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波斯——前伊斯兰时代的中东帝国秩序（上）

 一、起源——被遗忘的时代

       提到中东历史上的著名文明和帝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古埃及、古巴比伦，然后是亚述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关于中东的历史叙事中，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无疑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细心的读者在开卷时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中东历史上有两大帝国的“存在感”相对较低，那就是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提到罗马帝国，人们总是从欧洲和地中海的视角审视它，对罗马帝国（包括拜占庭帝国）对中东地区千余年的统治缺少足够的关注。而对于波斯帝国，尽管它拥有着空前绝后的辽阔疆域，但它在绵延三千年的苏美尔-巴比伦文明面前只是古代西亚文明的尾声，而作为波斯帝国继承者的安息帝国和萨珊帝国就更加湮没无闻。实质上，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是中东历史上具备重大承上启下意义的帝国，中东历史上存在着长达近七百年的“罗马波斯时代”。然而关于这个时代，甚少有人从近东的视角审视其在公元前1世纪至后7世纪中的历史地位。著名中东史家伯纳德·刘易斯曾在其代表作《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对以基督纪元为全书写作的开始给出了如下理由:“我之所以不以伊斯兰纪元作为中东史的开端，是为了拯救被长期忽视的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实际上，刘易斯虽然指出了罗马与波斯两大帝国在中东历史上的重要性，但他自己也无法在自己的中东通史中对中东历史上的罗马波斯时代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篇幅。那么，这个时代是如何被遗忘的？中东历史上的罗马波斯时代是如何形成、演变及结束的？它对后世中东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20世纪中东史学奠基人伯纳德·刘易斯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公元前539年。这一年波斯国王居鲁士在巴比伦祭司的一片拥护声中进入了这座《圣经》中的世界帝国首都，而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也在这一年宣告诞生。这一年也是犹太人第二圣殿时代的开端，而居鲁士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居鲁士本人并不知道他的帝国在后世被称作“阿契美尼德王朝”，但他无疑开启了波斯人入主西亚的新纪元。以巴比伦为中心，统摄从兴都库什山到地中海的辽阔帝国，这是中东历史上第一幅“大同世界”的普世愿景。然而波斯帝国好景不长，二百年后在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大军中灰飞烟灭。亚历山大虽然是来自欧洲的征服者，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帝国是建立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躯壳之上的。我之所以提及居鲁士和亚历山大，是因为这两个人对后来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安息、萨珊王朝）争霸中东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居鲁士代表了波斯人西向称雄中东地区的帝国动力，而亚历山大代表了希腊—罗马人东向统治中东的帝国动力，这两股无形的呈相互对冲态势的力量将在三百年后驱动着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安息—萨珊帝国的统治者们前赴后继，为统治整个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拼个你死我活。
      二、开端——幼发拉底河两岸的罗马人和波斯人
       让我们再把时间调到公元前64年。这一年是罗马共和国对东地中海地区经略百余年之后的“丰收年”。罗马将军庞培在彻底解决困扰元老院近三十年的米特里达梯战争问题后，将东地中海黎凡特地区的广阔土地纳入了罗马人治下。此时，地中海地区只剩埃及托勒密王朝苟延残喘，而且它也几乎是罗马的附庸国，罗马地中海帝国已经初具雏形。但问题在于，幼发拉底河东岸直至伊朗高原的广阔地区，此时正处于一个伊朗王朝的统治之下。希腊罗马人将这个带有浓厚希腊化色彩但又根植于东方文化土壤之中的国家称作“帕提亚（Parthia）”,这个名称源自阿契美尼德王朝在里海东南的“帕萨瓦（Parthava）”行省，是这个王朝的龙兴之地。帕提亚人是公元前8-3世纪广布于内陆欧亚草原的泛斯基泰游牧部落的一支，具有浓厚的“内亚”和“伊朗”渊源。需要注意的是，在伊朗人自己的历史叙述中是绝对不会接受“帕提亚王朝”的叫法的，就像他们不会接受阿契美尼德王朝在法尔斯的仪式首都叫“波斯波利斯”一样。伊朗人称“波斯波利斯”为“塔赫特·贾姆希德”，帕提亚王朝则称作“阿什康尼王朝（Arshakoni）或阿尔沙克王朝”，也就是希腊罗马文献中的阿萨西斯王朝（Arsaces）和汉文史料中的“安息”。帕提亚王朝名称的复杂正是其复杂文化特性的体现。在古典学者看来，“帕提亚”是希腊化国家。而在伊朗学者看来，“阿什康尼”王朝是东方国家。其实，双方都说对了一半，安息帝国是一个穿着希腊化外衣的伊朗王朝。和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后来的萨珊王朝相比，帕提亚帝国无论是中央集权程度、疆域版图和伊朗特性都弱于前两者，但它的历史地位决不低于它的前辈和后辈。正是帕提亚帝国的存在，成为罗马帝国野心家和统军帝王们恢复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巨大障碍。安息王朝代表了伊朗-波斯法统在西亚的复兴，尽管它被萨珊波斯人嗤之以鼻认为是软弱无力的蛮族政权。事实上，安息王朝为萨珊王朝奠定了政治法统、军事体系和伊朗文化复兴的基础，为波斯人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对抗希腊罗马文明重拾帝国自信，而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在近东的相遇开启了中东历史上的罗马—波斯时代。

