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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自少康中兴后，又经历了杼、槐、芒、泄、不降、扃、传至孔甲。孔甲信奉鬼神，骄奢淫逸，生活相当腐化；自孔甲始，夏后氏的威德逐步衰弱，诸侯陆续背叛夏后氏。孔甲死后其子皋继位，皋死后其子发继位。皋和发在位时间仅有10年时间，自然不会对夏之渐衰之势有任何回天之力，相反，他们可能更是夏朝衰亡的“推进器”。到桀时更是将荒淫发展到了极致。他大修宫廷、恃宠女色，打击忠臣、专信嬖佞，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夏朝逐渐失去民心和执政的基础。 商部族是夏朝的一个方国，发展至夏桀之时，已在诸部落间渐成规模。据记载，在帝泄之时，商族上甲联合河伯消灭有易氏，势力渐强；皮氏发生内乱，商族乘机派军灭之，部族力量进一步壮大。发展至商汤之时，商汤讲求以德治邦，在诸侯中的威信非常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诸部族拥护商汤为首领共伐夏后氏，发生了夏商更替的决定性战争－－鸣条之战。 鸣条之战，对于统治都夏后氏而言，是被动消极应对之战，所以基本没有备战之说。但对于商部族来讲就不同的，这是一个新兴的部族，就像一个人刚刚进入中青年时期，而且是一个品德兼优的中青年，自然会受到另人的追捧，当然会励精图治努力成就一番事业。 对于此役，在时间和地点这两个涉及战争的重要因素方面，从史籍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看，尚未统一于某一权威结果。在详细论述此役具体情况及分析研究战争前，如不把这两个因素确定好，所作的分析和研究就会成为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鉴此，我们先研究确定此役的时间和地点。 首先，关于鸣条之战的时间问题。 关于鸣条之战的时间，主体有3种说法：①公元前1766年说；②公元前1600年说；③公元前16世纪说。下面一一分以分析： 对于公元前1766年说，时间已很精确。按理说能够确定如此具体的时间，应该会有比较可靠的历史典籍为依据，但纵观各类史籍也没有明确提到。就鸣条之战对于夏朝的影响而言，应该是毁灭性打击，之后不久商汤即宣布商朝取代夏朝而成为第二个大一统王朝。但夏朝的灭亡时间是公元前1600年，这与鸣条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766年相隔太久了，商汤不可能等待这么久才取代夏朝。所以，说鸣条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766年，也是值得商榷的。再退一步说，如按一些研究结论，把公元前1766年看作是商开始伐夏的时间，而不是鸣条之战的确切时间，那么1766年也大致是夏帝泄（前1790－－前1764年）在位时间，而商汤是在孔甲（前1664－－前1655年）在位期间才出生，这显然又不合理。所以，公元前1766年说可能性不大。 对于公元前16世纪说，也即指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01年期间发生。但据国家公布的历史纪年时间看，夏朝持续时间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也就是在公元前17世纪，夏朝已经灭亡了，何以说鸣条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6世纪呢。所以公元前16世纪说也是一种推测。 最后，对于公元前1600年说，实事求是地讲，就目前掌握的史籍来看，没有哪一本确指鸣条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持公元前1600年说的人，总体上根据断代工程确定的夏朝起止年限，但又不能确指发生时间，所以就把夏朝的灭亡时间与鸣条之战的发生时间一致起来，按此，至少不会出现大的差误。 鉴上，确定鸣条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按此结论展开后继问题的讨论。 其次，关于鸣条之战地点问题。 确定好鸣条的确切位置，是描述和讨论此役的基本前提。 梳理各种军事书籍研究结果，对于鸣条的具体位置，主要有“两省五地”的说法，分别是山西省的运城县东北、夏县西北和安邑西，河南省的洛阳和封丘东。细究起来，山西的三个地方相距不远，如果把考察的误差和记述方式产生的错漏忽略，其实这三个地方应该指的是同一个地方，为便于记述，可统一称作运城地区。洛阳和封丘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相距也较远。