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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元旦后的一天上午，通讯员急匆匆地敲开了解放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的办公室：“报告，耿副司令员！李政委和杨司令员让您马上过去一下。”  耿飚 耿飚见到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后，李志民高兴地对他说：“老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 耿飚听后大惊：“什么？调我去干外交？”他认为自己从参加红军之日起，20多年来一直是扛枪作战，根本没有做过外交工作，这个命令实在是太突然了。 杨得志安慰耿飚说：“枪杆子当然重要，但是搞外交也同样重要啊！中央挑你，算是挑对了！扳着指头数，我们这里也只有你最适合搞外交。再说你以后还可以经常回兵团走娘家嘛！”  杨得志 中央的命令当然不能违背，春节刚过，耿飚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京，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报到。周恩来告诉他：“中央把你调来，是准备让你出任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 耿飚听后推辞说：“总理，我没搞过外交工作，怕干不好。” 周恩来笑着说：“可以边干边学嘛！再说了，抗战时你不是曾经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吗？在北平军调部时你又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实际上你已经接触过外事工作了。中央这次派你去，也是考虑到了你的这些经历。” 1944年9月，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的耿飚曾奉周恩来的命令，把一个共11人的美军观察组从延安送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6年初，耿飚又奉命参加了北平军调部的工作，任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长。事隔这么多年，周恩来仍记得这么清楚，这令耿飚十分钦佩，他也就不再推辞，马上投入到参加出席联大代表团的准备工作。  耿飚和美军观察组人员合影 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蒋介石集团继续占据着联合国的中国席位，新中国的代表团被拒之门外。不久以后，周恩来再次召见耿飚，他直截了当地说：“经过谈判，我国和瑞典已建立外交关系。中央决定任命你为驻瑞典王国大使。你是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啊！” 耿飚等新中国的第一批大使出国前，为了便于他们适应和熟悉外国的生活习惯，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办公厅找一个合适的饭店对他们进行培训。就这样，耿飚和参加培训的其他人员一起，带着家属搬进了位于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 第一批大使几乎都曾是部队的高级将领，对他们来说，外交是个陌生的课题、全新的领域，所以他们不但要学习国际形势、世界知识、我国的外交政策等内容，还要学习外交礼仪，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 学习班开始后不久，耿飚向外交部提议：希望部里派人来讲解一下有关呈递国书的礼仪问题。不久以后，周恩来传来指示：过几天毛主席要接受一位东欧国家的大使呈递国书，到时可以安排大家到场观摩、学习。 几天后，外交部派车把大使们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内，工作人员把他们引进了接见大厅旁边的几间小屋内。耿飚发现小屋和大厅间隔着一排窗户，窗格上糊着洁白的窗纸，屋内摆着桌子、椅子，桌上放着纸张和削好的铅笔。 一会儿以后，周恩来过来了，他问大使们：“同志们好，你们看，在这里观摩，条件还不错吧？”  周恩来 一位大使回答说：“只是隔了一道墙壁，变成'壁后观’了！” 周恩来笑着说：“只是隔着一排窗户嘛！这不叫'壁后观’，这叫'窗下学礼’。” 突然周恩来发现窗纸上有一个桂圆那么大的窟窿，于是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另一位大使回答说：“我想看得清楚些，所以……” 周恩来点点头说：“这也有道理，不过这个窟窿太大了，要是你们每个人都戳这么大一个窟窿，太引人注目了，被人发现就会失礼！”随后他拿起一支铅笔说：“我看不如用铅笔尖戳个小洞，既可以看，又无伤大雅。” 有人说：“洞太小了，恐怕看不仔细。”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嘛！” 周恩来的话可谓是一语双关，耿飚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也是勉励大使们在上任后要善于从“小事”中观察和了解国际上的大事。 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向大使们宣布：“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摩学习，很高兴，要接见你们。” 