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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日报》2022年09月10日 B01版
□苏报记者 姜 锋 实习生 崔 宇 江南，有杏花春雨，也有款款柔情。从星河灿烂的文化名人，到穿越风雨的文化景观，再到和合共生的文化气象，几千载似水年华沉淀下的文化，造就一个风华绝代的大美江南。而在层出不穷的叙说中如何讲述一个“新江南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的新著《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给出了一个回答。 行走在东山，赵世瑜从随处可见的猛将堂，关注到江南“水上人”与“水上人”的上岸，由此展开来，探寻了关于江南的一段被隐没的历史。在他看来，刘猛将在社会变迁中，从“水上人”的神逐渐变为一个定居聚落的社神或者农业神，与之相对应的，是江南地区泽国变良田、“水上人”岸居后逐渐变为定居农民的历史进程。 东山是江南“最后的水乡” 苏州日报：您对太湖东山的研究提到了湖区商人、“水上人”，还涉及整个江南史。您是何时注意到东山，并产生了为它写一本书的想法呢？ 赵世瑜：2018年，我第一次来到东山，像大家一样，首先会去各大著名的旅游景点游玩。我们与所有参观的游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学术背景，观察的重点会有所不同。 当我走进乡村，与当地百姓零距离接触时，发现猛将堂比比皆是，这也证明了刘猛将在东山的重要性。但这并没有让我立刻产生研究东山的想法，我只是觉得，作为碧螺春茶、白沙枇杷和太湖大闸蟹的原产地，东山不仅有很多的美景、美食、古迹，而且游客很少，十分静谧。与已经城市化的江南地区，以及游人如织的周庄、商业化的乌镇相比，东山更有古籍中描写的江南氛围，更符合我对明清江南的想象。 随着进一步走近猛将堂，我发现它与全国很多古老的庙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的石碑资料、文字资料很少。尤其是当我了解到东山春节期间有个“抬猛将”的仪式，经过调查研究很可能是“水上人”上岸后传承下来的传统。因此，2019年2月春节期间，我第二次来到东山，来看“抬猛将”的仪式，想认真了解猛将堂与东山。 在一系列的体验中，越是深入思考，疑问就会越多，研究的挑战性也越大，对于学者来说也越具有刺激性。所以，我先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人，尝试在其中找到答案，为大家的学术研究提供一些新路径。 苏州日报：您的新书名为《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其中，“还乡”二字该如何理解？“新江南史”又“新”在哪些方面？ 赵世瑜：将这本小书定名为《猛将还乡》，主要有这样几个意思。第一，太湖乡村地区“抬猛将”的仪式活动因为某些原因中断了数十年，于近20年才渐次恢复，再度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可以让我抓住这样的机会进行观察分析，进而得出新的解释。 第二，刘猛将的信仰本产生于乡土社会，但在历史上便被列入了朝廷祀典，从乡野上升到庙堂。时过境迁，猛将信仰从国家祭典的神坛上复归乡土，但清廷赐予的“驱蝗神”的身份和列入“非遗”名录的结果能够赋予这一民间传统合法性。因此，“猛将还乡”会使我们对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和博弈的连续性和新变化加以省思。 第三，这个书名是受到了娜塔莉·戴维斯的名著《马丁·盖尔归来》的影响。书中一位真名叫阿诺·迪蒂尔的农民自称马丁·盖尔，返乡引起了一系列风波。而刘猛将的身份不明，但他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不可或缺，这也是他几经禁毁，又不断回归的原因。在关系周围人群的生活意义的层面上，刘猛将和马丁·盖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第四，就是我希望能够让曾经的历史主角重回人们的视野，让本土的文化传统回到家乡。关于江南的历史很多，在农业开发、市镇兴起以及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等诸多领域有了丰富的认识。这部作品聚焦“水上人”上岸成为定居人群的过程，这是此前未曾有过的挖掘角度。虽然不一定成熟，但我在这部作品中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方向和新的研究路径。 “新江南史”之所以“新”，主要是指在传统的农业开发史脉络的同时，梳理出一条由“水上人”上岸引发的历史脉络，并由此重新解释江南的宗族、商业、市镇的发生机制，以及水上流动造就的、以埠头为节点的市场网络。 苏州日报：您说东山属于“最后的水乡”，我想应该不是仅仅从自然环境这个角度出发的，您有什么深意吗？ 赵世瑜：自然环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在书中写到，江南很多地方，比如常熟、上海的青浦等，在不太久的历史上都曾有很大的水面，陆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到现在都连成了一片。