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走过了一条具有历史性大变化的路。小时候的事大多都忘记了，但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记得1935年的一天，我父亲不在家，家里只有我和我母亲，村上来了不少穿土黄色衣服的人，他们把煮熟的两碗大豆送给我和我母亲吃，态度很和善，我和我母亲很受感动。走后，人们说这是“红军”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红军”这个名字。事过60多年了天翻地覆，换了人间。现在的我，已在省级干部岗位上工作了近20年了(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1年多，任省委副书记9年多，任省人大主任9年，中间有段交叉任职)。这个变化，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出生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洮砚乡，大小有九个纯藏民居住的村庄，前后都有不同的变化，按现在的叫法有：上达勿(原藏族村名叫德欧甫，下同)、下达勿(德欧斗)、耐里(耐瑞)、卡古(卡屋)、丁孕(今泵)、卡儿山(卡儿拉)、界拉(尖热)、沙扎里(章才)、加麻沟(则热)。前八个村相距1至5华里，后一个村即加麻沟，距前八个村的最近距离是20华里。  解放前，几个村的隶属关系也不一样，前八个村实行土司制，属卓尼杨土司管；后一个村即加麻沟村实行保甲制，抗日战争前属岷县管，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了会川县，属会川管；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后，这里又划归卓尼县管。这9个村与上述3个县城的距离都在120华里以上，全是徒步行走。这些村的群众，过去在本村或村际之间都说的是藏话，与汉民交往中都用的是汉话，有不少汉民也能听懂甚至会说藏话。所以，这里的藏汉民之间基本上没有语言隔阂。  这些村的藏族群众与周围的汉民群众一样，都耕田务农。畜牧业虽有一点，但占的比例不大。生产力低下，二牛抬杠，粗放经营，广种薄收，自然经济。麦穗脱粒，全用牛拉碌磷碾，或用连枷打。运输全靠人背、牲畜驮。地势稍有平缓的村庄，偶尔见到牛拉车，但都是有点手艺的木工粗制的非常简陋的大转辘木车。如往地里运粪，一车粪能顶得上10个人用背斗背的数量。运输能力很低，平缓地面少，受限制和风险很大。生产、生活用具中，买的或自制的粗笨的木器多，铁制的少，犁地的铧是最必需因而最被爱惜的铁器。喜欢铜器和瓷器，但有的人家很少，有些吃饭用的瓷碗，补了又补，钉了又钉。商品交换只在偶尔间发生，如群众把积蓄的鸡蛋或猪鬃从串乡串村的货郎担那里换点针线或火柴等。  因为是林区，住的房子都还可以，全是木头盖起的平房；生活条件好的，盖两层楼房，室内全是板装，外有土墙包起来，讲究“内不见土，外不见木”说到服装，男的和附近汉民一样，全是汉装。妇女出嫁的全是三个辫子，未出嫁的姑娘是两个辫子，辫形也不一样。妇女的服装全是长袍(或长衫)坎肩，腰里系一个宽布腰带。  几个藏民村办婚事、丧葬等风俗全一样，迎送新娘都有特殊礼仪。几个藏民村之间通婚多，亲戚多，感情很融洽。实行火葬，尸体火化后把骨灰埋在坟里。这里的藏民有不少独特的地方，其历史渊源考究的人少，说清楚的人也不多。由于旧社会的黑暗统治，阶级压迫、民族压迫都很厉害，群众中缺吃少穿的人很多，出门乞讨的人也不少见。尤其藏族群众，被欺凌、被侮辱、被敲诈勒索的更严重。  在我的记忆中，国民党保长借口我家未交什么款，就关押我父亲，手攥着我母亲的辫子打我母亲，想起这些事真叫人心酸。 文化教育更落后，旧社会这里周围几十华里内除了有几所“以庙为校”的私塾学校外，没有一所完小。识汉字的人太少了，每年临过春节时很难找到写对联的人，由此带来识汉字者欺骗不识汉字者的奇事不少。  比如张王两家互相买卖房屋和房地基，两家都不识字，中间由于买方王家给请来写契约的人付的钱少了，结果写契约的人就把已写好的“上卖房屋、下卖地基”的契文，在“下”字左下旁加了一撇，成了“上卖房屋、不卖地基”。过了几年写契约的人就唆使张家逼王家拆房要地基。这类的故事很多，传得也很广，影响很大。  我家就在前面说到的9个纯藏民村中的加麻沟村。我听父亲说，我爷爷外出讨饭没有回来。我二爷是喇嘛，外出念经，后住守在一个寺庙里。我父亲开始也跟着我二爷当和尚念经，我伯父过乞讨生活死后，眼看我家就要断根了，于是我二爷就让我父亲还俗回家，又用他念经积蓄的一点钱帮助我父亲成了家。 等我长到8岁时，父亲就送我到离家一华里多的一个私塾上学。要求不高，只希望我识些汉字，看住家里的文书，免受人欺骗。 这个私塾学校在一个庙里，有一个长方形的院子，东端是庙，里面有一个泥塑的神像，门常锁着。西端是戏台，每年六月初六庙会唱戏用。南北两面是土围墙，北边靠墙修有几间土房，除看守庙的人住外，就是请来教书的一位老先生住用，这就是我们的学校。没有教室，没有课堂，没桌，没凳，只有10多个学生。墙根、墙拐角和戏台沿上就是我们每天读书的地方，膝盖就是桌子，伴随我们的除了毛笔、砚台和书以外，就是泥土。按老师规定的任务，天天熟读书，逐个顺序熟背书(背对老师、背对书本背诵书)。学生背书背不下去，老师就在该学生手心打板子，这是经常的事。  我在这里先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又读完了《四书》《幼学琼林》死读书读死书，全未开讲，囫囵吞枣。后来父亲又赶着毛驴驮着面粉，从途中背着砍到的干柴，送我到120华里外的会川县城上完小四年级，一日三餐，全由自己做。直到上了中学，学数理化，学英语，又读了不少古文，直到1949年解放。  1950年元月8日是我走上新生活的日子。这天我突然接到中共会川县裕民区区委书记的一封信，要我到区上帮助收粮。 经父母亲同意，这天我就到了区里。这时我才知道，区委书记的信是经我在区上工作的同学向区委书记介绍推荐才有的事。区上同志们说，书记知道我在语言、文字方面有一定表达能力，故安排我做区委宣传委员(也有叫宣传科长的)  给我发了一套灰色的棉衣服，又给了一支步枪，我就这样进入了干部队伍。