耿飚非常激动，因为自己已经有五六年没见毛泽东了。见面以后，毛泽东高兴地握着耿飚的手说：“喔，老乡来了！”（耿飚是湖南醴陵人，毛泽东经常称他为“老乡”）  毛泽东 大家都坐下以后，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多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很好！解放军历来是我们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来干外交！” 这时有人提出：“我们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 毛泽东说：“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么？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勋卓著。我说将军当大使好，因为首先你们出去我放心，你们不会跑掉；第二，你们中很多人当过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擅长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要发扬在部队里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 耿飚将毛泽东的话一字一句地记在了本子上。1950年7月，他带着家属和使馆的工作人员，正式踏上了去北欧的路程。这年9月初，耿飚一行人到达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瑞典虽然地处欧洲北部，和中国距离遥远，但它对我国友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几个西方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和我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瑞典王室和政府十分重视新中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到来，并对耿飚呈递国书的仪式显示了特别的关注。  瑞典的地理位置 9月19日这天，瑞典王储派了一辆六乘王辇来接耿飚到王宫去呈递国书，瑞典外交部的陪同官员告诉耿飚：“这次王储特别派六乘王辇来接，表明对贵国和大使阁下本人的重视和尊敬。” 瑞典国王如此尊敬耿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93岁的国王古斯塔夫五世也曾在军队服役，并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得知耿飚也是一位出色的将军后，自然对他青睐有加。 对耿飚来说，呈递国书他在出国前已经观摩和演练了无数次，对于流程已经非常清楚了。耿飚来到王宫后，怀着尊敬的心情，上前几步，双手恭敬地将国书递给国王。由于国王年事已高，由王储代替他接过国书。 没等耿飚致辞，国王便客气地请他坐下交谈。耿飚心想，呈递国书是很庄重的事，怎能坐下来交谈？可是老国王这么说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吧。坐下以后，耿飚致辞说：“今天能够见古斯塔夫五世陛下，感到非常荣幸。我将为增进中瑞两国间和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国王点点头，说了一句 “谢谢”。交谈几分钟后，耿飚就告辞退出。这天的氛围既庄严、隆重，又不失亲切，很好地体现了中瑞两国的友好感情。 呈递完国书以后，耿飚和使馆的全体人员便把精力集中到国庆招待会的准备工作上。国庆那天，招待会如期举行，这是我国驻外大使在西方国家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共有500多位贵宾参加。  耿飚 招待会上，一位瑞典的高级军官主动和耿飚交谈，他问：“听说阁下是位将军，不知您曾带过多少兵？” 耿飚粗略地计算了一下，然后回答：“大概也就十几万人吧！” 对方听后非常吃惊，马上“啪”地立正，向耿飚行了个军礼，尊敬地说：“您统率的军队人数比我国的全部军队还要多！” 这时旁边的一位瑞典官员也称赞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您是从伟大的国家来的伟大的大使！” 耿飚谦虚地说：“我本人谈不上伟大，比起国家和人民来，我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很想成为一座联结和沟通中瑞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桥梁。” 这次招待会很好地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和耿飚的才华和风度，瑞典的报纸和电台也专门报道了这次盛会。  但不久以后，耿飚就因为疏忽而犯了一个错误。那是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逝世后，耿飚派秘书立即将唁函送到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瑞典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阅读唁函后，指着函中一个词，严肃地说：“这个词不应该这样写。” 