东山慢慢从一个岛变成了半岛，三个大圩都是20世纪中叶后出现的。水面消失后，大批“水上人”上岸谋生，传统意义上的“水乡”当然就不存在了。王安忆最近写的中篇小说《五湖四海》也描述了这个变化过程，只不过是比较当代的过程。 就在我写《猛将还乡》的过程中，长江流域开始10年禁捕，渔民上岸的过程会进一步加剧。虽然不知道10年后情况会变成什么样，但可以确定对“水上人”的历史、生产技术和生活情况会越来越所知甚少，有可能这部分对于江南地区乃至长江流域各支流都非常重要的历史会永远消失。 猛将堂曾经是“水上人”的庙 苏州日报：您在书中剥开刘猛将作为驱蝗神的这个“近代”的身份，发现原来他是“水上人”的信仰，由此关注江南“水上人”和“水上人”的上岸，把信仰和江南的农业开发、商业发展、族群、宗族都联系在一起，讲了一个整体的江南史。而在江南民间流传的刘猛将的故事版本有很多，您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 赵世瑜：刘猛将本来在民间信仰中只是个淹死的小孩子，但到明代就被改造成南宋的武将，到清代中叶又变成了一位灭蝗神。对于研究者来说，并不关心他们曾经是哪个时代的真实人物，而是关心他们在哪个时代被塑造成神。概括说来，任何时代的人物都有可能被塑造成神，造神一直是连续不断的现象，譬如本书讨论的刘猛将，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在历史上有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原型，也无法断定哪一个才是，我们只是关心他大概是何时、在哪里被当做神灵来崇拜的，由此才能去猜测何时、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民众这样去做。 我以为，就江南地区的刘猛将信仰来说，刘猛将从一个“水上人”的神逐渐变为一个定居聚落的社神或者农业神的过程，是与“水上人”岸居后逐渐变为定居农民的过程一致的，说明“水上人”登岸之后，要以岸上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模式为模板。渔民一开始可能有自己的庙，与原来的定居社会的庙分庭抗礼，但慢慢地这些庙就变了，变成了定居社会的庙。猛将堂就是个典型，今天我们看到的猛将堂大多都是定居社会的庙了，也就是岸上人的庙，但还是留下了历史的痕迹，就是它曾经是“水上人”的庙的历史。 必须说明的是，《猛将还乡》不是一部研究民间信仰或宗教研究的著作，而是关于江南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洞庭东山乃至江南的猛将信仰只是我讨论江南史的一个“楔子”，或者说是个切入点。当然，这个“楔子”或者切入点也不是随便选择的，是经过深入考察和深思熟虑的。 在《猛将还乡》中，我讲到对于一个初来东山的人，只要深入大街小巷或者乡村，就会发现猛将堂比比皆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没有第二个目光所及的历史遗留物可以与它相比，说明这是东山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景观。而当我的研究开始之后，我发现猛将堂并不只是存在于东山。我的目光从东山向外延伸，从苏州东部或者太湖东岸地区一直向上海的方向扩展，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刘猛将的崇拜。尽管许多地方由于城市化的扩展——在此之前是农业化或水乡成陆——现存的猛将堂没有东山这么多了，但钩稽文献，在历史时期还是普遍存在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从东山讨论到江南，于是东山也就成为一个“楔子”或者切入点。 苏州日报：您曾谈到离散社会和整合社会的概念，江南水乡成陆的社会变迁是否就是一个从离散社会到整合社会的过程？ 赵世瑜：在书中，我将江南水乡成陆的社会变迁概括为从离散社会到整合社会的过程，我也说到，在某种意义上，这与传统史学研究经常提及的“从分裂到统一”问题并无二致。只不过，以往讨论从分裂到统一，主要说的是政治大一统，甚至是在政治版图控制的层面上，较少讨论其中的社会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过去说的政治大一统，往往是从国家自上而下采取的各种举措来看的，包括战争、郡县制、削藩，以及边疆治理等等，但如果没有社会内部的动力，这些举措有可能成功吗？不过在说到后者的时候，往往是一句民心所向或大势所趋就带过了。 说“水上人”的社会是一种“离散社会”，是说他们的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船居浮荡”，不像岸上人那样定居在一块土地上，逐渐形成聚落，而分散的聚落又逐渐形成以城镇为中心的城乡统一体。在某种程度上，草原上的游牧民和山区的散村也有一点类似，但离散的程度有较大的不同。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水域消失，大量“水上人”上岸成为定居的农民，以前的离散状态就逐渐消失了，他们也建立了聚落，有了自己的村庙（比如猛将堂）、固定的坟地，甚至也建立了宗族，形成一个个不同的社会组织，成为陆地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江南提供的幸福感是闲适 苏州日报：您觉得江南的空间地理的最大特点是什么？