帕提亚铁甲骑兵（Cataphract）,公元前1世纪

       三、战争，贸易与文化——罗马波斯时代的特点与基调
      公元前64年，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中东地区出现罗马—帕提亚两大帝国并立局面，“罗马波斯时代”正式开始。

      罗马波斯战争往往被认为是一长串毫无意义、不分胜负、两败俱伤的七百年鏖战，最终双方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大扩张的受害者。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至少在7世纪之前，双方的战争频度和烈度都处于可控范围，并没有对两大帝国的根基造成致命损害，相反，战争起到了沟通两大文明的重要媒介作用。罗马—拜占庭帝国在和安息—萨珊帝国的作战中其军事体系不断完善，波斯人则通过战争学习罗马人的工程、后勤和农业技术。宗教文化方面的双向输出和交融是罗马波斯时代的另一大特点，古代伊朗诸神成为罗马万神殿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罗马—拜占庭帝国治下的基督教异端派别和古典学术则得到波斯的大力庇护。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密特拉教在罗马帝国的盛行和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波斯的繁荣。基督教教义充分吸收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天使、末日审判和救赎理论，罗马—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的组织体系也深受萨珊王朝祆教等级制国家教会的影响。波斯对罗马的影响也发生在政治体制层面，自戴克里先之后，罗马—拜占庭帝国皇帝离古典共和传统越来越远，而愈益向古代东方君主专制靠拢。经济层面的交往则贯穿整个罗马波斯时代，双方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上激烈竞争，但在绝大部分时期内保持了过境贸易的畅通。罗马—拜占庭帝国的货币大量流入波斯、中亚和远东地区，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繁荣，而丝绸、香料等奢侈品和半奢侈品通过海陆丝绸之路进入罗马—拜占庭帝国，满足了希腊罗马贵族的物质和宗教需求。罗马和波斯分别在自己与蛮族接壤的北疆修筑点线结合的防御工事，如罗马帝国在不列颠的长城和多瑙河沿线的要塞，以及波斯在高加索达尔班（Derbent）以及赫卡尼亚（Hercaniya）修建的要塞及长城。但罗马波斯在两河流域以及叙利亚的边界地区并没有成体系的线性防御工事，更没有人为标出的固定疆界，这也使得两国之间可以进行频繁的贸易、技术、人员和宗教文化流动。两河流域北部的达拉（Dara）和尼西比斯（Nisibis）是分属两大帝国的两座屈指可数的边境要塞，同时也是两国官方指定的互市城市。正是在罗马波斯时期，横贯欧亚大陆和环印度洋地区的贸易网形成，这既是一个战争与外交频繁进行的时代，也是一个经济文化全方位深度交流的时代。

