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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纲》－－史学的丰碑 《中国史纲》，作者张荫麟，一代英才，天才的史学家，英年早逝(年公37岁)，学界扼腕，国人叹息。《中国史纲》是张荫麟先生的主要代表作品。《中国史纲》在其逝世时尚且写到“汉帝国的中兴与衰亡”，故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即便如此，也不影响其人其书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恰恰相反，在张先生逝世之后，直至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史纲》在国内的相继出版，更加明证了张荫麟的史学天才和《中国史纲》的史学价值。 一、关于《中国史纲》史料的选择 偌大一部中国史画卷，每人每日每事都可以成为历史，如果细大不捐都写进去，姑且不说集任一时代所有史学人之力不可能完成，即使那样勉强完成那还能称其为“通史”吗？那不成了“中国史百科全书”。所以，张荫麟在写《中国史纲》之前，首先确立史料选择的着眼点和选择的“笔削”即标准。选择着眼点即主要选择什么样的内容作为著作的立足点。张荫麟在自序中就说明，《中国史纲》的着眼点在于：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化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因为，这些项目要到有文字记录传后的时代才可得确考。所以，本书以商朝为出发点，然后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即以所知商朝的实况为鉴别这些传说的标准。再看“笔削”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张荫麟主张在五个方面，即：新异性的标准、实效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和现状渊源的标准。他继而指出，除第四种外，其他四种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这为后人撰写通史类历史著作提供了一种方法范式。 二、关于《中国史纲》主要内容 《中国史纲》以商朝为起点，向前延伸至夏朝，向后仅说到东汉的中兴。从相对较完整的时期来划设，大致覆盖夏、商、西周、东周(春秋)、东周(战国)、秦、西汉、新朝及东汉等九个时期，每个部分遵照“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化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为主要内容进行讲解。 ①商朝。主要讲了商代的文化，包括：商人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法，农作物有黍、稷、稻麦、蚕、桑。渔猎和畜牧是商人的盛大的生产副业，至迟在商朝末年，商人并且曾利用象去作战。商人已有铸造青铜器的工艺，商人的兵器及工具大部分已用铜制。从状人物的雕刻品和其他遗物，我们知道商人是席地而坐的。商人的交通用具有牛、马或象车，除普通的车外，又有兵车。姓和氏的分别，商朝当已有之，姓是旧有的族号，氏是比较后起的族号。商民族以一个王室和它的都邑为核心。商王对各诸候的控制能力并不一致，诸候对商朝也叛服不常，他们彼此间也不永远是和平的友侣。商朝王位的继承，自第二传以下，以兄终弟及为原则。商朝后期的最大外敌是西北的鬼方(其根据地盖在山西北部及陕西的北部和西部)。战争中大多数俘虏是用作奴隶。殷墟发现一块白陶上写着字，从这些字迹可以推知毛笔的存在。古代记载原有“商人尚鬼”的话，证以卜辞而知其确切。卜辞中有从丝从木的樂(乐)字，可见琴瑟之类当时亦已存在。 上述对商朝文化的记述，不全是抄录古籍所得，更多的是作者通过玩索之后的结论。对于文化特征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元素、每一个当时的状态，简单明了地摆在了读者面前，读起来自然，听起来得理，让人有一种不得不信之情愫。 ②夏朝。作者在《中国史纲》中将对夏朝的记述定位为“夏大事及以前之传说”。指出：夏朝历年约莫四百，其君位是父死子继而不是兄终弟及。夏国都的迁徙比商朝更为频数。夏最初君主禹历都阳城、晋阳、安邑，皆不出今山西的西南角。禹子启始渡河而南，居今新郑、密县间。以后除启孙后相因外患失国远窜外，夏主的迁徙，不出今河南的黄河以南，汝、颖以北。