这种特点对江南历史的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赵世瑜：说老实话，我到现在对江南还所知甚少，甚至也不敢说对东山的历史都弄清楚了，或者说的都是对的。现在东山的镇域，包括三山和佘山两个岛，不到100平方公里，我只能说略有了解，所以说到更大空间的历史，大多数都是假说或者猜想。要说江南地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真是很难，不过以前人们概括说，“江浙财赋地，江南人文薮”，应该是很凝练，也很符合事实的。为什么说“江浙财赋地”，也即这一地区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地？水乡地区的农业开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一地区的商业发展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这两个领域，“水上人”都是主角。而人文荟萃当然是经济繁荣的结果。 我在书中强调了水乡社会的流动性和拓展性，即便水域逐渐减少，但水网始终存在，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码头就成为这个庞大的、无限延伸的网络的节点，因此江南具备一个“开放社会”的条件。但是，在这个区域的开发早期，环境也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美好，将湖沼、草洲开垦成田，比在北方平原上耕种更困难，所以《史记》中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但到唐宋时期，这种看法开始减少了。 江南人对土地的态度是否与北方人不太一样呢？笼统地说，中国在传统上是个农业国，农民对于土地的感情应该都是一样的，水乡成陆的过程本身就说明人们对土地的渴求。但在水乡泽国，人们也会发展出一些农业耕作以外的生存方式，就像《汉书》里说的，“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进而从事商业、水上运输业，洞庭商人的出现就是个例子。 本书没有下结论说，在江南，水比土地更重要；平原地区的农业需要灌溉，草原上放牧也必须依赖水草，水对他们来说也至关重要，只是对于水乡地区来说，水是他们时时需要面对的自然环境，这一点是与山区、平原、草原截然不同的。 我在《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一书中，提到了结构过程、礼仪标识和逆推顺述三个概念，具体的解释可以参看该书，而《猛将还乡》可以说是践行这三个概念的一次尝试。东山的猛将堂就是一种“礼仪标识”，我通过对当下生活中的猛将堂的观察，试图回溯江南“水上人”上岸的经历，进而勾勒宋元以来江南社会的结构过程。当然，本书只是将江南作为一块试验田，展示的是一次方法论尝试。在所涉及的江南历史过程中，仍存在许多谬误和工作没有做到之处，期待读者们的批评。 苏州日报：“'水上人’是如何上岸的”，这是《猛将还乡》中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普遍地看，“水上人”会因为什么样的动机、以什么样的方式上岸？ 赵世瑜：我在《猛将还乡》中谈到，这既有内在动力，也有外在的拉力。其实重要的是，“水上人”上岸是不是他们期待的最终归宿？如果从结果来看，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因为船居浮荡的“水上人”越来越少了，即使是现在的渔民，也大多已经岸居。 “水上人”是如何上岸的？我相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方，其上岸过程与方式都会有所不同，当然越早的时期，其具体的情况就越不清楚。我在书中提到，国家将“水上人”编入户籍，是外在拉力的重要表现，因为如果“水上人”始终是四处游荡的，国家把他们编入户籍就失去了意义。当然开始可能是把他们列入渔户或者船户，而非完全定居的民户，主要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收取不多的渔课，除了加强管控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他们承役，比如承担水上运输什么的，或者是兵役。 当然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水上人”上岸主要是因为农业开发，土地越来越多，水域就会越来越小，他们的生计和生活方式当然也会随之改变。这里既有国家的外在拉力，也有他们自身的选择。就前者而言，出于财政需要，国家需要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后者而言，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谋生方式，甚至可以因为成为民户而改变社会身份。即便是土地资源稀缺的沿海地区，“水上人”可以获得商人的身份和地位，但最终他们还是需要一个落脚点，即商业网络中的节点，码头城镇或者港口城市就是这样的地方，这就是《猛将还乡》的终篇所说的观点。 苏州日报：您觉得苏州应该怎样更好地传承发扬江南文化、打响江南文化品牌？ 