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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回 单刀赴会 北疆的陶峙岳与南疆的赵锡光遥相互应，新疆的和平起义貌似水到渠成，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突然出了两个大事件。一个是北疆的“迪化兵变”，一个是南疆的“莎车兵变”。
1949年9月19日，胡宗南发来急电，令主战派的叶成协同马呈祥率全疆部队迅速开到甘肃河西走廊候命，并且在电报中言明“若陶（峙岳）不走或阻止撤出，可采取断然处置”。叶成立即找来主战派首领马呈祥、罗恕人、刘汉东等人开了个秘密会议研究对策。 叶成道：“胡长官的命令我们必须马上遵照执行，但要把新疆的所有部队都东调作战，还得说服陶总司令。”罗恕人阴阳怪气地道：“陶总司令已经被投降派包围了，你看那陶晋初、刘孟纯、屈武、刘泽荣一伙，都快把司令部门槛踏破了！”
迪化市警察局长、新疆军统头目刘汉东道：“据我所知，伊利已经派人（指中共联络员邓力群）秘密潜入迪化，如果再不采取行动，他们就要兴风作浪了！”马呈祥怒道：“还由得着他们胡来！我们先来个'清君侧’，免得陶总受他们蛊惑胁迫！”
“好！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动手！”罗恕人率先赞成马呈祥的提议。随后刘汉东、叶成也一致同意马逞祥的想法。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次日晚2点行动，由罗恕人的城防部队拘捕陶晋初、刘孟纯、屈武等主和派，马呈祥的整编骑一师给予协助，挟持陶峙岳随部队转移到南疆。突如其来的一场危机笼罩着迪化城！而作为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与主和派的骨干成员却毫不知情。20日晚，叶、马、罗在老满城的整编骑一师师部统一指挥，马呈祥与罗恕人两部人马已集结到位，一场意在血洗迪化城、将“妄图投共者”一网打尽兵变计划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就是北疆的“迪化兵变”。不过，这次兵变计划有惊无险。就在计划将要付诸行动前两个小时，平素与陶峙岳交往甚笃的叶成突然提出应该将行动计划告知总司令，不然有“以下犯上密谋造反之嫌”，会弄得事后彼此不好见面。马呈祥与罗恕人限叶成一小时内务必返回。叶成亲自登门陶公馆，向陶峙岳禀报拘捕计划。陶峙岳听后，当场打电话邀请马、罗二人一起前来家中恳谈，晓以利害循循善诱，结果谈到了拂晓，由此拖过了行动时间。次日，陶峙岳又独闯老满城，经过大半天苦口婆心的劝导，最终说服叶、马、罗，让他们放弃了武力“清君侧”的计划。
另一场兵变事件发生在赵锡光、王根僧所辖的南疆整编42师内部。整编骑四旅旅长兼莎（车）和（田）警备司令唐井然，利用职权疯狂敛财中饱私囊，还肆无忌惮地克扣军饷，使得属下部队兵无粮饷被服，马无草料鞍具。导致官兵极度不满，骑七团上校团副洪亚东以野外演习为名，把部队拉出来，一举攻取了莎车外围8个炮台，率部围攻唐井然旅部索要军饷，唐井然不甘拱手就缚，遂派出旅部所属9个连进行反扑，双方发生火并。此次事件称之为“莎车兵变”。1949年9月20日，南疆司令部内，赵锡光正与王根僧在商议军务，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交谈：“报告司令，莎车急电！”赵锡光接过电报一看，顿时脸色大变，只见电文上写着：“七团叛变，势危急！” 王根僧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也颇感意外，他冷静沉着地道：“目前莎车情况不明，务必立即前往调停，避免事态扩大。另外，还需禀报陶总司令知晓。”
赵锡光立即发报迪化，得到陶峙岳“迅即平息，全权处理”的回复后，遂连夜召集马平林、韩际隆、吕公威等喀什主要将领到师部开会。在会前，王根僧便已经与赵锡光开始商议行动计划，并对南疆部队进行了周密安排。会上，赵锡光明确指出：“莎车变乱事出意料，宜迅速解决，严防星火蔓延，一旦波及少数民族，将会形成新的三区革命。”
王根僧将初拟的行动计划拿出来与众将领研究讨论，最后统一了各部意见，作了如下部署：
着骑九旅副旅长徐鼎威为喀什以南所有驻军的指挥官，由42师独立步兵团作为先锋（副团长岳奉恩带领），星夜开赴莎车，实行武装调停。令骑九旅旅长兼喀什警备司令马平林对喀什实施戒严，并派兵把守主要街道及交通关卡，无事官兵一律不得擅自外出，还增加人员对喀什各交通要道进行昼夜巡逻。
派与洪亚东素有交往的驻英吉沙骑十八团的副团长韩宝益前往莎车，面见洪亚东争取与唐井然议和，同时代表赵锡光、王根僧抚慰百姓，安定人心。
由骑四旅作团扼守叶城河大桥，叶城边卡大队接替叶城防务，防止兵变向西蔓延，以配合调停部队在莎车的军事行动。为避免兵变队伍窜入地方滋意妄为，调整编42师直属工兵营、通讯营迅速进驻英吉沙县南连夜抢修工事，担任外围警戒。命精锐的整编42师独立骑兵团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出击，以切断洪、唐双方的退路。
