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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历史的转身 都在风中徘徊了很久、很久  【启蒙时期】第 12 篇文章  自然权利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眼里有所不同，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权利还仅仅只是人类学的一个概念，只适用于人，到了斯宾诺莎这里，自然权利就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不仅适用于人，而且还适用于这个世界中的万事万物。这和他的泛神论哲学观如出一辙。 霍布斯将个人的生存当做第一前提，斯宾诺莎也同样如此认为。在霍布斯看来，追求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是任何自然人所共同拥有的，且无关乎善恶。这种权利适用于所有人，无论他是一个理性人，还是一个非理性人。 在斯宾诺莎看来，只有理性才能使人获得自由，当我们被想象和激情所主宰时，我们的自然本性便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是，倘若我们听从理性的教导，那么我们的自然本性便是相同的。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就是“唯有遵循理性的指导而生活，人的自然本性才会必然地永远地相符合”。  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始终活在恐惧之中，担心被拳头比自己大的其他人当成猎物，因此出于一种理性的考虑，所有人签订契约，建立了国家，国家的一个根本性目的就是保护在这个国家下的人的安全。在斯宾诺莎看来，在自然状态下的人，至少就大部分人来说是非理性的，总是受到情感和欲望的摆布。尽管这样的自然状态比霍布斯笔下“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要温和一点，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这样的自然社会必定被永无宁日的冲突所包裹。  在斯宾诺莎看来，因为大部分人都是非理性的，所以建立国家就不能通过人的理性。因此，建立国家就只能诉诸于人的激情。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再三强调：“一个情感只能通过一个和它相反的，较强的情感才能克制或消灭。” 就自然本性来看，人最强烈的情感莫过于活下去，以得求存。这点和霍布斯的看法相同，霍布斯认为，让自己生存下去是所有人的第一本性。不过，霍布斯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权衡利弊后的理性做出了签订契约的行为，于此，国家才得以建立。而在斯宾诺莎看来，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普遍法则。因此，与其用理性去说服大家签订契约，不如就人性的这一普遍法则驱使大家签订契约。尽管这两者在效果上并无区别，但在手段上有着侧重点的差别。 就国家理论来讲，霍布斯式国家的最终目的是提供安全和和平，而在斯宾诺莎看来，国家的最终目的是自由。霍布斯谴责毁约，因为毁约会让社会倒退到自然状态。但在斯宾诺莎看来，当主权者的权力不够大时，毁约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斯宾诺莎说，政治的目的就是自由，而自由即是指完全听从理性的指导，自由人即为只凭理性生活的人。他写道：“真正的奴隶是那种受快乐操纵的人，他既不知道他自身的利益是什么，也不为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只有完全听从理性指导的人才是自由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理性呢？在斯宾诺莎看来，理性是指个人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人的爱，是对激情的抑制。遵从自己理性生活的人，意味着不再依赖教会的帮助，也不再依赖主人的命令，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的思想和决策，而不是人云亦云。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这种理性只能是少部分人才拥有的。 与霍布斯相比，斯宾诺莎走得更远。在霍布斯那里，契约是和理性的道德法则联系在一起的，而到了斯宾诺莎这，契约既没有理性的基础，也失去了道德内涵，纯粹就是一种无关善恶的权力关系。当霍布斯后来读到斯宾诺莎的著作后，也大受震撼，说斯宾诺莎比他走得更远，他是“不敢如此大胆地写作”的。  对于霍布斯来讲，大家通过契约建立国家后，将所有的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任何人反抗国家，即是不理性的，也是不道德的。但是对斯宾诺莎来讲，即便是国家建立之后，个人依然保留着他的自然权利，只要他觉得服从国家和法律对自己不利，那他就可以反抗，只不过一切后果自负。因为根据他的理论来讲，人遵守契约或服从法律的唯一基础就是“功利”，他说：“除非希望有什么好处，或害怕有什么灾害，否则没有人会订立契约或必须遵守他订立的契约。倘若失去了这一基础，那么契约就变得无效。” 在霍布斯那里，大家是将所有的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而斯宾诺莎的让渡，是所有人向社会全体让渡所有权力。因此这看上去人人都是平等的，以这样一种形式形成的社会就是民主政体或民主国家，但这是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而非近代意义上的间接民主。 民主政体拥有最高权力，不会侵犯到每个公民的自然权利，因为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所有人，而不是让渡给某个单个的人或少数人。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还是拥有平等的权利。 斯宾诺莎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这可能和他成长的环境有关。他一直对民主政体以及个人自由持有高度的肯定。如果说霍布斯笔下的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那么斯宾诺莎笔下的自由则是一种积极自由，他认为国家应该保护人们的自由，尤其是免于强迫和恐惧的自由。 当然，这种自由不仅仅是“say no”的权利，更是理性的自由。他认为，真正的自我保存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生存，而是理性的自我保存，也就是说，在理性的指导下去寻求最大的力量和真正的利益。对斯宾诺莎来说，这种理性的自我保存就意味着自由。 斯宾诺莎认为，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避免冲动的愚蠢，让人尽可能地受理性的约束，以便使他们能够和平与和谐地生活。因此，民主政体是一种理性的国家。毋宁说，斯宾诺莎是中世纪以来，第一个为民主制打call的人，在之前，人们都认为民主制是一个很烂的制度。 但是，斯宾诺莎的矛盾也正在于此，首先，他认为大部分人都是非理性的，而且也听不懂理性的劝导，而国家的建立也并非出自人的理性，而是人性的“趋利避害”，源于最强烈的情感。而根据他对民主政体的描述得知，这种政体下的人大都是理性的，这似乎就带来了一个疑问，人究竟是什么时候变得理性的？就好像，昨天还是非理性的大众，今天契约签订后，立马摇身一变，变成了民主政体下理性的人。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怎样发生的，斯宾诺莎留下了一大片空白。 或者换句话讲，民主政体这一块仅仅只是一种愿望，一种美好的想象。斯宾诺莎对于人性的洞察是精准的，但他给出的方子却偏于理想化。难道说民主政体下的人都是理性占大多数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看看如今太平洋对岸的老美就知道。 霍布斯文章回顾： 2022-09-02  2022-09-04  2022-09-06  西方大通史系列  ▲ 【希腊神话】  ▲ 【文明之初】  ▲ 【光荣希腊】 ▲ 【伟大罗马】 ▲ 【基督世界】 ▲ 【征战十字】 ▲ 【黎明曙光】 ▲ 【文艺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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