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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东篱 张宏杰笔下的大明王朝“七张面孔”，分别是：朱元璋、朱棣、海瑞、魏忠贤、张献忠、吴三桂、郑成功。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这七个人的形象基本上已经定型，甚至在一些经典影视剧的影响之下，连他们的“面孔”都已无比清晰。越是大家都熟悉的人，越是不容易写好——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没人感兴趣；大家还不知道的东西，你得有说服力。并且，好多评说历史人物的文字往往容易掉入一个漩涡：喜之则过度粉饰其功绩，恶之则过分夸大其阴暗。柴静说，这本书“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何止是朱元璋，书中的七个人物，乃至整个社会，都让张宏杰“剥皮见骨”了。朱元璋是全书占篇幅最多的一个人物。张宏杰不仅详细分析了元末社会动荡、三年流浪、多年战争的经历给朱元璋带来的机遇，也总结了朱元璋身上的一些重要品质，如重视军纪打造仁义之师的品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聚集了人才、谨慎持重的个性等等。然而，张宏杰给出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结论：“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尽管，“农民思维方式”这个说法多多少少让人觉得有点歧视的味道（尤其是像我这样农村里土生土长的人看来），但认真读完他对朱元璋治国种种举措进行的详尽分析之后，又不得不承认，他说得确实很有道理。比如朱元璋极力想打造的，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以至于大规模强制性搬迁、任意剥夺富人的私人财产、给自己的官员们最低的薪水。比如朱元璋为了把整个社会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建立起了最周密的户口制度、土地登记制度、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从事固定的职业，甚至对自己的子孙后代，都详尽列出了《皇明祖训》。比如朱元璋为了防止自己的王朝被推翻，开启了“思维格式化”手段：为天下每个阶层的人都制定了详尽的生活准则，细到穿什么和住多大面积的房子都有明确规定，甚至连妇女的发型都有严格要求；为了控制思想，他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诰》学习教育活动。然而，正如张宏杰所分析，任凭朱元璋如何竭尽心力，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表面看去让风云变色天地一新，“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大明王朝乃至后来的很多时光，终在他这样的驾驭方式之下走向了末路。对其他几个人物的分析，张宏杰都有着精辟深刻、令人深思的见解。剥开每一张面孔，不仅仅能见到那个人自己之“骨”，更能见到那个时代之“骨”，甚至能揣测整个民族之“骨”。通过写张献忠，对“农民起义”的分析就很令人毛骨悚然。记得儿时的课本里，每逢讲到“农民起义”，总是不吝那些赞美的词汇，似乎因为有了他们，中国历史就在不断跳跃式前进一样。“与其说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的两翼，是同一文化源头生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系，继继绳绳。” “农民起义”对历史的重要意义，居然只是大量的杀戮之后，减轻了土地上的人口压力而已！除此之外，只会给文明带来“毁灭和劣化”，促使“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
看看张献忠在四川期间的种种残忍行径，与后来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又有何区别呢？“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是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的进一步退化”。 事实很残酷，对事实的刻意扭曲和美化不是更加残酷吗？
作为普通百姓，我们一向都期待如包青天、海刚峰一样的人物出现，甚至希望能多一些、更多一些。他认为，海瑞这样的人，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天真得烂漫，天真得透明，天真得让人无法不感动”，但，却没法成功。像海瑞这样的知识分子，“做起事来，总是那么唯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脆败。王安石如此，海瑞如此，康有为如此”。海瑞们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因为在官场上，“像他这样不明白游戏规则的人，只会被高明的玩家当作一枚冲锋陷阵的特殊棋子，发挥完作用之后，被抛弃是必然的命运。清官注定不能进入政治主流，无法引导政治航向”。但统治者们却又总是不遗余力地精神褒奖着海瑞们，故意制造出一种似乎很需要他们存在的感觉来，万历皇帝一语道破了天机——像海瑞这样的人，不能用来“当局任事”，但拿来装点朝廷的门面却是不错的。张宏杰生生地把这张皮给揭开了，露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来：“精神可用来写到书上，记入史册，激励人心，却不可施用于实际”。独辟蹊径的见解，细致入微的分析，冷静客观的立场，再加上作者极具亲和力的文笔，使得这本书具有极强的可读性，难怪丁东在序言里说“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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