鉴上，总体上讲，鸣条的具体位置主要有运城地区、洛阳和封丘东三个地方说，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合理，我们略作分析。 首先明确几个确定的问题：一是当时夏朝都城在斟鄩，也即现在的洛阳附近；二是在商对夏进行鸣条之战前，已经攻灭了夏朝盟国葛国（今河南宁陵东北）、韦国（今河南滑县东南）、顾国（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氏国（今河南许昌）。三是从禹建夏朝定都阳城至癸迁都斟鄩（今河南洛阳偃师），夏朝共历经8次迁都，分别是启迁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太康迁都斟鄩、相迁都商（今河南商丘）、少康迁都纶城（今虞城县）、杼迁都老丘（今河南濮阳)、廑迁都西河（今安阳汤阴)、皋迁都渑池（斟寻与三门峡之间）、癸迁都斟鄩。总体上看，是沿黄河自西向东发展，这符合华夏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但从夏王孔甲之后，皋和癸又将都城自东迁回西部，而此时期，正是夏后氏的威德逐步衰弱、诸侯陆续背叛夏后氏之际，这也正说明了夏朝的根基仍然在西部，换句话说，如果寻找东山再起机会，必定会选择西部为基础。 基于以上诸因素，分析认为鸣条最有可能的位置应该是山西运城地区。按此往下推论：商汤采取先除羽翼、后攻夏都的战略，先期陆续攻灭葛国、韦国、顾国和昆吾氏国，然后进攻夏都斟鄩。夏桀连忙指挥夏军撤出斟鄩，向故都安邑方向退却。商军在河曲渡过黄河，向安邑方向追逐夏军。两军在鸣条地区遇战，商胜夏败。所以鸣条在运城地区比较合理。至于，封丘东说与弱肉强食的道理不相符，洛阳说战略纵深太浅显然不符合实际。 鉴上，关于鸣条之位置，确定为今山西运城地区，按此讨论后续问题。 接下来，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商胜夏败的原因。 首先看商朝胜利的诸因素。 诚然，战争也绝不是军事实力的简单比拼，如是那样，战争反而变得简单得多了。其实，战争不仅是军事实力的比拼，更是综合实力的较量，是多方面因素的组合效应。商朝的立国之战就是多种因素综合发挥效能的结果。在军事力量取得九征（也有史料说是二十七征）的胜利之外，商部族的统治者商汤还做了这些保证性工作。 ①做赢得民心的工作。商汤是一个极讲正义和公平的部族首领，在一次次主持正义的战争和征伐中，赢得了天下民众的信任。《太平御览·皇王部·卷八》援引《帝王世纪》：“诸侯有不义者，汤从而征之，诛其君，吊其民，天下咸服。”“成汤捕鸟”的故事更是说明汤的仁义和博爱，其目的就是“除残去虐”，从而赢得更多诸候和百姓的爱戴，为其彻底推翻夏王朝的统治奠定群众基础。《孟子·滕文公下》对此有生动的描述，曰：“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各诸候对于商汤的军事行动不是看作征伐，而是当作对自己的解放，竞相“责问”为什么不早点来“征伐”我。可见，商汤在夏朝各诸候部族中的地位甚高如此。 ②做统一思想的工作。《左传·昭公·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于楚子曰：“臣闻……，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君其选焉。”商汤的“景亳之命”讲的是商汤取得鸣条之战决定性胜利后，从旧都商丘迁至景亳后，商汤在景亳举行诸候大会，宣告自己征伐夏桀完全是替天行道，是向上天“请命”、“受命”，转而拿“天命”、“帝命”对天下诸候发号施命；同时，也是借助诸候大会，扩大商部族在诸候中的威信和影响，从而确立商汤在讨伐夏朝行动中的领导地位。可以说，这是一次行之有效统一思想的非常之会，在“万国”之邦的夏朝时代，这样统一思想的工作可起到事半功倍的特效。关于这一点，在后续的典籍中多有记载佐证。《诗·商颂·长发》：“帝命不违，至于汤齐。”《诗·商颂·玄鸟》：“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墨子·非攻下》：“天乃命汤于鏕宫，用受夏之大命……属诸侯于薄(亳)，荐章天命。”……这样的例证很多，用不着一一列举。这些例子都证明，讨伐夏朝是承天之命，是被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的。 ③做鼓舞士气的工作。这一点上，《尚书》所载的各篇以“誓”为主要内容的篇章，是宣扬战争的“义战”性质，借以向天下召示其“师出有名”，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通过“誓”，清晰表达一种发动战争的主张，以此为吸引和网罗天下英才和有价值认同之人的明确口号，从而达到鼓舞动员参战人员士气，凝聚巨大战争力量的目的。商汤伐夏桀前的《汤誓》就是这样的典型。其言：“……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这段临战动员，指出夏桀有罪在民，讨夏之命在天，替天行道是正义之战，解救人民是人心所向；同时，也把支持战争与否的立场向老百姓讲清楚，让民众别无选择，只有同仇敌忾共同杀敌。 