接着就忙着下乡做当时的中心工作，如学习宣传政策，做建立健全基层政权、维护社会治安、催交公粮、催交军鞋，直到后来的动员群众参军、抗美援朝、减租反霸、土改等工作。 一因自己对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太少，二因工作任务的需要，自己对学习抓得较紧。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天我在区上拣到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其中讲到，私有制发展的结果必然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堆积如山；另一极是贫穷的积累，也堆积如山。 两极又不能互相离开，少数财富所有者必须由多数贫穷者供养，多数贫穷者为使自己生存还得受少数财富占有者的压迫和剥削。这种社会财产的不公，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为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产生一种新的革命的思想，唤起众多贫穷者维护少数财富占有者的政治统治，剥夺者被剥夺，实行公有制，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世界等等道理，我读得入了迷。 自己从农村土地慢慢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多数农民慢慢走向赤贫的事例来想，越读越爱读，越读思想越开窍。推想，既然农村是这样，城市等其它生产领域生产资料的占有也会这样，全社会、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会是这样。可以这样说，从此以后我在学习时的发言，包括我下乡给群众做宣传，我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写材料等，总和这个思想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是我新的世界观产生的萌芽和基础，对我后来的发展直到现在起了或起着很大的作用。 时间过了半年多，会川县裕民区和中寨区合并了。我在县上参加会议，填一份干部登记表时，县委宣传部长发现我不是共产党员，于是就批评我们区委书记说，你们怎么把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安排做区党委宣传委员。 接着就把我安排做区委青年主任(也有叫区团委书记的)。当时发展团员都要经区青年主任批，但我这时也不是团员。记得一天区委书记突然把我叫去说，“你现在已经是团员了”这个时间就成了我至今填写的入团时间。上述未入党就做区党委委员的事，未入团就审批团员的事，1954年我在甘肃日报社整党试点中(当时我已是党员)就取证搞清了，组织上做了历史清楚的结论。 我在会川参加完3期土改(每期我都任工作组长)，当时国家正转入经济建设时期，组织上就送我到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习。乡里人第一次进省城，一切都是新的，新旧冲撞，笑话多，故事多，见识多，收获不小。 在校学员都分别安排住若干个大房间，每人一个木板简易床。我到得晚，夜里到宿舍只剩下挨门的一张木床，床顶上一盏灯。我睡下就琢磨正好在我床顶上的这盏灯，估计这就是我听人说的“电灯”但弄不清这灯是怎么添油、开关的，想不清就入睡了。早上醒来时，同房近10个人除我以外都起床了，灯还亮着。我为了弄清这个灯的秘密，就有意迟起床，暗暗观察着。 我看到，最后有位学员去了一下门背后，接着有个声响，灯就灭了。等室内剩我一人时，我就到了门背后看，发现墙上吊着一条绳子，我大胆拉了一下绳，灯就亮了，再拉一下，灯就灭了。清楚了，乡下人没丢什么人就知道了电灯，知道了电灯怎么开关。后来遇到这类事不少，如坐电梯、打电话等等，除个别的事经求教别人掌握外，多数都是在自己勤观察、勤学习中掌握和弄清的。 因刚解放不久，当时发展党团员控制得很严，学校讲，在这期学员中(约1000人)，首批只发展2%的党员。我当时是班上的团委书记，虽申请入党，但自觉希望不大。 加上为办墙报的事，我和班党支部组织委员吵过一次嘴，这就更没有希望了。结果呢？我首批就入党了，介绍我入党的两个汉族党员中，一位就是曾和我吵了嘴的党支部组织委员。 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这里不仅反映了我与这位党支部组织委员之间思想修养上的差距，也反映了我当时在民族问题上的偏见。这在我入学后要求调换宿舍的问题上也有反映。因我是少数民族，刚入学时班上就把我和回族学员安排住在同一宿舍，因解放前我受错误宣传的影响，对回民从心理上有些疑虑，我就向班上提出，要和汉族学员住在一起。后来，房子没有调，思想观念不断更新，我和回族学员之间关系处得很好，亲如兄弟。 从省委党校毕业后不久，我就被分配到甘肃日报做编辑和记者的工作。这一段对我在政治上、写作能力上的提高不小。在报社党组织的关怀教育下，我几乎年年被评为报社机关和省级机关的优秀党员。 1956年组织上分配我到甘南工作，先在甘南报社当副总编辑，后任中共甘南州委副秘书长、州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1958年，我27岁，记得有一天，州委书记处几位同志给正在甘南检查工作的省委书记张仲良汇报工作，张书记问我是不是叫卢克俭，我说是，他就让我坐在他身旁，摸着我的头，鼓励我好好工作。我对党的关心很受感动。 后来，毛主席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要求党内要培养一批秀才。为贯彻这一精神，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当时叫中央高级党校)三家联合发文招生，全国一年只招120人，学制四年，前两年是基础课，后两年是专业课。条件就是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写作能力，并做过几年县级以上党的领导工作。