最后，作者更是强调：“若从夏朝再往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离奇的神话和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这说明，就作者当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及可掌握的史料看，再追溯夏朝以前的事，不免会落入离奇的神话和理想化的传说中而不可析辨了。这也充分证明作者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③周朝(西周)。作者在此书中将对周朝的记述定位为“兴起”。何谓兴起，指的是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所以，《中国史纲》里清晰地指出周朝是在商的最后一百年时间内，在渭河流域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一个强国。兴起说明其发展的渐渐式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后，作者又继续记述周朝发展的历史。他指出：殷都的陷落和商朝的覆亡，只是周人东向发展的初步成功。之后，每一个分封国的建立，便是周人的一次向外移殖，便是周人势力范围的一次扩展。周公东征以后，周人的势力才达到他们的“远东”。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作者认为：就周人向外发展的步骤而论，周化的东征比武王的克殷更重要。 ④春秋(东周)。作者将此时期的重点放在“霸国与霸业”上，这切实反映了作对对这一时期的理解。现代人都承认春秋有五霸，但具体是哪“五霸”则各表其是。不过，虽表的有出入，但也有公认的交合的霸主，比如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不管是哪种分法都有这三位君主。《中国史纲》也是重点介绍了这三个帝国、帝王的丰功事绩，在此基础上，又重点记述了晋、楚的争霸。在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的时候，楚等国还不足以与之抗衡；待齐渐弱晋始强，楚也具有了与之抗争的实力，所以，《中国史纲》里讲到城濮之战后，楚人北指的兵锋初次被晋所挫，晋文公成就了凌驾齐桓的威名，晋国肇始它和楚国八十多年乍断乍结的争斗。 ⑤战国(东周)。张荫麟在《中国史纲》里，主要将战国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潮作为重点进行记述。不得不臣服这样的择料，纵览整个中国史，史学界对战国时期最多的评价也就是政治、社会和思潮，当然这不仅是当代人的认知验证了张荫麟先生的观点，而更重要的是张荫麟先生在认知上的发端主导了后世之人的思想。《中国史纲》里的一些认识有其独创之处。他认为，三晋建侯与商鞅之死，是世变程途中的两大块“记里石”。他指出：齐、魏徐州相王，之后燕赵中山亦称王，其后秦、韩、宋亦继步。从此，周室的余威完全消灭了，从此“尊王”的招牌再没人挂了。旧时代所遗下的空壳已被打破，新时代的大幕已被揭开。列强已毫无遮掩地以狰狞的面目相对，以血染的锋刃相指，再不用寻觅题目，以为夺地攻城的口实了。他强调，这一时期，在我国史上，恐怕只有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一段可以和它相比。此一时期，不独春秋的四霸在这时期里先后蜕去封建的组织而变成君主集权的七雄；其他好些在春秋末叶已发端的趋势，如工商业的发达，都市的扩大，战争的剧烈化，新知识阶级的兴起，思想的解放等等，从这时期以下，都加倍显著。这些观点，把战国时期对于整个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作了精到的评述，正所谓乱世出英雄，乱世蕴育着伟大的思想，乱世也是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阵痛期和孕育期。他对整个战国时期的看法是：“论世变的剧繁，战国的十年每可以抵得过春秋的一世纪。” ⑥秦朝。秦朝给后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无非是秦始皇本人及其建立的短暂的秦帝国，而且两者融合为一体。从《中国史纲》的内容看，张荫麟先生还是侧重于相对客观讲评秦始皇的。他说：“秦始皇的励精刻苦，在历代君主中，确是罕见。”“有一个时期，他每日用衡石秤出一定分量的文牍，非批阅完了不肯休息。”当然，这也是实事，否则编出来的东西难让读者信服。功过参半的秦始皇的统治措施有：设郡县，开创二千多年中国政治制度之先河；修驰道，为的是任何地方若有叛乱，中央军可以迅速赶到去平定；令在大酺时，突然宣布没收民间一切的兵器，解除民间武装；把全国最豪富的家族共十二万户强迫迁到咸阳，放在中央的监视之下，时刻保持对为富一族的控制；焚书，造成了千古叹恨的文化浩劫。