例如，《何绍基日记》记事跨度由道光十四年（1834）直至同治十年（1871），时间长达38年，是研究晚清政治、艺术、社会、文化、文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该日记内容跨越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正是清朝内外发生重要变化的关键时期。《何绍基日记》为研究晚清精英文人如何应对时代剧变，提供细致入微的考察材料。在清代书法史上，何绍基是转折性人物，《何绍基日记》记载大量与书法有关材料，呈现晚清书学碑派如何崛起。何绍基在日记中多次指斥包世臣，又反映出碑派内部的分歧。书学之外，《何绍基日记》还揭示何绍基在思想、学术、文学、教育等领域的重要贡献。

可是，要利用好这部日记确非易事。首先，《何绍基日记》仅有不足半数影印出版，一半以上的资料尚待发掘。需要有心人花费时间，将各图书馆、机构所藏日记搜集整理。其二，何绍基所写日记主要为草书，一般研究者很难读懂，这就需要做专业的整理。目前岳麓书社已经联合学界对此日记做了较为充足的搜集整理工作，将手迹整理成简体字，加以句读。而且，该书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我们希望通过这部日记的整理，为湖湘稿本日记的利用积累经验。《何绍基日记》的出版，将为全面研究何绍基提供极为珍贵的材料，有助于深化晚清政治、社会、艺术、文学等领域的研究。

再比如，目前湖南省内体量最大的《余肇康日记》，其整理迫在眉睫。该日记稿本共有一万八千多面，四百余万字，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该日记记述时间从清同治十一年（1872）至民国十九年（1930），前后绵延近60年。这60年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动荡频繁的60年，出自余肇康这位具有一定社会和文化地位人士之手的日记，其文史价值尤为珍贵。

可是，到目前为止，该日记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湖湘文库》仅影印了其中的两册，篇幅不足全稿十分之一。此书稿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虽被定为一级文物，但一直没有进行数字化扫描存档，遑论整理。

有鉴于此，我社正在制定《湖湘稀见日记丛刊》规划。该计划分为两部分：1、对全省所藏稿本日记进行摸底，凡是未经整理出版者尽可能做数字化扫描，条件允许的话可进一步建立数据库。2、遴选其中价值重大者，做标点整理出版。

此外，我省还可以借此机会成立研究组织，召开学术会议，出版相关研究著作。将文献整理、出版、研究三者密切结合，发挥其最大价值。我们相信，随着此套丛书的问世， 将会为“湖湘文化”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为湖湘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与视角，有助于盘活湖湘历史文化遗产，最大限度发挥湖南出版和文化的社会效益，让湖湘文化研究在新时期焕发新的光彩。

（二）名人手札

手札作为日记之外又一直接文献来源，保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信息，其中所记载的事件往往不见于正史或其他公开文献中，有利于我们了解历史细节，梳理历史发展脉络，为研究历史难题提供了新的史料。就文献内容而言，手札作为私人通信，举凡议政论学、亲朋存恤、官场掌故、社会风尚、风土人情、游记观览、寻医问药等等方面，可谓无所不包。作为书写者遗留的真迹，每件手札均无法复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湖湘近代以来人才鼎盛，所保留的名人信札十分丰富，省内公私馆藏数量庞大。据统计，仅湖南省博物馆一家就收藏有二百六十九位名人的手札，其中古代湖南名人十二位，近现代湖南名人一百四十五位，近现代外省籍名人一百一十二位，名人手札的总量近两万页，包含信札、公函、奏稿、日记、诗文等，品类繁多，内涵丰富。另收藏联语、题字墨迹上千幅，涉及本省和外省籍名人达四五百人之多。这批手札内容涉及两次鸦片战争、晚清盐法改革、太平天国运动、湘军征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近代铁路修造、辛亥革命……几乎近代史上所有重大事件都有涵盖，为后人深刻了解晚清云波诡谲的政治局势、洋务运动的艰难曲折、近代铁路建设的筚路蓝缕，都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价值可谓弥足珍贵。