三家派人下来考察，大体合格后就集中在中央党校考试，不及格的要退下来。我被录取后就开始了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活。 入学那年是1960年，我们的班名就叫“六O班”基础课先学“三史”即世界通史、中国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接着就从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本著作起，直读到斯大林、毛泽东的代表著作。经本人报名、学校征求本单位领导意见后分专业。我选的是哲学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学完，加上政治运动，用了5年。 这5年除读书外，还按规定每两周交一篇论文。学习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尤其这一段是国家困难时期，吃饭就比较紧张。但又是很幸运的，和工作单位一样，一切待遇不变，党给了我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机会是难得的。 在学习中，我除按进度要求学完每段规定的读书任务外，还做了很多笔记、卡片和索引，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门牌号数”。有些难读的书，如《资本论》一卷的价值形态部分，在读不懂的地方就打个问号，准备请教老师。还用红蓝两种铅笔在重点地方划道道，做眉批。教师讲到不同版本的译文，我们就按老师用的版本译文改了自己用的书中的译文。 在党校学习近5年毕业后，原则是统一分配，首先征求本人意见，再征求本人入学前单位的意见，最后分配我回了甘肃。省委开始要分配我到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我考虑自己被提拔得早，又离开工作岗位学习了这么多年的理论，就要求到基层去锻炼，具体提出到某公社(当时没有乡)去任个副职。这样比较便于活动，又能有更多的时间调查研究。最后省委让我先参加社教，社教完，正逢天祝藏族自治县换届，于是就分配我到天祝县，任副书记兼县长。 不几个月“文革”就开始了。有人揭发我是“杨献珍(中央党校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学术权威’的徒弟”不久抄了我的家，发现在我学习过的大量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上有我在页面空白处写的眉批，在重点处用红蓝铅笔划的杠杠等，于是就以此为据，说成是“篡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先是军管，后是群管，前后6年时间，残酷打击，九死一生，家人也不能幸免，受到很大冲击，历尽了磨难。 后随着形势的变化，直到1972年初，才以没有问题做了结论，宣布“解放”之后，又分配我去修水库、办党校，在一个千人的企业里做领导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省委就通知我到省委党校任副校长。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日子里，我的妻子马璨，始终与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她比往常更多地关心我，给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增添了信心和力量。至今，她和我已共同走过了40多年的漫漫人生路，我们相濡以沫，勤奋前进，一起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努力。 我到党校，主管教学工作。这期间，在省委书记宋平的主持下，党校连续办了好几期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班，后又让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理论务虚会。这中间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等方面写过不少文章，也主编过这方面的书，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1983年，我就进了省委班子。1993年，我被选为省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五年后，又连任省九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直到现在。上述在我身上所发生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 我是非常孝敬父母亲的。在会川上学时，那儿常销售兰州五泉山所产的水烟，我每学期回家时，总是用学习中节省的钱给我父亲买上一些水烟，走100多华里背到家里，又把地埂子上生长的蒿杆折上几捆放在家里，给我父亲点烟用。 我回到家，总是给母亲用热水洗个脚，给她梳梳头。尽管这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我觉得心里就好受一些，因为我父母亲辛辛苦苦养育了我。但我更热爱共产党，她给了我新的生活，给了我新的思想，使我成长为国家干部。所以我身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进步的东西，是我父母亲给的，更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只有好好工作，才能对得起他们。 卢克俭1932年生，甘肃卓尼人，藏族。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甘南日报》副总编辑，中共甘南藏族自治州委候补书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