对外，向北，收复河套，设九原郡；从九原郡始，筑一条“直道”，长一千八百里，并把燕、赵北界的长城和秦国旧有的西北边城，大加修葺并把他们连起来，成了有名的“万里长城”；向南，征伐百越，分置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此时，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差不多完全归到始皇统治之下了。同时，作者对秦始皇本人也作客观论及，他说：始皇平生有一种不可多得的嗜好－－建筑的欣赏。东征每灭一国，便把它的宫殿图写下来在咸阳渭水边的北阪照样起造；后来又新造阿房宫，修陵墓等，耗费了巨大的民力和钱物。以上，只是陈述并未评述，也算客观。 ⑦西汉。经过秦汉之际的混战，刘邦最终打败项羽定天下建汉朝。在《中国史纲》里，张荫麟将对西汉的论述取名为“大汉帝国的发展”，其中的含义该指以军事手段拓疆扩土，使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版疆；同时，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制定也是其称为帝国的因素之一。汉代的官制大抵抄袭秦朝。秦行纯郡县制十五年而亡，周行“封建”享祀八百年，这个当头的历史教训，使得刘邦和他的谋臣认“封建”制为天经地义。不过汉初的“封建”制和周代的“封建”制，名目虽同实则大异。文帝时期，采用贾谊“众建诸候而少其力”政策，大大削弱诸候王的实力。到景帝时期，又采用晁错把诸候王土地的大部分削归中央。在勘定“七王之乱”后，景帝乘着战胜的余威，把藩国一切官吏的任免权收归朝廷，同时把藩国的官吏大加裁减，把它的丞相改为相。经过这次的改革后，诸候王名虽为封君，实为食禄的闲员；藩国虽名封区，实则中央直辖的郡县了。往后二千余年中，所行的“封建制”多是如此。 汉武帝时期，专力排击匈奴，对外征战由北向南，先后征服南越、西南夷、朝鲜等地；特别是对匈奴的征讨，终西汉之世，匈奴臣服中国不改。跟着匈奴的独立而丧失的是它在西域的一切宗主权，它的“僮仆都尉”给汉朝的西域都护替代。自此匈奴一蹶不振，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 汉初在武帝前约六七十年是道家思想的全盛时代，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受它深刻的影响。到了武帝时期，为君者逐步意识到，要巩固大帝国的统治权非统一思想不可，但拿什么做统一的标准呢？先秦的显学不外儒、墨、道、法。墨家太质朴、太刻苦了，和当时以养尊处优为天赋权利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协。法家之于秦始皇推行至“毫发无遗憾”而致昙花般的寿命，使法家此后永负恶名。道家虽曾煊赫一时，但那只是大骚乱后的反动，它在大众(尤其是从下层社会起来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里是没有基础的，儒家却有之；同时，道家放任无为的政策，对于大帝国组织的巩固是无益而有损的。无论如何，在外族窥边，豪强乱法，而国力既充，百废待举的局面之下，“清静无为”的教训自然失却号召力。代道家而兴的自非儒家莫属。 值得关注的是，汉武帝虽然推崇儒家，却不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儒家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他却倾全国的力量去开边。他对匈奴的积极政策，董仲舒是曾婉谏过的。儒家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他的朝廷却“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输、平准和盐铁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谓“与民争利业”，违反“天理”的。这也不奇怪，一切都以国家利益为重。 ⑧新朝。“新朝”这个在正史里大都不愿承认的朝代，事实是确实存在过。李清照有诗云：“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是代表了正史界的普遍观点。在《中国史纲》里，张荫麟先生到是避开谈正史与野史问题，而是较客观地论及王莽及其建立的新朝。他将这时期的历史取名“改制与'革命’”就可以看出论及的内容。