此前，《湖湘文库》中分别收有《湖南图书馆藏近代名人手札》《湖南省博物馆藏近代名人手札》。两书均为选本，仅为总量的十分之一，年代多集中于晚清，且着眼似偏于文学性与鉴赏性。职是之故，汇集公私收藏，全面系统地进行整理，汇辑一部《湖湘近代名人手札汇刊》实属必要之举。该项目初步设想为“影印+整理”，即对原件做高清扫描，尽量保存所有文献信息，然后挑选其中历史文化价值较大者，做彩色印刷，并附以文字整理及相关考释。

二、湖南特色文献整理与利用

《湖湘文库》无疑为研究湖南地方历史以及湖湘人物搭建一个文献平台，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湖湘文库》并非包罗万象，仍然遗漏了不少有关重要的湖湘文献。今后续编《湖湘文库》是湖南学术届、出版界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需要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图书馆通力合作，进一步挖掘、整理、利用湖南特色文献史料。

（一）《湖湘文库》所遗漏的重要人物文献整理

岳麓书社秉承“道承湘学、言纳百家、繁荣学术、积累文化”的宗旨，先后推出了《船山全书》《走向世界丛书》《曾国藩全集》《魏源全集》《左宗棠全集》《郭嵩焘全集》等一大批既具全国性意义又富有地方特色的精品书籍，以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古籍文化特色树立了出版湘军的品牌形象。时至今日，我们要继续发扬先辈精神，不断挖掘在近代历史、文化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湖湘英杰著作。在“十三五”时期，岳麓书社启动了《王闿运全集》《王先谦全集》的整理工作，以此为契机，出版目光可进一步放宽，关注更多被《湖湘文库》遗漏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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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浏阳人欧阳中鹄曾教授谭嗣同、唐才常，充任过很多名人政要的幕僚、担任过众多青年才俊的塾师。谭嗣同称其学问“实能出风入雅，振前贤未坠之绪”，堪称湖南维新运动的思想导师。欧阳中鹄积极致力于维新活动，不仅发表“变法之论”，更是与同仁集资在浏阳开办算学社。可惜的是，欧阳中鹄去世后，著作散佚严重，故其影响长期受人忽视，编纂《湖湘文库》时也未能收录。目前，经过学者多年搜集，已经发现数十万字的资料，能较为清晰地揭示欧阳中鹄在戊戌变法前后的思想观点，以及对新学普及所做的努力。其文集的整理出版，对晚清史研究无疑有较大推动作用。

同样是浏阳人的刘人熙，在民国初年担任湖南教育总会会长，创办船山学社，后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在政治和文化上大力推动湖南近代化转型。如此重要的一位湖湘先贤，由于诸多原因，其著作整理长期未得到妥善整理。据统计，刘人熙遗著有《蔚庐文稿》《蔚庐文集》《蔚庐诗集》《春秋公羊内传》《刘人熙日记》等，体量逾二百万字，此外还有校印、注释王船山遗著九种。此前《湖湘文库》收录的《刘人熙集》仅有二十余万字，体量仅为原著十分之一，亟待进一步整理。

此外，藏书家徐崇立也未受足够关注。徐崇立为湖南湘乡人，长期居于长沙，曾任内阁中书，工诗文，善书法，终年著述不辍，著作有《郗园文集》《盍簪馆文稿》《郗翁乙丙之间手稿》《郗庐丛笔》《郗园日记》《郗园印册》《郗园藏印》《兔园獭祭》《徐兼翁手写毛诗章句》《求经书院经课卷》《龙象山徐氏四科试卷》等，体量达数百万字。徐崇立极喜收藏古书碑帖书画，在祖叔辈藏书的基础上，经数十年的苦心征集，共得古籍碑帖10万余卷（件），并进行校勘、批注、题跋，成为湖南近代著名书画碑帖收藏家。徐崇立1951年卒于长沙，其遗嘱将藏书和碑帖字画，以及自著稿钞本等，悉数捐赠给湖南图书馆。现在部分稿本及善本，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目前，岳麓书社联合省内多家单位，已着手编湖南先贤著作出版规划。这些著作大多为稿本文献，体量庞大。每种文献，都需要由专家牵头，成立整理委员会，集中人力进行整理。此外，还要将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借此培养新一代湖湘文化研究者。图书出版后，可以成立相关研究会，以及相关刊物，推动湖湘文化深化研究。