秘书于是把唁函带了回去，耿飚又请来法律顾问仔细研究，法律顾问阅读完唁函后，不禁吃惊地说：“糟了！这个词少打了一个字母，把'悲哀地’变成'荣幸地’了！” 耿飚于是决定立即重打唁函，把那份有错字的换回来。他亲自把新的唁函交给瑞典外长，并就错误诚恳地向他道歉，向瑞典王国表示深刻的负疚之情。 瑞典外长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说：“听了大使阁下的说明，知道你们的这个错误只是技术上的失误，这不会妨碍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况且大使阁下知道此事后，及时采取措施改正了错误，还亲自前来登门道歉，这充分说明了你们的诚意。因此我不仅不会为了此事而指责你们，相反我被你们知错即改的行动和阁下真挚诚恳的精神所感动，从而更加深了对中国的尊敬之情。” 尽管此事圆满解决，但耿飚却认为教训十分深刻，因此他对使馆人员作出了两点指示：1.要加强外语学习；2.要加强全体人员的工作责任心。耿飚本人也带头学起了英语。  耿飚（右二）和使馆工作人员合影 我国驻瑞典大使馆成立之初，由于工作人员很少，经常会出现忙不过来的情况。有一次耿飚要出去参加活动，司机却恰好出去办事，耿飚于是决定自己开车前往，但使馆的同志劝阻他说：“大使开车，有失身份，可能会招致别人讥笑。” 耿飚却毫不在意，他说：“从使馆内部来说，大使和司机只是分工不同。分工是为了搞好工作，互相帮助也是为了搞好工作，这里没有什么'有失身份’的问题。” 耿飚亲自开车果然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但大家不是讥笑，而是赞美，瑞典的外交官员称赞耿飚说：“大使阁下自己开车，了不起！”“耿大使亲自掌握方向盘，佩服！” 这样一来，耿飚开车不仅没有“有失身份”，反而大大增加了中国大使馆和自己的知名度。后来他还通过考试，得到了瑞典的驾驶证，他曾自己开着车，参观考察了瑞典和丹麦等国家的不少地方。 耿飚到瑞典上任后，正值抗美援朝期战争打响，他虽然身在北欧，却一直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和美国的态度，他带领使馆人员向国际友人介绍朝鲜战场的真实情况，揭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凶残行为。 一位瑞典的医学博士在听了耿飚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介绍后，亲自到朝鲜进行了调查，证明美军的确使用了细菌战，并在报纸上公布了调查结果，搞得美国十分狼狈。 耿飚在瑞典期间的外交活动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插曲。有一次，以色列驻瑞典的大使来到中国大使馆拜访时，问耿飚说：“你和林彪将军是不是兄弟，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林彪 以色列大使怎么会把耿飚当成林彪的兄弟呢？原来由于“飚”和“彪”同音，他便误以为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他按照西方人名在前、姓在后的习俗，又误以为耿飚和林彪都姓“biao”，而且都是将军，于是才提出了这个问题。 耿飚弄清楚了误会的原因后，解释说：“'飚’和'彪’是同音不同义的两个字，是名而不是姓，我和林彪将军既不是兄弟，也不是同族。” 以色列大使有些尴尬，于是又赶紧问道：“这两个字是什么含义？” 耿飚说：“'飚’字的含义是大风，'彪’字的含义是小老虎。” “哦，大风，小老虎……”以色列大使一边说着，一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1953年，瑞典副外长哈马舍尔德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周恩来马上指示耿飚找他面谈，争取他就任后，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努力。  哈马舍尔德 哈马舍尔德和耿飚是老朋友了，他答应了耿飚谈话的请求，两人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幽静的小图书馆进行会谈。耿飚向他提出了中国的要求，哈马舍尔德表示自己愿意支持新中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但他担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联合国已经被美国操纵了。 后来由于美国的阻挠，我国继续被摒于联合国之外，但这次会谈，使哈马舍尔德加深了对新中国的印象，从而有助于他处理联合国的有关事务。 1956年春，耿飚接到国内调令，调任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原来的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则调任驻瑞典大使。这是一次正常的职务调动，但从气候上来看，却是一次有趣的“冷”和“热”的对调，因为瑞典位于寒带地区，而巴基斯坦常年高温。 韩念龙 后来耿飚和韩念龙见面时开玩笑说，自己从冰窟跳进了火炉，而韩念龙则是从火炉掉入了冰窟。对于这件事，毛泽东说得更风趣，他说：“耿飚和韩念龙，一个是热处理，一个是冷处理。” 就这样，耿飚离开了工作6年的瑞典，开始了新的外交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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