                              4-7世纪的罗马波斯边境地区

       四、分化、组合与解体——罗马波斯两极帝国秩序下的中东政治图景
      罗马波斯时代的中东政治格局是中东历史上典型的“东西对峙”格局，即由罗马-拜占庭帝国控制的小亚、黎凡特和埃及环东地中海区域与帕提亚-萨珊帝国控制的两河流域及伊朗高原两大板块的对峙。但罗马波斯时代的中东并非只有罗马和波斯两个“行为体”，而是包括两大帝国及其治下和边缘地带的无数附庸国、半独立王国、自治城市和游牧部落等多种多样的行为体。研究罗马波斯时代的中东必须搞清楚罗马波斯帝国本身以及他们疆域内外的众多次级行为体所扮演的角色。希腊罗马人和帕提亚人、萨珊波斯人是当时中东处于统治地位的族群，而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库尔德人、犹太人等西亚本土族群处于两大帝国边疆及纵深区域，而且他们的分布超出两国边界并相互混居于各大希腊化城市、乡村和沙漠地带。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是罗马-拜占庭帝国的东方政治中心和学术沃土，是教会史之父尤西比乌斯和“最后的古典史家”普罗科比的故乡。犹太人是罗马波斯战争中的旁观者，却通过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反叛打乱罗马帝国在东方的军事部署，尤其是115-117年的“基托斯战争”使得图拉真的帕提亚霸业终成水月镜花。阿拉伯人在两河流域的小王国哈特拉（Hatra）曾让图拉真、塞维鲁以及萨珊军队折戟城下，最后被波斯王子沙普尔（后来的沙普尔一世）用计夺取（诱拐哈特拉公主）并彻底拆毁。杜拉·幼罗波斯（Dura Europos）是位于古代名城马里附近的希腊化城市，在罗马和帕提亚之间反复易手，最终被萨珊波斯攻破，城市被废弃在幼发拉底河畔的黄沙之中。千年之后，杜拉出土的希腊化城市建筑、罗马波斯士兵遗骸和早期基督教壁画震惊世界。考古学家在杜拉废墟中发现硫磺和松脂，以此证明波斯人在地道中施放毒气，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化学战”。亚美尼亚人主要分布于陶鲁斯山北部，罗马波斯围绕亚美尼亚王国的争夺是中东历史上最长的肥皂剧之一。但亚美尼亚人同时也是罗马和波斯帝国的重要兵源。不仅如此，亚美尼亚人还为罗马-拜占庭帝国贡献了无数优秀的将领和皇帝（比如纳尔西斯、希拉克略），亚美尼亚女人也是波斯国王后宫的必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库斯洛二世的宠妃席琳公主（当年国王为她修建的“席琳堡”至今犹在）。

杜拉·幼罗波斯复原图

      另外，不要小看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人在罗马波斯时代扮演的历史角色，正是阿拉伯部落酋长将加鲁斯（奥古斯都时期埃及长官）和克拉苏的罗马军团引入福地阿拉伯（Arab Felix）和卡莱（Carrhae）的噩梦，也是阿拉伯人的帕尔米拉王国拯救了3世纪危机中频于崩溃的罗马东方诸行省。在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的殊死搏斗中，总能在双方军队中看到阿拉伯人的身影。3世纪一位阿拉伯酋长的墓志铭写到：“这是伊姆鲁·凯伊斯（Imru'Iqais）的坟墓，阿米尔（Amr）之子，所有阿拉伯人的国王……我为罗马人提供部落骑兵，没有哪位国王能比拟他的丰功伟绩，在克斯鲁（Kesloul）历223年（公元328年）的第7天去世”。和铭文记载恰恰相反，史料中记载这个酋长在生前是波斯人在沙漠地区的同盟者，与波斯人一起袭击罗马人。其实伊姆鲁·卡伊斯是罗马波斯时代典型的阿拉伯部落酋长。对这些酋长来说，忠于罗马和波斯都只是为了使自己的部落能更好地生存下去，因此不难理解他们在罗马波斯战争中“首鼠两端”的行为。在罗马波斯帝国对中东及周围地区的博弈中，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和东非阿克苏姆王国也不能置身事外。而罗马和波斯在阿拉伯半岛南端进行的“代理人战争”最终将自己的掘墓人——伊斯兰教推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纳马拉（Namara）出土的阿拉伯酋长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