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涛：长城是清代民族融合的纽带

作者：邓涛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3期

长城关口是清朝政府同各藩部联络的要道，长城关口周边往往有驿路通向藩部的首发站，而首发站又同边内驿站体系连为一体，使得中央能够及时将政令传达至藩部，促进了长城南北的联络和融合。

长城在先秦时即已开始建造，但并非所有朝代都修长城。是否修长城，与中国古代时局特别是北部边疆局势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境内保存较好的长城遗址多为明长城，特别是京津以北地区的长城，相比西北地区的土质长城，由于其石垒、砖砌的特点，保存更为完整，也更为雄伟壮观，成为人们心目中典型的长城形象。

明朝政府仍把长城作为防御或进攻的依托，正如弘治朝三边总制杨一清所言，“非创筑边墙，不足以御腹心之患”。直到清代，随着大一统局面的日益巩固，长城的军事功能日趋弱化，并逐渐从军事建筑转变为融合纽带，进而在民族贸易、藩部朝贡、交通联络、民族交融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见证了清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管控朝贡、贸易的依托

长城关口是清政府管理藩部赴北京朝贡、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的依托。据雍正《朔平府志》记载，蒙古诸部赴京朝贡，“往来必道于边关”。雍正六年（1728），清朝规定，蒙古诸部出入中原皆需经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除此六边口外，别处边口不准行走”，清政府把长城关口作为迎送和管理入贡人员的依托。

由于部分长城关口是清朝藩部同直省的交接之处，因此，一些互市贸易就在长城关口或其附近开展。早在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便在张家口和古北口长城附近同漠南蒙古互市贸易。当年，清政府在张家口和古北口设章京，并要求“尔等驻防之地，凡外藩各蒙古来贸易者，俱令驻于边口，照常贸易，毋得阻抑”。

康熙五十五年（1716）六月，甘肃地区丰收在即，当地民众希望携粮前往嘉峪关以西的敦煌、哈密等地贸易，因此清政府“令地方官给与出口印票，以便前往”，嘉峪关成为甘肃同西域贸易的孔道。当年，直隶永平府等地粮食歉收、民间乏食，清政府随即放开山海关的米禁，允许东北民人运粮至永平府各地贸易，“俾关外之民以谷易银，益见饶裕；关内之民以银易粟，得赖资生”，山海关成为关内外民人互通有无、共谋生计的枢纽。

雍正八年，有人举报古北口官兵向前往口外热河贸易的民人“私索钱文”，雍正帝认为该处以往皆不征税，官兵征税属于徇私枉法，要求提督“指名题参，按律治罪”，并勒令严禁收税。这些都体现了长城的贸易枢纽地位，也反映了长城南北皆为清朝疆域、皆归清朝管辖的历史事实。

联通中央和藩部的枢纽

长城南北的消息互通、政令传达，驿站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通往蒙古诸部，共有五道驿站，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直隶、山西的长城关口是清政府同漠南蒙古联络的要道，长城关口周边往往有驿路通向藩部的首发站，而首发站又同边内驿站体系连为一体。康熙三十二年，清政府规定：“喜峰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驿站……今每路各设专官，凡蒙古往来事件，应专委办理，以归画一。”长城关口驿站系统的形成，使得中央能够及时将政令传达至藩部，促进了长城南北的联络和融合。

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月，皇帝命和硕额驸德勒克于八月赴热河请安，办事人员“将此写信加封，由兵部印封夹板，马上飞递，由古北口驰送巴林王之牧所，交付德勒克”，便是通过古北口驿站及时将信息传达给德勒克。

乾隆三十六年，皇帝令户部侍郎索琳赴蒙古调查出嫁蒙古的格格被投毒一案，并将案件相关人员带至京师审查。其间，为确保旨意及时传达至蒙古，清政府将批回的奏折“交兵部，由六百里加紧，自古北口递送外；又抄一份加封，交兵部，亦由六百里加紧，从喜峰口发送”。清政府分两路寄出奏折，反映了彼时长城关口驿站网络的发达和运转的高效，确保了政令及时抵达蒙古地方。从中央政令传达、信息沟通的角度看，长城确实起到了沟通南北的作用。

民族融合的首要之区

随着清朝逐步统一长城南北地区，长城沿线的民族交融呈加速趋势。康熙九年，清政府决定将直隶长城以北部分土地划为八旗旗地，带动了民人出边耕种旗地，促进了长城内外的融合。康熙二十七年，“自张家口至镶蓝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隅所居者万余”，很多民人在口外开垦定居，且同蒙古人等交流交往。

雍正十三年，陕西延绥镇将领米国正上奏说到榆林地区的民人在漠南蒙古耕种土地，“春夏则出边耕作，秋成以后又须采割柴草”。乾隆九年，陕西官员在奏折中称陕西榆林和延安地区土地相对贫瘠，“贫民全赖出口种地以资生计”，因此，为解决民生，清政府鼓励该处民人到漠南蒙古耕种谋生，“于出口种地之时，酌动官银，借给穷民”，提供政策支持。

鼓励陕西民人赴漠南蒙古耕种，既能解决贫民生计，又能解决地方驻军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于是，其他地区官员纷纷要求效仿。乾隆十年，山西道监察御史胡蛟龄称赞陕西扶持民人赴漠南蒙古开垦的政策，称“此法不独陕省可行，凡西北近边之地似皆可以仿而行之”。因此，他建议直隶、山西、甘肃皆应采取相应政策，鼓励民人到长城以北谋生、定居。

随着内陆民人前往长城以北地区耕种并同蒙古人交错定居，长城沿线民族交融的局面日益成形。乾隆十九年，陕西巡抚陈宏谋提到，榆林长城以北地区汉人和蒙古人“彼此相安，蒙汉不分畛域”，长城虽有倒塌，但无需修理。可知彼时该处长城以北地区的汉人、蒙古人共同生活、相互依赖。

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提及直隶古北口以北地区的情形，“内陆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同年，山西巡抚鄂弼上奏当时山西杀虎口以北地区的情形称：“内陆民人遂渐居住耕种，与蒙古错杂而处，历年既久，村落相望，遂与内陆郡邑无异。”当时杀虎口南北生产方式和社会风貌逐渐趋同，体现了长城南北的逐步一体化和均质化。

清前期在统一边疆地区的过程中，曾短暂地关注过长城的军事功能，但总体来说，清代长城军事功能逐渐丧失，非军事功能日趋重要，成为民族融合和大一统的见证，是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日益巩固的象征。康熙朝词人查慎行在《随驾行兴安岭上》中称，“圣朝不画长城界, 一道平冈是九边”，生动描绘了彼时长城南北和平发展的局面。故有学者对清代长城关口作了总体评价：“长城关口易为熙熙攘攘的贸易市场，一个拆除了民族壁垒的封建大国的全国贸易市场正在形成。”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