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上儒者或为官儒，或为学儒。有人官做得好，学术上没有创新；有人学问上有创新，而政绩平平。全儒要在学理与术用上都突出，一个人精力有限，都做好必然顾此失彼，难上加难。有人说，史上全儒只有两个半人，一位是孔子，一位是王阳明，那半个即曾国藩。这判断大体合理。孔子理政有些业绩，培养理政者有大业绩，又是儒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带兵平叛剿匪功勋卓著，王氏“心学”影响深远。这两位全儒实至名归，他们把知与行统一得好，是有大成者。 曾国藩为清朝中兴四大名臣之首。他组建湘军，攻灭太平天国，从稳定社会的角度看，是正面的，从镇压农民起义的角度看，是负面的。而太平军高层迅速腐败，内讧频发，得了政权也未必比清庭好多少。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各说各话，都有道理，难为全功。他的立言精髓体现在《曾国藩家书》中，行文里有许多体验理性的名言，但没有特别的学术贡献，不能自成一派。此君在学理与术用两方面均有些成就，但都不那么充分与确定，算他半个全儒，说得过去。 曾国藩一生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咸丰在世时承诺，谁夺回南京就封王。曾国藩做到了，但是后咸丰时代的掌权人是慈禧，只给他个侯爵。这就是不祥信号，湘军强大，清庭衰弱，这态势对双方都很凶险。于是，曾国藩主动请准，削减了25000名曾家军，主动后退示弱，让朝廷放下心来，依然敢于重用他。古来就有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的说法。曾国藩无疑是大隐者。他的隐忍功夫就是“耐烦”。隐于野者要耐得住寂寞，隐于市者要耐得住诱惑，隐于朝者要耐得住繁杂。做大事的人烦心事多，需要动中求静，进退自如的高端修炼。曾国藩的体会非常真切，再烦也要忍着，当然还要有排解本事，转移压力，不知他有什么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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