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家规 | 赵鼎、陆九韶和倪思的制用家训

　　自南宋开始，仕宦家训在原来主要齐家教子的基础上，又大大发展了专论生计问题的治生家训和专论家庭理财、节制用度的制用家训，从而为中国传统家训的发展拓宽了领域。叶梦得、赵鼎、陆九韶、倪思等人的家训是南宋时期这类家训的突出代表。

　　赵鼎，字元镇，今山西闻喜人。宋高宗绍兴初年，他两度为相，力荐岳飞，收复重镇襄阳，后因与秦桧在对金议和问题上意见不同而遭贬潮州，再移吉阳军（今海南三亚），知秦桧必置其于死地，乃绝食而亡，死前自题铭旌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

　　赵鼎的《家训笔录》写于绍兴十四年（1144）九月初七，是他被黜以后所写的。这篇家训共30则，除要求家人以司马光的《家范》《训俭示康》等为范本修身治家外，其主要内容是保守田产、衣食分配、宅库管理、租课收支等。在我国家训发展史上，赵鼎是第一个专门就制用问题具体详细地对家人进行训诫的。

　　陆九韶，字子美，今江西金溪人。他隐居不仕，曾聚徒讲学于梭山，故号梭山居士。陆九韶和两个弟弟陆九龄、陆九渊都是南宋著名学者。他在学术思想上“以切于日用为要”，重视道德实践。陆九韶留下的家训著作是《居家正本制用篇》，分为正本、制用两部分。

　　倪思，字正甫，今浙江湖州人。他性格刚直，敢于直谏，著有《经锄堂杂志》等。在《经锄堂杂志》这部家训中，倪思教导子孙日常居家生活要做好计划，谨身节用，量入为出。倪思论述的不仅是物质生活问题，也是道德修养问题。

　　在宋代仕宦家训中，南宋的赵鼎、陆九韶和倪思的制用思想是富有特色的。综合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家庭制用的重要意义

壹

　　对于家庭事务和开支用度的管理，陆九韶将其提到与国家事务管理同样的高度来认识。他在《居家正本制用篇》的制用部分一开始就对国家管理和家政管理作了同等的比较，他说：“古之为国者，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音渺，指年月的末尾），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国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畴足以赡给者，亦当量入为出，然后用度有准，丰俭得中。”倪思同陆九韶一样，也强调制用的重要性，并认为它关系到家庭的兴亡，那些破产的人家，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合理的开支用度。

家庭制用的收支计划

贰

　　倪思在《经锄堂杂志》中指出了制订消费计划的重要性，他说：“富家有富家计，贫家有贫家计，量入为出则不至乏用矣。用常有余，则可以为意外横用之备矣。”他具体制订了每年、每月乃至每天的消费计划，规定：“今以家之用，分而为二，令尔子弟分掌之。其日用收支为一，其岁计分支为一。日用以赁钱、俸钱当之，每月终白尊长，有余，则辇在后月，不足，则取岁计钱足之。岁计以家之薄产所入当之，岁终以白尊长，有余，则来岁可以举事；不足，则无所兴举，可以展向后者，一切勿为，以待可为而为之。或有意外横用，亦告于尊长，随宜区处。”

家庭制用的路径

叁

　　同其他家训作者一样，赵鼎、陆九韶和倪思也向家人进行节俭教育。赵鼎《家训笔录》指出“节俭一事，最为美行”，他要子弟将司马光的《训俭示康》“人写一本，以为永远之法”。倪思也认为节俭是君子的美德，他详细对比了俭朴的好处和奢侈的危害，指出：“俭则足用，俭则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俭则可以传子孙。奢则用不给，奢则贪求，奢则掩身，奢则破家，奢则不可以训子孙。利害相反如此，可不念哉？”他要子弟不要盲目依从社会上流传的看法，比如办丧事，不可以为花费越多越孝敬长辈，应根据家庭条件量力开支。

　　应当指出的是，在家庭用度上这几位家训作者是开明的，他们并不是片面要求家人节俭以至于吝啬，而是提倡“丰俭得中”的合理消费观。譬如陆九韶就告诉子弟要“随资产之多寡，制用度之丰俭，合用万钱者用万钱，不谓之奢；合用百钱者用百钱，不谓之吝”。

家庭制用的制度规约

肆

　　赵鼎、陆九韶、倪思认为，秉公理财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制约措施是家庭制用得以实施的保障。家产管理好不好，关键看主家者是否出于公心理财治家。赵鼎认为如果家中年龄最长者不愿主管家事而要其他人管理，必须经过大家的公议认可。此外，赵鼎还规定子弟不准从管田人处私自提取地租，不得从管理库房的人那里支取钱粮等具体措施。

　　南宋时期叶梦得专门论述治生的家训，以及赵鼎、陆九韶、倪思等人家训中的制用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家训的内容，拓展了家训教化的视角，此后，家训族规中论述治生和制用问题的逐渐增多。

*作者：陈延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