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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红六军 一九三0年初，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矛盾日益尖锐，蒋桂战争刚刚结束，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又在酝酿之中;另一方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罢课、士兵哗变，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这一形势对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扩大，十分有利。那时，红五军从湘鄂赣边区来到赣西。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红五军的领导同志参加了赣西特委和湘翰边特委在遂川于田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把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把赣西的地方武装和永新、莲花等地的游击队编为红军第六军。 成立红六军时，我正在红五军军部等待分配工作。因在我治病期间，李寿轩同志已接替了八大队大队长的职务。一天，彭德怀、滕代远同志找我谈话。 彭德怀同志对我说:“红六军成立了，由黄公略同志任军长，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同志任政治委员。但是这支新部队缺乏干部，黄公略同志提出要红五军派干部去，经我们研究，准备派你去任支队长”彭德怀同志的话刚说完，滕代远同志接着问:“你有什么意见吗了” “已经决定了吗了”我提问了一句。 “决定是决定了，但你有什么想法还可以提嘛！”他们笑着说。 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历来是我党我军一条基本的组织原则。我一听“已经决定了”觉得不应该再讲别的，就表示说:“组织上决定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完全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 我从参加平江起义后加入红五军到这时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段的战斗生活中使我和红五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这里有我熟悉的上级和可敬可亲的首长，有我生死与共的同志和性格相投的战友。由于战斗的需要，我多次转战于湘赣和湘鄂赣两个苏区之间，对这个地区的地理民情也比较了解。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红五军啊！因此，尽管我已表示服从调动，但心里仍恋恋不舍。他们看出我的心情，又给我讲了革命的形势和奋斗的目标。 最后彭德怀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革命的需要，使我们许多互相不熟悉的同志走到一起来了，为了革命的需要又使我们许多互相熟悉的同志分开了。现在革命发展了成立红六军需要很多人到那里去工作，将来革命再发展了，我们队伍再扩大了，需要到新的部队去工作的人就更多了，总想留在老部队、老地区工作，是一种缺乏发展的保守观念。“ 彭德怀同志这一番话，说得我心里亮堂堂的。我对他们表示:“我没有意见了，请下命令吧！” 就这样，我告别了红五军的同志和战友，同黄公略同志一道来到永新，参加建立红六军的工作。 红六军是由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第五团和永新、莲花、宁都等县的游击队和当地的赤卫队合编而成的。 其中以第二团历史最久，大革命失败后，在赣西特委的领导下，万安、泰和、吉安地区的农民就纷纷举行起义，并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两个纵队。一九二八年七月，赣西特委决定将这两个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治委员。红二团成立后，活动于吉安之延福，吉水之阜田、新余、分宜、安福一带边境，曾与反动军队一个旅以上的兵力作战多次，俱获胜利。 第三团是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由延福的第三纵队编成的。 第四团是第二团一部，于一九二九年初随红四军转战乐安、兴国后，同赣南十五纵队会合而成立起来的，团长段月泉，政治委员由李文林兼。 第五团是一九二九年十月，由罗炳辉同志领导的吉安靖卫大队起义改编的，编入第五团的还有由白沙、东固、吉泰、兴万、兴泰、永丰等地游击队合编之第十纵队。 红六军成立时，将以上几支队伍，分编为三个纵队: 第一纵队由第二团、第三团编成，纵队长柯武东，政治委员李韶九，下设第二、第三两个支队。 第二纵队由第四团、第五团编成，纵队长罗炳辉，政治委员王如痴，下设第四、第五两个支队。 第三纵队由永新、莲花等县游击队编成，纵队长徐彦刚，政治委员刘作述。 我调到红六军后，分配到第三纵队工作。起初，第三纵队役有设支队，只有四个大队，同时，又因纵队长徐彦刚同志在莲花(他是莲花县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没有到职，所以就让我代理纵队长。以后徐彦刚同志来了，第四大队缺大队长，又让我到第四大队任大队长。约两个月后，第三纵队设七、八、九三个支队，我又由四大队长改任第九支队支队长。那时，大家对职务高低没有人计较，只要是工作需要，让干什么都行，确实自觉地做到了“能上能下”。 红六军成立之初，部队装备很差队伍虽然编成了军，但没有统一的服装，穿什么样的衣服的都有。枪很少，有的还是“残废”枪，有的人扛的是大刀、梭镖、鸟枪。 部队的成分也比较复杂，基本的是农民，也有的是从白军中哗变过来的士兵，有的是被俘过来的军官，有的是为打土豪发洋财而来的无业游民。 部队刚成立时，纪律也差，农民的散漫习气很浓厚，请假逾期不归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人地方观念很重，只愿意在本区域活动，不愿意到外地区作战。 记得在红六军宣布成立的几天之后，彭德怀同志来到永新城里红六军三纵队驻地。我们集合第三纵队驻城里的部分队伍，请彭德怀同志讲话。他看到部队动作很稀拉，有的人身上还披着大衣，不扣扣子，彭德怀同志批评了这种散漫现象，他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主力红军的一部分了，今后，将担负更加光荣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必须不断提高军政素质，加强组织纪律性。如果像今天这个样子，兵不兵，民不民，随随便便，就有辱于主力红军的称号了............”彭德怀同志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个个咋舌，纷纷脱下身上披着的大衣，队伍顿时整齐严肃起来。 为了训练好这支新成立的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黄公略同志领导我们进行了很多工作。我们一方面以红四军、红五军为榜样，严格要求部队，另一方面又从红六军广大指战员的实际觉悟程度出发，耐心、细致地进行教育工作。记得我们红六军在芦溪消灭敌军一个团以后进到安源整顿时，第一纵队枪多，人少，余枪很多，而第三纵队则相反，人多，枪少，徙手兵很多(那时第二纵队还在赣南)。为了解决人、枪不均的矛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黄公略同志提出由第一纵队调一部分枪支给第三纵队，由第三纵队调一部分人给第一纵队，以减少人枪不均的矛盾。可是双方一开始都不同意黄公略同志的意见。一纵队的同志说我们有枪就可以扩兵;三纵队的同志说我们有人就可以在战斗中缴敌人的枪来补充自己。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面对这一情况，黄公略同志没有采取硬下命令的办法解决而是冷静地分析了产生这种本位主义的历史环境，分头个别谈话进行说服，终于使大家懂得了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的道理，加强了整体观念，于是双方都高高兴兴地进行了人、枪的调整。随后，黄公略同志以这次调整人、枪的问题为例，对部队进行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教育，引导指战员们树立消灭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理想。此后，部队的组织纪律观念不断提高相互团结逐步加强。由于红六军军委和黄公略同志的坚强领导、苦心教练，使这支队伍很快就成了一支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好部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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