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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险起见，我将两千元的定期存款藏在书架里六十四开的红皮毛著里。书有个大桑皮纸硬套。这本书是我早在青少年飘流时，一位失恋的女朋友送的。我很珍惜它。这本书的套子里，还存有我过去流浪时的一些车票，和在艰难岁月里一些朋友鼓励的话。 我不常翻它了。每翻开有一股清晰的霉味。上午，我在写作，妻子要与我一块去逛大街——我们是从东湖乘车到水果湖市场，她要买健美裤，说是身上穿的那条颜色不鲜艳了。我不耐烦地说：“省委大院都很正统，你穿这些上班，怕是有人看不惯吧!”“屁话，现在的青年人那个不讲美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像你，老朽一个！还穿什么中山服，老里老气，看上去你更老了，我嫌你老了。”她说着，将头伸到我怀里，两只手抓住我的膀子，用那两颗会说话的眼珠楞我…… “好，你买吧”，我说。 “你跟我一块!”她撒起娇来。 我就说：“明天还要给我娘看眼。” “那不有药吗?”又说：“你看吧，我还不管了。” “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有她的牙……” “什么？那牙好好的，镶一嘴得百把元……”妻子很生气地离开我，愤愤地走了。连我八个月的女儿哭叫着吃奶她也不理会了。母亲在外间屋子里坐着。我不知道她是否听到这句话。 后来，妻子到外间喂奶，母亲就独自走到内间屋子里，倚在门框上。我猜想她在想什么，也许这些使她伤了心。 我无奈。近日没发表作品，因此没有“小自由”，连投寄稿件的邮费钱也没有了。工资每月按期缴给妻子了。因为我没与原单位商量，就在省委这边一个杂志社兼了职，原单位领导不高兴，就停发了我的工资。 从下月起，我就成了一个流浪汉了。我左思右想：三十多岁，人生度过三大阶段，一至十岁要饭、求学；十一二岁到社会上漂泊；二十至三十岁奋斗，刚立家有个工作，因改革的冲击，不安分又从内陆来到大都市，这生活的节拍使我难以应变，又必须以应变适应万变。 我放着定期存款，实质上是个空头衔，说穿了是个保管员，承担着保管的责任。花一分钱，都得跟妻子说好话。妻子很单纯，他总想不到我。总不想放钱给我，每月只给我拾伍元。不久，要电费的来了，她又从我身上“揩”走三块去。我剩下十二元钱，买几本杂志就花光了。幸亏作协有我年内的一篇散文，陆拾块稿费。我私下花了。我不抽烟，要像别人又抽烟又喝酒的话，咋过呀，不打架离婚才怪哩！ 女人总是头发长，见识短。她来了客人，乐了就给炒几个菜，还弄二两“白云边大曲”喝喝。可我的朋友来了，她基本上不说做饭，只好将朋友送进馆子里，吃过记在账上。 我翻看红皮书，回想着几天前发生的事情。正慢不经心，突然从夹页里翻出了两张贷款单。这是我几年前在家中创作时贷的款，这款如今利加利，增到两倍多了。分家时拨给了弟弟还。弟弟又因超生每年罚款，房子也盖不起，弟媳经常向弟弟唠叨。当初听你大哥的话，先结婚，而今，房子盖不起来。我娘家负担也重，咱可咋办哪? 而今，弟弟日子不好过。我有心想还这笔货款，可在城里混也难。高消费，低工资，加上来往不断的人来客去，节省点，委实是系紧裤带的了。她说的也有道理：“小孩呢?没安上户口，怀她时营养条件差，心脏有毛病。出生到现在，总是为她担忧，每天喝龙牡壮骨冲剂就得壹块多，每月至少四十元，哪来呀？ 上次回去，按旧规矩待了客，收了点钱，由于妻子叫苦，这钱都让父亲给妻子了。妻子也理所当然的收下来。一场大喜，放场电影，因电影费我们俩还吵了一架。村里人还背后嘀咕说我是“妻管严”。父亲也生气地骂我说：“别看你当什么作家了，我不指你，坑死坑埋，路死路埋!”那天，我委屈的掉下热泪，我很少这么脆弱过，而今，我用哭来表示我的无能无力。表示我男子汉的悲哀…… 此时，我仍想哭，眼睛发酸，眼睛发麻，我瞅着那旧贷款条，将它和我的存折分别放在两个纸页里，再重新放回原来的书架里。 我回过头，见母亲仍倚在那儿发呆，春天的风吹拂着她的白发，她全然不觉。这时，妻子小娇完全忘记了先前的不悦和扯皮，从楼下蹬蹬叫来房东的小女儿，用米尺量身高。她给儿子量了，对照儿童保健手册，说八个月超了标准。还有，她也量了几遍自己的身高，为了证明我只比她高四公分。 这时，她又在唠叨…… 我被这无形的打扰，消了无奈的不快。一地鸡毛的生活，谁不是这样过呢？ 1992年4月15日写于武汉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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