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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宝训》中记录了朱元璋的主张：“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攸叙，其功参于天地。”为了巩固君权的稳定，统治者用纲常伦理对被统治者进行禁锢，植入封建王朝需要的世界观。 明代理学主要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个派系，本文所说的明代理学特指处于官学地位的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独立于本我之外的理，强调格物致知。 它起源于北宋，经过程颢和程颐等人的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在明代因社会环境的变化，其重要程度也有所改变，由明初的唯我独尊逐渐变得格格不入，从鼎盛走向衰落。  奉若神明的官学地位1、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确立 明初胡惟庸案的爆发，是皇权与相权的角逐，随着胡惟庸的人头落地，明太祖朱元璋一纸饬令——下旨废除丞相制度，千余年的帝相纠葛宣告结束。崭新的大明王朝开始了“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统治时代。 无论是刚刚起步的明王朝，还是全新的政治权利机构，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思想加以支撑。作为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新儒学，程朱理学被视为官方统治思想，定为一尊，一时间风头无两。 在其官方化的过程中，统治者对它进行了修剪，抹杀掉其中的社会批评意识，留下“存天理，灭人欲”的政治主张，强调以礼义治心，对人们进行道德约束。  程朱理学是以传统儒学为主体，融合了佛家、道家的思想，将其系统化、哲学化得到的产物。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源于“天理”，人性本善、社会的礼教秩序都是“天理”所赋予的。礼乐崩坏，人心不古，国将不国。 《明太祖宝训》中朱元璋就曾对尚书牛谅有过这样的表达：“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交易几尽。” 为了让人们重新回到三纲五常的社会中，明太祖朱元璋选择复兴儒学、重建伦理纲常。父子君臣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分明，加强人们对君权神授的认知，人人恪守己分，为根基尚且不稳的大明王朝打造一个徐徐图之的安稳社会环境。  2、科考指导思想的确定 程朱理学作为王朝的最高意识形态，地位固然尊崇，但未免有些高高在上。如何帮助它深入民间，让社会的各个阶层，最重要的是让全天下的读书人都能感受到程朱理学君权神授的内在含义是至关重要的。 将其设置为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给予它的现实基础。《东林列传》中记载明太祖设立太学之初，即规定天下学校 “一宗朱子之学，今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 朝廷划定了考试范围，这种明显的倾向性促使读书人的思想学习倒向程朱理学。永乐年间，科举成为士子求得仕进的唯一有效之途。  《明史·选举志二》记载，明永乐天顺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就这样，科举把程朱理学带到了读书人身边，他们日夜研读学习，经他们之手渗透到更多人的生活、思想中。 寒窗苦读十余载，只为一朝成飞鸿。在学好程朱理学，才能入朝为官的大环境下，所有的士子们心甘情愿地钻进朝廷为其精心打造的思想牢笼。 3、三部理学大全的问世 《明实录·太宗实录》记载明成祖朱棣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三十九人集注诸家传注而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大全主要辑录了程朱理学家的相关儒家学说。  有了这三部大全，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化，考试内容也更加局限、固定。《明史》记载永乐间科举指导书籍, 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只用陈澔《集说》。自此，“二百余年以此取士, 一代令甲在焉。” 陈腐僵化的弊端凸显1、文学思想上的枯竭 凡事有利有弊，尊崇程朱理学的确帮助统治者稳定了明初的政局。然而长时间的八股取士，使读书人的思想被禁锢在新儒学的方寸之间，缺乏拓展创新的能力。不与先秦文学诸子百家的璀璨相比，就连程朱理学内的支流派系也都如槁木般没有生气。  方孝儒、曹端、胡居仁等明代理学家大都是是朱熹门人的支流余裔。他们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培养理想人格，是品行高洁的君子。但可惜的是，长期生活在理学压制的氛围中，他们的思想很难再进一步打开，于学术上并未有太多精进之处。 《明史·儒林传》这样评级他们的学术风格：“谨绳墨，守先儒之正，无敢改错。” 他们亦步亦趋地跟随先辈的步伐，袭前人之糟粕，不敢稍越藩篱。纵观大明二百七十年的时间，竟未闻以此名家者。 及至陆王心学的到来，算是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文学环境中激起了一层涟漪。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强调世界的本源是内心，比起程朱理学穷尽力量去探索事物真理，它强调知行合一，打破传统理学能知不能行的困境。  然而王阳明的心学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程朱理学是用外在的天理来压制人的欲望，而心学则是靠人自身去控制欲望。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对于人性的压制，培养人们的奴性，扣上一把道德枷锁，所有人都一板一眼地生活，如同统治者手中的提线木偶一般。 2、经世致用之人奇缺 读书人是国家的希望，而明朝的士子们只学习四书五经，每日修身养性，却缺乏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就算是已经有所进步的心学也只是主张把儒家的伦理用之于道德践履。 明代理学（包括陆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先秦孔派儒学“学以致用”的传统，束书游谈，与社会实际情况脱节。对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曾吐槽到：“夫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不顾郡邑之大利大害。”  偌大的大明朝，纵观天下读书人，居然找不出几个务当世之务的人才可用。李塨曾在《拟太平策》中时文之害说：“自明之末世，朝庙无一可依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请。” 走向末路的明代理学1、统治阶级的昏庸 皮之不复，毛将焉存？作为官学的理学与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明末土地兼并严重、吏治腐败、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严重，再加上出了几个奇葩皇帝，如修仙练道的嘉靖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醉心木工的天启皇帝，社会动荡不安。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写道：“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  朝局不稳，人的欲望无限放大，远非理学能够遏制的。随着三百年大明王朝的轰然倒塌，赖以生存的理学怎能苟活？最终抵不过顺势而衰的自然规律。 2、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海禁政策解除，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商人获利颇丰，一时间社会重商风气盛行，动摇了明朝“以农业为本”的国策。 《明史·食货六·上供》有这样的记载：“（嘉靖）中年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帝日黩货，开采之议大兴，费以巨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 在重商的大环境下，社会奢靡之风盛行。人们试图挣脱理学带来的道德枷锁，反抗原有的封建礼教，去追求物质享受，出现了一种“向钱看”的价值取向。  明末张献忠曾经说：“皇帝极是难做，我若有金银数万两，绒货数万挑，驴马千百头，往南京作绒货商人耳！” 理学所倡导的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生活节俭的生活准则已经名存实亡了，传统的伦理纲常、社会秩序彻底被颠覆。人们对于金钱的欲望与向往冲破了理学的禁锢。 结束语存在即合理，理学的繁盛是出于明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国家初定，百废待兴，百姓安分守己的务农，遵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人与人相处讲究仁、义、礼、智、信。  然而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理学腐朽僵化的弊端凸显，且不能及时地进行自我更新。最终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随着它服务的明王朝一起衰落，倒在历史的车轮下。 参考文献：1、《明代庙堂理学、民间理学发展特点——兼论汉学、宋学的统一性》 2、《论明代的理学和心学》 3、《论明代程朱理学的衰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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