上述诸因素是围绕鸣条之战所开展的思想政治和宣传工作，可以说战争未开始，商部族就羸得了主动。那么，具体到鸣条之战本身，商部族取用的原因是什么呢，大体如下： ①积极谋求知己知彼。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商汤也知道这个道理。商汤为探得夏之实情，以与伊尹反目成仇为由，亲射伊尹三箭掩人耳目，打消夏桀疑虑，使伊尹顺利打入夏朝核心统治层三年之久，掌握了夏桀淫惑于末嬉无心问政、上下官员互相痛恨一盘散沙、百姓苦不堪言积怨很深的实情。按《孙子兵法·用间篇》的分类看，伊尹就是“生间”。正是伊尹掌握了夏之实情并向商汤及时报告，成为商汤决定伐夏桀最直接的因素。商汤和伊尹认为，掌握了这些情况还不够，夏后族毕竟统治夏朝达400年之多，虽有目前的衰败之像，但其在各部族中的威信究竟还有多大，是不是还能一呼百应，也或是仍有绝大多数部族支持拥护夏后族，这一点必须查证清楚，否则就会全功尽弃。为此，在商汤准备讨伐夏桀之年，商汤按伊尹谏言，采取抗贡的方式以观夏桀的动向。果然，夏桀征召了九夷之师共同征伐商部族，商汤向夏桀请罪并立刻进行朝贡，消除了夏桀的怒气才算了事。第二年，商汤仍然不行朝贡，夏桀愤怒，征召九夷之师伐商，但此时，九夷之师就没有听召的了。于是，商汤明了，夏桀已众叛亲离，民心基础已毁于一空，在各部族中的威信也丧失殆尽，征伐夏朝的时机已经来临。 ②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从战略上分析，商部族决心灭夏是既定目标，为此确定了先剪除羽翼、渐次吞食，直至消灭夏朝的战略计划。在攻取夏都斟鄩前，商汤已率军队先后攻灭了夏朝盟国葛国、韦国、顾国和昆吾氏国，实际是把极大削弱夏朝的盟国力量，斩断了夏朝可能得到了东方的支援；在此基础上，大军继续向西夏朝斟鄩压境。从战术上看，商部族从亳出发，没有沿黄河向上游直接向斟鄩进兵，而是向南绕道昆吾和钧台一线，直接迂回到斟鄩东侧，让夏王朝措手不及。这一大迂回战术的运用，说明：一是按常理推论，古老民族都是逐水系生存，黄河沿岸必然是人口众多和交通便利地区，商汤有意而避之，对整个战争来说起到隐蔽企图、快速突击的目的。二是前面已经阐述，夏王朝的基础应该在斟鄩西侧，商汤采取大迂回战术绕到斟鄩西侧，一方面可有效切断来自西方对夏王朝的支援，一方面也有切断夏桀退守后路，达到全歼的目的。 ③首创使用战前阵法。《墨子·明鬼下》记述：“汤以车九两，鸟阵雁行。”孙诒让间诂：“《六韬·鸟云泽兵篇》有鸟云之陈，云：“所谓鸟云者，鸟散而云合，变化无穷者也。”这两篇古籍，都说明了商汤在与夏桀对阵之时，采取了后来被史书称之为“鸟阵雁行”的阵法，向夏军阵地发起进攻，一举突破夏军防线，直捣夏朝都城斟鄩。《孙膑兵法》也有记述，在《十阵》篇云:“雁行之阵者,所以接射也。”“接射”即逐次进行射击。综合上述史料记述，不难理解，“鸟阵雁行”其实讲的是“鸟云阵”和“雁行阵”两种阵法的融合，简单地讲，就是指挥军队像鸟一样迅速展开成大雁的队形（人字形），两翼逐次展开,有利于发挥弓弩之威力。鸣条之战是最早有确切文字记载的一次使用阵法的作战，可以说商汤有作战阵法上的首创之功。面对变化多端的阵法，加上夏朝军队士气的低落，一正一反，夏朝军队在气势如宏的商汤军队面前不堪一击，迅速崩溃。 当然，商部族的胜利，除其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它因素值得重视。比如，商汤重视并善用伊尹、仲虺等贤臣，而夏桀却无理杀死关龙降；再比如商汤作为君主的贤良与夏桀作为君主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孰得人心一目了然。等等，不一概举。 反观夏朝的失败，又是有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首先，不难看出，商部族取用的上述诸多方面因素，自然是夏王朝所不具备或是缺少也或是行之甚差的方面。除此之外，不难想象，夏朝延续至桀，统治的时间已达四百多年，夏桀昏庸无道，骄奢淫逸，百姓怨声载道；在部族内失去了民心民意，在部族间丧失了威信，不再唯夏后族是听。所有这一切，完完全全把一个即将灭亡的朝代最明显的特点展现无移，就像即将轰然倒塌的万丈高楼一样，拆去根基的一块砖，大楼便会倾倒。鸣条之战就是压向夏朝的一根稻草。 除此之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应作较详细的分析： 第一，关于战争准备问题。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时代，王权天授的思想深深植入人们的认识域。