王莽在汉平帝摄政期间，行了不少的惠政和善政，举其要者如下：大封宗室和功臣的后裔；令官吏自“比二千石”以上，年老退休的，终身食傣三分之一；值凶年，他献田三十顷，钱百万，以与贫民；在长安城中起了五条街，房屋二百所，给贫民居住；立法，妇女非身自犯法，不受株连；他赐天下鳏寡孤独及高年人以布帛；他在郡、县、乡、聚设立公立学校，分别称为学、校、痒、序。 客观评价王莽的政绩，至少在其未改朝称新时，他的政绩还是利国利民，可以载入史册的。但他的野心逐渐鼓胀，全朝野比称“周公”。所以，周公“托号于周”，朝廷的公论要给王莽以安汉公的称号。周公位居总领百僚的太宰，朝廷的公论要为他特设“宰衡”一职，位在诸候王之上。周公的七个儿子都封为诸候，朝廷公论要把他的两个儿子都封候。等等，诸如此类的事，反映王莽后期的昏聩。 桓谭在《新论》里曾以汉高帝与王莽比较，指出王莽失败的原因：“维王翁(即莽)之过绝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辩能穷诘说士，威则震惧群下，又教阴中不快已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论，莫敢干犯匡谏。卒以致亡败。”这样的分析也算是公允了。 ⑨东汉。对于东汉的论及，张荫麟原本以“汉帝国的中兴与衰亡”为题，只可惜还只写到了中兴尚未完成便上遽归道山了。遗憾。 三、关于《中国史纲》的独特魅力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主要于它具备了优秀作品的要素。 首先，《中国史纲》论及独到的治史理论。张荫麟在长篇序言中，谈及了他的通史写作理论，所以该序言曾以《通史方法略论》为标题在报纸和学术期刊发表。这个理论就是“笔削”的标准，具体讲就是五条：新异性标准、实效性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和现状渊源的标准。这成为后来通史写作的一般要求。 其次，《中国史纲》对史实的严格考证。书中很多描述看似风轻云淡，实则是在经过大量稽考之后的缩放自如。比如对于商朝的论述，他在书中下了很多结论的话：商人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法；至迟在商朝末年，商人曾利用象去作战；从状人物的雕刻品和其他遗物，我们知道商人是席地而坐的；商人的交通用具有牛、马或象车，除普通的车外，又有兵车；古代记载原有“商人尚鬼”的话，证以卜辞而知其确切；卜辞中有从丝从木的樂(乐)字，可见琴瑟之类当时亦已存在。等等。此类行云流水的叙述，看似“浅出”，实则是建立在 “深入”的史实考证的基础上的。 第三，《中国史纲》有“无韵之离骚”的品质。张其昀说：“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萃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如在写《楚国的兴起》时，先以优美的语言描述了江汉一带的地貌以及楚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越条件，接着对这种优越条件造成的楚国文化与诸夏文化的差异，做了充满美感的对比： 这两种的案例便得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纱的火神；楚人想象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执斧铖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着荷衣、系着蕙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旍的司命(主持命运的神)。适宜于楚国的神祇不是牛羊大豕的膻腥，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身衣姣服的巫女。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作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词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 有人评论说：这段话读起来，简直是一篇无韵的史诗。然而它没有诗人的虚构与夸张，而是无一句无来历的史家之作；它不是排比寻章摘句得来的史料，而是“作者玩索所得”的自然表述。 第四，《中国史纲》充满作者精辟的历史见解。写历史绝对不是简单的史料选择和堆砌，必须有透过材料看清历史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这样才是读史、写史之目的。《中国史纲》的每一个章节都有作者自己独到的见解，难道这不是吸引读者的地方吗？ ①在谈到商周两朝在分封制上的差异时，张荫麟的见解是这样：商朝王位的继承，是以兄终弟及(不分嫡庶)为原则的，这样能够确保绝大多数王子都能够为王，所以王子分封的事在商朝若不是绝无，亦稀有。