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中夏被捕后化名“施义”的照片。 郑绍文同志是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在长期在北京和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他曾经四次被捕入狱，任敌人严刑利诱，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被党营救出狱后，在解放战争期间，提任军政要职，为新中国的解放再立新功。全国解放后，郑绍文同志曾任司法部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0年离休。 郑绍文与我党早期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的战友关系。长期以来，郑绍文同志就有个心愿，想把自己与邓中夏相识、相交、相别的情况记录下来，以缅怀这位革命先驱。在他们共同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有一段特别珍贵的历史事实，那就是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５日，郑绍文同志因叛徒出卖，在上海地下党机关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一个月后，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被叛徒供出了真实身份，也被解往南京监狱。在狱中，郑绍文亲眼目睹，邓中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的残酷摧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给同志们上党课，讲工人运动，讲马列主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理想和气节。半个世纪后，邓中夏生命最后时刻宁死不屈，献身革命事业的史实，得到了同监狱友郑绍文的有力佐证真实。 郑绍文同志1931年4月受我党委派，前往湘鄂西洪湖苏区工作，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三军政治部组织科长、警卫师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由于机缘巧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委，而又屡受党内斗争磨难邓中夏同志，与郑绍文同志有过短暂工作接触。邓中夏是党创建初期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在1927年4月，在中共五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秘书长。蒋介石“412”政变后，他与李立三提出了南昌起义的建议，以革命的手段对付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江苏省委书记，负责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28年2月，去香港接替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4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委，留莫斯科工作期间参加了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7月从苏联回国，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也违心地执行了中央“左”的命令，犯了一些错误。王明一伙上台不久，就对他打击报复，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停止工作。 那个非常时期，邓中夏受到王明路线的无情打击，在党内高层经常被开会批斗。在众叛亲离的处境中，郑绍文很敬佩和同情他，顶着压力经常去看望他，找他聊一聊，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1932年秋，邓中夏被调回上海，有“过左”思想的上海临时中央领导人竟然几个月不安排他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李夏明在纱厂当学徒一个月挣7块钱艰难生活。其间，妻子因劳累过度导致小产。同年11月郑绍文也被调回上海，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宣传部长、秘书长，在刚刚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会长的邓中夏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在这短短的三年中，他与邓中夏的战友情谊不断加深。 郑绍文同志是1933年5月被叛徒出卖被捕的。被捕的当天，在上海地下党机关工作的李仲雄来找他，郑绍文警觉地注意到他后面不远处跟着两个人，凭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知道情况不对了，断定李仲雄一定叛变了。于是郑绍文不慌不忙地与李伯雄搭讪，一边赶紧做好被捕的准备，暗暗把身上带的几张条子捏成粉碎，因为那上面写着与邓中夏同志联络的地点与暗号。可郑绍文万万没想到，同月，邓中夏也被捕，与自己关押在同一牢房。回忆起这段患难与共的狱友时光，那一幕幕令人难忘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在互济总会援救长家研究和布置工作，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同时被捕的有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邓中夏化名施义，当时敌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邓中夏据理力争，还请著名律师史良等人帮助自己辨护。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后因林素琴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国民党中央党部立即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邓中夏被引渡解往南京，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 那天，几个宪兵押着一个人到郑绍文住的号子来了，号子门上的粉牌上又加了一个名字，“施义即邓中夏”。郑绍文看了大吃一惊，由于当时环境的残酷，一连串的问题不能不在他心里琢磨：“怎么邓中夏也被捕了，是怎么样被捕的，身份暴露没有，如果他的情况全被敌人掌握，我还能隐瞒什么呢？” 郑绍文细心地观察邓中夏的表现，来核实自己的猜测。郑绍文看邓中夏他一进号子，就神情自若地和所有的人打招呼，谈话应答都有从容不迫，毫无惊惶之感受。邓中夏见郑绍文也郑绍文细心地观察邓中夏的表现，来核实自己的猜测。郑绍文看邓中夏他一进号子，就神情自若地和所有的人打招呼，谈话应答都有从容不迫，毫无惊惶之感受。邓中夏见郑绍文也在这里，以同样态度打了招呼，并没显示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郑绍文还要进一步了解邓中夏，于是凑到他身边，小声问道：“老大哥，你打算怎么样？”没想到，邓中夏却乐哈哈地说：“打算到雨花台去”！说完他又小声问郑绍文：“你知道罗登贤情况吗，他在哪里？”