赵世瑜：苏州作为历史上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其众多文化品牌几百年前就打响了。虽然时过境迁，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已经跑到上海去了，更不是明清时期科举“三鼎甲”以江南为最多的时代，但这个文化底蕴仍然是全国多数地区比不了的。费孝通先生讲的“离土不离乡”，早在明代中叶以后的江南就开始了，前些年全国很多地方靠“炒地皮”支撑财政，江南就没那么严重，说明这里有强烈的文化自信。 但在文化发展上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许多江南古镇的打造非常商业化、同质化，说明规划设计与当地政府主导都不太“江南”了，过于追求某种指标，忘记了江南文化的本质，看到那样的地方文人是不会想写诗的。我们现在都非常重视人民的幸福感，江南给我们提供的幸福感应该是闲适，不应该是迅跑疾飞、灯红酒绿，那样的地方要去上海找。所以我们要问打响江南文化品牌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人们纷至沓来吗？我以前说过，小桥流水本来不是江南的意境，以前江南是烟波浩渺，到明代以后圩田把水面变成窄窄的水道，才有了小桥流水。如果继续那种纷至沓来的追求，小桥流水的意境可能也会消失了。那么，江南文化不就泯然于众人了么？ 人物介绍 赵世瑜，195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任第六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第十届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第九届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第六届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社会史、民俗学、历史人类学，近年出版有《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说不尽的大槐树》《眼随心动——历史研究的大处与小处》《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一种实践的历史学》等著作。 记者手记 探寻“新江南” 首次见到赵世瑜老师，是在今年8月底于苏州第二图书馆举办的“苏图首发启动仪式暨《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分享会”上。他和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在水一方——行走中的历史学”为主题，带领读者领略了一个不一样的江南。 刘猛将的传说或者说信仰由来已久，猛将庙在乡村中随处可见，与此相伴的是几种不同的刘猛将故事。这些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故事中，刘猛将生前是名将，死后保佑当地的农业，是驱除蝗灾的神灵。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是陪伴宋高宗南渡的重要武将刘锜之弟刘锐；还有一种说法则是元末将领刘承忠；又有说法认为是宋代官员刘宰。而在另一些故事中，刘猛将则是当地贫苦出身的少年，因家庭变故溺水而死，成为保佑水上船只的神灵。 对于这些故事，我多年前就曾听说，对其中大相径庭的内容很感奇怪，曾和同事讨论过多次，并借跑非遗条线的机会，请教过数位苏州非遗、民俗方面的专家，但一直没能得到一个结果。而在此次分享会上，听赵世瑜老师从刘猛将的信仰变迁说起，跟随他以“水上人”到“岸上人”这一独特视角观察江南水乡成陆的社会变迁，感觉豁然开朗。 赵世瑜推测，刘猛将起初就是刚上岸的“水上人”的社神。“水上人”上岸的过程，可能是筑垦圩田转变为农业聚落，也可能是商业成功后置产定居。这种从离散社会到整合社会的历史过程，很可能在南宋以来的环太湖地区不断发生。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水上人”的刘猛将信仰，也就可能转变为保佑农业的神灵。这就意味着，对刘猛将信仰内涵的“逆推顺述”，有可能重建江南地区南宋以来“泽国变良田”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结构演变。 苏州是鱼米之乡，远在宋朝，就以商业繁荣、文教兴盛闻名，被称为“东南第一雄州”“人间天堂”，并为明清时代的繁华奠定了基础。而在明清时号称“钻天洞庭遍地徽”的洞庭商人很可能就是从长期存在的“水上人”社会中孕育而出，并成为推动近代商贸金融集聚于上海的一股力量。进而言之，江南水乡，本就是由水路、码头联系起来的、网状的开放世界。这样的历史底蕴经由东山商人，成为江南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猛将还乡》的故事从太湖中小小的东山岛缘起，其历史的出口则在于江南地区乃至中国社会本身蕴含的走向开放世界的内在动力。 （姜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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