洪亚东获悉赵锡光、王根僧派兵莎车的消息，立即电告赵锡光：“唐旅长屡扣军饷，中饱私囊，官兵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职集兵围唐，绝无背叛军人武德之意，仅促其吐赃为目的。吾虽反唐，但坚决拥赵。”经过武力调停及韩宝益的劝说，洪亚东答应了停火，但提出要面见赵锡光的请求，称只要补发属下官兵军饷，自己愿接受军法处置。听到消息后，赵锡光立即和王根僧赶赴莎车。在莎车城郊，赵王二人非但没有训斥洪亚东，反而是立即答应了洪亚东的要求，让师部军需部迅速补发了所欠官兵的粮饷，安抚举事官兵。赵锡光责成洪亚东立即退兵，并约束部下可能发生的违纪行为。洪亚东表示坚决执行命令，但提出一个请求，他说：“职请副总座在百忙中亲临防地督察，并对部队训话。”赵锡光欣然应允，由此没有政治目的的洪亚东这边算是摆平了。可唐井然那边就没那么好办了。赵锡光安排中校副官汪芬去莎车城见骑四旅旅长唐井然，传达停火命令。唐井然却是拒开城门，经过一番劝说，唐井然的副官才在城墙上说：“为双方的'安全’起见，决定用竹筐将您吊进城去。” 汪芬只好坐着竹筐进了莎车城，可唐井然却说：“洪亚东叛党叛国，如不军法从事，上行下效，必然酿成大祸！不处理洪亚东，我决不罢休！” 汪芬力劝唐井然打开城门迎接赵锡光，唐井然却道：“你回去吧，他们投降共产党，已不是我长官！我不想见他们！”
碰了一鼻子灰的汪芬回去复命，并将实情详告赵锡光与王根僧。如果唐井然部因洪亚东事件而叛变，其它部队不愿起义者效仿，整个南疆起义计划必将破产，后果不堪设想，情势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唐井然突然唱起了高调，使得调停兵变一事顿时变得棘手起来。见此情景，王根僧主动请缨道：“还是让我去会会唐井然吧！”赵锡光深知刚愎自用的唐井然秉性，若是一般人去他是不会理睬的，唯有自己或王根僧出马，才能镇得住他的风头。只是性格暴躁的唐井然会不会不顾后果反将王根僧当作人质扣留起来呢？这个谁也说不准。反正眼下这种情形去莎车城，绝对是极其危险的事情。经过再三考虑，最后赵锡光勉强同意了王根僧前往莎车城。临行前，赵锡光将王根僧送出很远，再三嘱咐道：“仁兄此去吉凶难料，唯请珍重！家中之事你就不必操心了，我都会照顾好的！”王根僧却若无其事地笑道：“重华不必担心，以前冲锋陷阵从死人堆里都闯过来了，难不成还怕见一个活人？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王根僧作别赵锡光，只身带着警卫员陈潘生来到了莎车城下。
听说副师长王根僧亲临城下，唐井然只好命人打开城门。入得城来，只见唐井然旅部戒备森严，一派萧杀之气，部队整装待发准备大战，城中百姓诚惶诚恐，人人自危。王根僧到后，唐井然先是避而不见，只是安排手下幕僚接待。王根僧便对其副官道：“请告诉你们旅长，不要说我是他的上级长官，即便是他的黄埔校友、军中同僚，甚至是大他11岁的长者，也不至于不能谋面吧？何况我只身前来并无恶意，哪怕意见相左，谈谈各自看法也未尝不可呀！”虽然说王根僧是广州黄埔军校第三期中队长，唐井然是长沙黄埔军校毕业生，但同为黄埔军校出来的将官，总是有一种无形的黄埔情结在里头。其实早在1937年，王根僧与唐井然就有交往，那时王根僧在杨虎城17路军中任177师副师长，而唐则在宋希濂为主任的西安军警宪联合办事处任职，负责接洽对杨虎城旧部的编遣，因工作关系二人常有接触并保持良好关系。再加上平日里彼此互为敬重，王根僧又是唐的副师长，碍于情面，唐井然不得不出来相见。
这一见面，王根僧便对唐井然晓以大义，耐心劝导，二人推心置腹恳谈了三昼夜，终于说动了唐井然与其同回喀什。当南疆司令部接到王根僧返回的报告后，三天三夜没合眼的赵锡光才松了一口气，心中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唐井然到了喀什后，宣告莎车危机解除，赵锡光呈报总司令陶峙岳同意后，决定指派骑九旅旅长马平林进驻莎车协助改组人事，选派赞同起义的骑九旅副旅长杨廷英接任唐井然之职。唐井然虽被撤职查办，但后来他也参加了“九二五起义”。解放后，唐井然被送入新疆军区军政干校学习，1950年底调任解放军一兵团二军五师副参谋长，只是在1951年4月被喀什军法处以“反革命罪”判处了死刑。莎车专员公署为庆祝兵变平息，还发放了“劳军慰问金，官十元十五元不等，兵两元，官兵拜领称谢”。“莎车兵变”事件的和平解决，使南疆紧张的局势得以缓解，避免了一场弥天大乱，为新疆的和平解放扫清了路障。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特别说明：本文资料来源于《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新疆九二五纪实》、《南疆起义拾零》、《新疆和平发展史》、《长啸当歌》、《闪亮的足迹》、《石河子文史资料》、《赵锡光将军率部起义事略》、《投向真理的将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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