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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都可以在媒体上看到，说是年轻人都不愿意进工厂，其实说的人比较委婉，实际上是说都不愿意去车间当工人。有些专家还认为是年轻人缺乏奋斗精神，越来越懒了；也有人认为是快递和外卖行业抢走了这些人。  原因究竟是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文化、价值观，甚至哲学之类的复杂因素，还不就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是经济组织的核心和基础，一个企业可能是高收入，而没有文化和价值观的，比如某高速公路公司；但不太可能存在，企业有着极高的文化和价值观，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收入。  我们今天就继续拿杭叉集团来说一说，但今天的重点略有不同，主要关注他们与员工相关的支出和人均收入变化等情况。  五年来，杭叉集团的员工人数，从3362人增长至5416人，增长了61.1%；母公司的增长仅为22.1%，主要的增长来自子公司，达到了90%。这是其为社会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这方面多少还是有些功劳的。  而这五年，杭叉集团的营收增长了1.7倍，应该说其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应带来的红利还是很大的。给股东带来的红利体现在净利润上，五年增长了1.26倍。  给员工带来的红利就是支付给职工的现金增长了1倍，但由于人数的增长，支付给职工的现金，人均增长才26.2%。员工相关的支出在营收的占比，在人工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仍然下降了1.9个百分点。两者一对比，大家多少能看出点情况了。  人均营收和人均收入都在保持增长，显然人均营收大多数时候比人均收入的增长要更快一些，5年累计人均营收增长了67.5%，前面已经说过人均收入增长了26.2%。这不能说一定就有多么不合理，毕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公司和员工共同分享成果，但结合着五年杭州的房价变化，可能杭叉的员工体会就不一样了。  有朋友已经注意到了，员工收入还存在被平均的现象，比如高管的收入和员工的倍差，在2017年时两者的倍差只有4.1倍左右，2021年就已经达到了8.8倍，这五年来（2021年和2016年比）倍差扩大了5.1倍。高管们的收入当然是跑赢了公司的增长，也跑赢了杭州的房价，也超过了股东收益的增长，而且还给普通员工（特别是生产一线员工）带来了平均效应。  分专业来看，2017年占比42.1%的生产人员，2021年增长至47.2%，快要接近一半了；技术人员也有一定的占比上升。销售人员、财务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占比均有所下降。  对于准备选专业的学生朋友或家长来说，理工科可能是现在相对较好的选择的，毕竟这方面的人员增长较快，而传统的财务、行政等方面要么增长很慢，要么还是下降的。  杭叉集团是我分析过的公司中，比较少见的学历构成还在下降的公司，其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员工已经接近六成，而且连续三年占比上升；就连本科及以上的员工占比都是下降的。  其实各个学历的员工都在增长，5年来增长最快的是高中及以下的员工，又由于其基数大，所以占比明显上升，挤压了其他学历员工的占比。 结合着生产人员和子公司人数占比的上升，学历的构成变化就好解释了。由于扩大产能，主要需要的就是生产和技术人员，显然生产人员需求更大，那么适合这个岗位的员工主要就是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或者说，他们给出的待遇也只有这些议价能力相对较差的人群愿意接受。 我当然不是批评杭叉集团，毕竟他们给社会带来了5416人的就业，特别是给高中及以下的这部分人群带来了3221人的就业，还是值得尊重的。企业要面临竞争，员工的待遇情况不能太脱离市场，不然就会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大发展中，其实受益的人群是有限的，甚至很多效益良好的公司，普通员工的收入是处于相对下降中的。昨天看到一个视频中，一位小姑娘在用政治经济学解释人口问题，说分配问题，导致“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普通人无力支撑包含养育下一代劳动力的支出，所以被迫不婚不育。我当时还笑了笑，现在看完这个数据对比，多少有些共鸣了。 看似某一家公司的问题，其实是全社会面临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或许是需要考虑分配体制改革的时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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