而周朝则不然。周朝是以嫡长子继承的，王的庶子除在少数例外的情形之下(如王后无出，或嫡长子前死)都没有为王的资格，所以文王、武王的庶子都受封建国，其后周王的庶子在可能的限度内也都或被封在畿外建国，或被封在畿内立家。对于结果，张荫麟则更是思路开拓。他说上述现象必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是因为王族的向外分封，周朝王族的地盘比之商朝大大的扩张了。二是王族的向外分封也就是周人的向外移殖，这促进民族间的同化，也就助成“诸夏”范围的拓展。 ②在谈到春秋与战国的相异时。张荫麟认为，之所以东周要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主要是春秋时期霸而不占，讲求的是威严，而战国时期则不然。主要原因两个方面：一是顾念旧情、不为已甚的心理；二是畏惧名分、虽干犯而不敢过度干犯的矛盾心理。这两种心理使得周室东迁后三百年间的中国尚不致成为弱肉强食的世界。这里，张荫麟想说明的是为什么叫“春秋”，又为什么称“战国”，这其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制约作用。 ③关于晋、楚争霸问题。张荫麟谈到，在晋、楚八十多年的国际政治史，表面虽很混乱，却有它井然的条理，是一种格局的循环。起先晋楚两强，来一场大战；甲胜，则若干以前附乙的小国自动或被动地转而附甲；乙不肯甘休，和它们算账；从了乙，甲又不肯甘休，又和它们算账，这种账算来算去，越算越不清，终于两强作直接的总算账，又来一次大战。这可以叫做“晋、楚争霸的公式”。晋、楚争取小国的归附就是争取军事和经济的势力范围。深刻揭露了争霸斗争的规律。 ④在谈到春秋、战国两时期的战争时。《中国史纲》中，张荫麟深刻揭示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战争的主要区别：一是战争规模。春秋最大的晋、楚两国，言兵不过四千乘约4万人左右；而战国七雄中的秦、楚、齐、赵各有“带甲百万”，韩、魏、燕各不下六直万。二是城防设施。春秋时代除少数有城的都邑外，其他敌国可随时通过；而战国时代，各国当敌的边境都筑起长城和堡垒。三是战争目的。春秋以取俘夺货，屈敌行为常例，以占夺土地，残杀敌人为例外；而在战国时代恰恰相反。四是武器装备。春秋时代是铜为主，战国渐渐代以铁和钢；春秋纯用车战适宜平原，战国则以骑和步卒为主；此外，战国时代攻城有“云梯”、舟战有“钩拒”。五是军事专门化。春秋时代各国军事领袖都是兼管民政的封君，纯粹的武将是没有的。战国时代，文武渐渐分途，专司军事的人员纷纷出现，专研军事的书籍陆续出版，接受专门训练的士兵也形成规模，军事越来越专门化了。这五个方面，可谓是抓住了战争变化的本质特征。 ⑤对于为什么道家会在汉初有很大的势力。张荫麟的分析可谓是言之确确，他说：道家学说的开始广布是在战国末年。接着从秦始皇到汉高祖的一个时期的历史恰好是道家学说最好的注脚，好像是特为马上证实道家的教训而设的。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秦朝就是法令滋章而结果盗贼多有。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秦朝就是以死惧民而弄到民不畏死。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秦始皇和楚项羽就都以飘风骤雨的武功震撼一世，而他们所造成的势力都不终朝日。老子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秦始皇就是最“有为”的，而转眼间秦朝败亡；项羽就是一个“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的坚执者，终于连头颅也失掉。老子说：“柔弱胜刚强。”刘邦就是以柔弱胜项羽的至刚至强。老子说：“自胜者强。”刘邦的强自就在能“自胜”。 ⑥关于春秋与战国时代的隐者。张荫麟认为：春秋时代的隐者和战国时代的隐者不同。春秋时代的隐者，他们在思想界是没有势力的，他们乃是真正的隐逸，既不著书立说，也没有当世的声名，他们的言行即使偶然闯入记载里，他们的姓氏也没有流传。而战国时期则全然不同。 总之，拜读《中国史纲》之后，对于我来说，是对近现代以来，在史学界、文学界、哲学界等文化领域，为救国存亡而奔走呼告的仁人志士作品的第一次真正的学习，是对这个群体的第一次了解，是尝试寻找通过某些作品打开那个烽火年代的钥匙，去真正感悟那个年代的“火热”。后续，还将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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