如果说这一思想随朝着代更迭，越来越被统治者当作统治愚弄人民的幌子，但夏朝是第一个朝代，这种愚弄把式统治者尚未运用娴熟，更别说人民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而更多的是认为统治人民是天授之权，被统治也是天授之意，统治者不管如何骄奢淫逸、胡作非为，那也不影响统治的地位；老百姓不管遭受多大的痛苦和灾难，那也只能逆来顺受。夏桀无道，其忠臣龙逢进谏曰：“君无道，必亡矣。”夏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太阳不会消失夏朝就不会灭亡。可见这种思想在人们意识当中已根深蒂固。受这种思想支配，自然不会想到商汤会反叛，也不会做任何战争的准备。《墨子》就将夏桀之行为，与后来的商纣一起当作不进行任何战争准备的失败例子，道：“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王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以上，是统治集团在更迭若干代之后，根本不知道身为王者的使命任务，只是一味享受既得的富贵，且没有能力认知到潜在的危险，所以遭受灭亡那就再自然不过了。 第二，关于红颜祸水问题。夏桀时期的红颜：妺喜，其在夏朝灭亡的历史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国语·晋语》：“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太史公在《史记》论述外戚世家时，总结道：“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稍后的《列女传·孽嬖传》道：“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乱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汤遂放桀，与末喜嬖妾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颂曰：末喜配桀，维乱骄扬。”综上，典籍可以说是一边倒地贬斥末喜，认为红颜祸水害国害民。其实，末喜也确实充当了绝对内应的作用。他向伊尹传递信息说：“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连夏桀做什么样的梦都要向伊尹传递，可见其背叛夏桀之深。而且这都是枕边的信息，当然可认为最可靠。于是伊尹悉数告之以汤，商汤不顾国内干涸，仍然履行盟约兴师征伐夏桀。从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妺喜肯定不是夏朝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但也肯定是夏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鸣条之战是夏朝衰败直至灭亡的决定性战争。此役之后，夏朝迅速衰败，商汤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手段，争取方国支持，赢得民心民意，建立商朝，这是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结果。在胜败之外，客观地就战争本身而言，是诸多军事思想和战争战法的滥觞。 就军事战略而言，开创了军事战略指导下的战役战术递次实施的先河。消灭夏桀王朝是商汤部族的战略目标，在此战略指导下，商汤采取剪除羽翼、各个击破、渐次达成战略目标的实施步骤，不是盲目随意而为之。先有战略，后有战役战术等行动，鸣条之战应该是首创。 就军事行动而言，一是商汤借故不纳贡以探夏桀的态度，之后又主动认错以求宽解，从心理上让夏桀放松警惕，这是心理战之首创。二是商汤出征前作《汤誓》，以统一将士思想，宣扬正义之名，博得天下民心，这是宣传战之首创。三是商汤借故与伊尹反目，为伊尹在夏桀身边奉职创造条件而实为商汤传递情报信息，按孙子之意，这是典型的“活间”之间谍战首创。 就作战方法而言，一是商汤采取大迂回的战法，绕到斟鄩西侧，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目的，开创了迂回包围战法之先河；二是使用“鸟阵雁行”阵法，使有限兵力更加优化组合运用，以致发挥最大效用，这也是军队阵法应用之先河。 鉴上可知，鸣条之战，可谓是我国早期战史卓越不凡的经典之战。 在取得鸣条这一决定性战争胜利之后不久，商汤即在西亳邀请天下诸候召开景亳大会，强调“受命于天”，用向上天“请命”、“受命”，转而拿“天命”、“帝命”对天下诸侯发号施令，以此宣示推翻夏桀之举的合法性。至此，商汤才名正言顺地取夏而代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朝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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