（二）方志和家谱

“方志”乃一方古今总览，包罗万象，举凡一地历史沿革、山川形胜、行政建置、人物传记、武备兵防、经济物产、风俗民情等等无所不载，是了解当地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文献。湖南从古代至民国，保存的各种方志约400种，其中70%成书于清代，而道光之后的数量又占据其中大半。此前，《湖湘文库》收录影印方志24种，未标点排印，可以遴选其中史料价值较高者标点排印，以方便读者使用。目前，湖南地方志编纂院正在建设“数字方志馆”，收录湖南府（州、厅）方志19种，湖南县志81种。数字化应该是方志保存与利用的大趋势。

家谱和方志同属于地方文献范畴，与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谱记载了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对于特定地域的历史、民俗、人口、文化和经济状况研究，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堪称“史学瑰宝”。湖南地处中南，是南北、东西交通必经之地，历代人口大迁徙都与湖南有重要关联，所以湖南家谱数量异常丰富。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统计，全国440余家图书馆、文化馆、文管会、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室）、文物商店收藏的湖南家谱有1511种，占收录总数14719种的10.3%；而当时未曾完全列入收录范围的上海图书馆所收藏湖南家谱达2255种，占该馆收藏总数11700种的19.3%；湖南图书馆馆藏湖南家谱1500多种，三者加起来有5000多种。其中近代修订或重修的家谱，保守估计在3000种以上。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经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人口迁徙，进入清朝后，湖南家谱数量暴增，内容也不断丰富。完整的家谱一般包含谱序、谱例、谱论和目录、恩荣录、传记、家规家训、礼仪典制、墓葬图及墓志、世系图表等。近代以来，湖南豪杰辈出，涌现出诸多名门望族，掀起了又一轮修订家谱的热潮：如湘乡曾氏家族、湘阴郭氏家族、韶山毛氏家族、桃源宋氏家族、道州何氏家族、石门林氏家族、衡山罗氏家族等等。大量名人家谱，对研究近代历史无疑有重要参考价值。

家谱文献由于体量庞大，一方面可以择其重要者编订丛书影印出版；另一方面，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利用GIS等相关技术，建立“湖南家谱数据库”，以便更好地保存与利用。目前，湖南省图书馆已经建立“家谱文献研究中心”，可以此为依托，进一步扩大家谱研究队伍，开展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

（三）期刊报纸汇编出版

近代湖南作为维新重镇，得风气之先，在1897年创办的《湘学新报》乃全省新闻事业之发端，而后设立的《湘报》则是全省日报之祖。在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湖南甚至一度成为全国的舆论重镇。《湘报》《湘江评论》《力报》《大刚报》《中央日报》等，在当时都有广泛影响。据统计，1935年湖南全省共有报刊116种，通讯社61家。1949年之前，湖南有报社128家，杂志社40家，通讯社41家。晚清民国时期，湖南先后出版报纸700多种，期刊约1300种，而报业整体规模居全国第六。据湖南省图书馆统计，目前该馆收录近代湖南出版报纸为265种，期刊上千种。《湖湘文库》共收《湘学报》《船山学报》等期刊8种，《湘报》《湖南大公报》《力报》等报纸10种，大量珍贵报刊未引起足够重视，近代报刊出版仍大有可为。

目前，湖南旧有报刊面临最大问题是难以保存。由于民国时期报刊大多采用酸性化学纸张，酸性高，耐久性差，如不及时抢救，很多珍贵文献很可能有消亡的危险。因而，报刊数字化保存迫在眉睫，希望有关部门能高度重视，使历史文献得以保留传承。报刊文献数据库建设势在必行。由于报刊文献体量庞大，数据库制作成本较高，一方面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扶持；另一方面，可以考虑与专业公司合作，以资源入股，对现有数据库进行扩容，既高效又节约成本。

湖南作为近代文献大省，拥有丰富的出版资源，如何保护和利用好这笔资源是我们出版人努力的方向。湖湘近代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需要群策群力，相关部门要拿出“顶层设计”，使馆藏机构、研究机构、出版机构紧密配合，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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