郑绍文回答：“他上雨花台了。”邓中夏听完，沉思片刻后敬佩地说：“好啊，他先走了一步！”这一系列表现，让郑绍文得出结论，邓中夏还是原来那个邓中夏，他对党的忠诚没有变，他从进入牢房那天，已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在国民党支部的牢房里，狱友们有一个规矩，就是先进入号子的睡在床上，后来的睡在床下。如果关的人多了最后来的只有睡在马桶边了。邓中夏进来那天，郑绍文所在号子里已经有七八个人，显得很挤，为了表达对这位老首长、老英雄的敬重，必须想个办法让他睡到床上去。于是，郑绍文小声问邓中夏：“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还有什么样要隐瞒的？”“已经暴露了，还隐瞒什么？”“那我就告诉全体犯人，让你睡到床上去，那里通风要好一些。”“你讲吧。”于是，郑绍文提高嗓门向大家招呼道：“各位，这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总政委邓中夏。现在到了这里，准备为党支部为人民献出生命。我们应当照顾他，请他睡到床上去，大家同意吧？“ “好！欢迎，欢迎！”大家齐声答应。刹那间，人们七手八脚，搬动位置，把邓中夏推到郑绍文身边的高床上了。当天晚上，邓中夏对郑绍文说，前不久他到郑绍文家去过一次，见郑绍文不在家就知道是被捕了。郑绍文一听他到我家去过，不禁捏了一把冷汗。忙说：“你怎么跑到我家去了？要是你在我家被捕，那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我叛徒的罪名了。”邓中夏笑道：“老弟，要是没有这点信任，我还能叫你当秘书长吗？” 第二天，在狱中放风的时候，早些时候入狱的陶铸同志问郑绍文：“昨天进来的是邓中夏吧？他的态度怎么样？”“他打算上雨花台。”“是真的吗？”“让我再问问他吧。”回到号子里后，郑绍文就向邓中夏悄悄说：“老大哥，同志们都很关心你的政治态度呀。”邓中夏一听，立刻从床上跃起，激动地表示：“你告诉他们，我邓中夏烧成灰也是共产党的。” “我邓中夏烧成灰也是共产党的”，邓中夏这个响亮的回答，立刻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所有的号子里，大家都非常钦佩这位著名的革命家。陶铸同志提出倡议，要大家凑几个钱买大肉面给邓中夏吃，给他改善生活。果然不到半天，各个号子传来了好几元钱。那时，牢里除了规定的牢饭外，还可以另外买大肉面吃。大家把钱交给郑绍文，由郑绍文把邓中夏的最后生活安排得好一点。邓中夏也很领情，毫不客气，郑绍文每次送来大肉面，他端起来就吃，随时准备就义的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两周这后，敌人正式提审邓中夏。可是，不到半个小时，邓中夏就回号子来了。大家都很诧异，郑绍文私下问道：“怎么这样快就结束了，他们审问你了吗？”“问过了，我学给你听听吧。”他笑了笑，装着法官的腔调表演起来。“你叫什么名字？”“邓中夏，又叫施义。”“你是共产党员吗？”“不错，是共产党员。”“你在党支部里干什么？”“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委。”“还干过什么？”“够了！够枪毙了，还问什么？”“贺龙红军中和你同事的还有哪些人？”“你明知道我不会讲，何必问我？”邓中夏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头说：“就这样五问五答，法官看再问不出什么，便不问了，所以我很快就回来了。” 敌人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可以在政治上打击中国共产党，但邓中夏却用他的言行大长了党的威信与影响。为了劝降邓中夏，敌人派了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叛变革命的余飞来挑拨他对共产党不满：“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国民党又派了一个所谓“理论家”来劝降，邓中夏对他说，“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中共与邓中夏是有罪的，那么，就请你们在南京举行一次公开的审判，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便不敢这样做。”为了让邓中夏屈服，敌人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均以失败告终。 由于邓中夏的案子受到蒋介石的重视，抱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信念的邓中夏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有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邓中夏对敌坚强果敢，却要求狱友们讲究斗争策略，尽量不暴露身份，不做无谓牺牲。有一次，邓中夏问了郑绍文被捕的情况之后，叮嘱道：“你要力争在南京解决问题，邓中夏对敌坚强果敢，却要求狱友们讲究斗争策略，尽量不暴露身份，不做无谓牺牲。有一次，邓中夏问了郑绍文被捕的情况之后，叮嘱道：“你要力争在南京解决问题，不要搞到汉口去。那里叛徒多，一去就会暴露。”他还说：“一个被捕了的共产党员要当烈士很容易，只要说出自己的行为，慷慨就义就行了。一个党员在监狱里的任务，就是尽量减少党组织的损失，尽量打击叛徒活动。” 在狱中，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打击叛徒的叛卖活动，郑绍文请邓中夏公开讲一讲中国革命史，指出革命战争的前途，他也很赞成。经过一番准备后，他给大家讲了两个小时，让狱友听了都很受感动，更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身份暴露后，由于邓中夏同志在敌人的严刑利诱下不肯就范，遂被定为死刑犯，被转移到了另一牢房。在告别人生的时刻，他给党中央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写道：“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１日的黎明，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向刑场走去。临刑前，宪兵问“你还有话吗？”邓中夏回答：“对你们当兵的人，我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敌人害怕邓中夏同志进行革命宣传，命令立即开枪，就这样，在雨花台下，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年仅３９岁的生命。 邓中夏牺牲的消息是两天后传入郑绍文牢房中的，那天早上，监狱一个姓杨的看守士兵偷偷告诉郑绍文：“郑先生，前两天与你同号子的那位邓先生，今天清早枪毙了。好人啊，真是好人！”闻知邓中夏牺牲，郑绍文心里像大海翻腾，很难平静下来。当天晚上，郑绍文写了一着悼念他的小诗：“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热血酬壮志，三春草木寒。”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结成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下，郑绍文同志经党营救出狱，赴延安党校学习，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并经陶铸同志证明他在狱中坚贞不屈，没有变节行为。而后，重新成为我党、我军和国家法律机关的高级领导人物。  郑绍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