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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天津在旧社会的大混混，不少老天津人都对袁文会这个名字有些印象，他是青帮出身，在日寇侵华时期更是残害同胞、杀人如麻。 1950年，他也最终落得个被人民政府枪决的下场，罪恶的一生也走向终结。 
袁文会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早年由于家庭变故只能和叔叔袁八一同生活，也正是这段经历，奠定了袁文会的人生基调。 那会袁八是芦庄子脚行的“把头”，在日租界北部南市一带活动，那边只要有货物运输，都得让袁八的人前来装卸，袁八欺行霸市，也让袁文会耳濡目染，他就在这些地痞流氓中鬼混，也学到了一身“本领”。 袁八的生意经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为了捞钱，他还搞了一个赌场。 
相比于附近的其他赌场而言，他的赌场则更加“安全”，如果中国的警察前来抓赌，这些赌徒一转头就可以溜到租借里面去，袁文会也会帮着叔叔望风，在这些行业里长大，袁文会很难成为一个好人。 1926年，褚玉璞担任直隶督办，在军警督查处设立了一个“高级密探处”，专门用来搜集国共两党的情报，并且大肆捕杀革命党人以及进步分子。 督察处有一个名为厉大森的处长，他本人就是青帮的帮派成员，在青帮内部的论资排辈中为21辈。 袁文会从事的这个行业，也就决定了他必须要和厉大森等“官府成员”打好交道，为此，他也拜入了青帮门下，成为了23辈。 
随着袁文会渐渐长大，他就彻底成为了叔叔袁八的左膀右臂，很多事情都是由他去出面解决。 在芦庄子南门外也有其他流氓开设了赌局，袁八家里不少客人都跑到那边去玩了，面对这种情况，袁八就教唆自己的侄子前去砸场。 年轻气盛的袁文会带着一帮人直接冲到了南门外，将那边狠狠打砸了一番，由于对方没有什么势力，也只能洗手不干了。 袁文会也很快就从暴力中感受到了作用，之后，他就不断通过打、砸等手段，将所有赌局全部垄断。 
旧天津是一个水旱码头，窑子也比较多，特别是在日租界内，在明在暗的都有不少。 袁文会从赌局中发了财之后，又开始对外收“保护费”，他也多了个“袁三爷”的称谓，外面只要是有人知道某一家窑子受到了他的保护，都不敢前去捣乱。 日租界之内，有一半多的窑子都在袁文会的保护之下，当然，这些也让袁文会赚得盆满钵满。 最终，黑心的袁文会渐渐稳定了他的收入来源：赌场、窑子和烟馆。 在日本侵略者不断行动中，袁文会为了保住自己的收入，选择了认贼作父。 
对于日本人来说，袁文会也是有用的，因为他的爪牙遍布在天津市的各个角落之中，日本人想要什么情报，袁文会都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渠道给搞回来，为了给日本主子效力，他还将手下的“四大金刚”全部派上了用场。 袁文会本人也和日本宪兵队、日本茂川特务机关、日本守备队等等方面都保持着联系。 1935年，袁文会在日本特务的指使之下，又和青帮另一个头目组建了一个“普安协会”，袁文会在里面担任行动部长。 这个协会的出发点就是将青帮的各个头目给组织起来，一切都听从日本主子的安排，伪造“民意”，为日本侵吞华北而效力。 
在这个组织当中，袁文会算是跑得最欢快的。 日本最头疼和最看重的两件事分别是内河航运和铁路运输，那个时候他们的货物经常被阻截，可又不敢贸然追击，后来，日本人从青帮的身上尝到了甜头。 此外，日本侵略者需要在天津修筑大量的防备工事，袁文会也帮着不断想办法，他教唆自己麾下的流氓到处去诱骗壮丁，给日本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其中不少民工最终都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下没能再出来，这些都是袁文会所犯下的深重罪孽。 天津附近的文安、霸县过去一直都是土匪窝子，日寇侵华之后，这里的土匪势力依旧非常猖獗，日本人想要将这里给处理干净，出兵几次，可由于没有比对方熟悉环境，最终还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女汉奸川岛芳子就给日军提供了建议：将土匪全部招降，然后改编为“袁部队”，让袁文会去出面担任大队长，这样也能发挥出袁文会的影响力，直接受日军指挥。 日军也采纳了这则建议，那些土匪都听说过袁文会，也就心甘情愿跟着袁文会“吃香喝辣”，他们成立起来之后，在文安、霸县一带经常残害抗日军民，做尽了坏事。 
袁文会很懂得如何讨主子欢心，他过去参与了不少窑子的生意，也看中了日寇的需要，便投其所好。 当时，他将手下的很多失足妇女送到日本侵略者的兵营当中供他们享乐，这些女子也在日寇军营中遭受到了非人折磨，不少都惨死在其中了。 拥有了无数金银财宝之后，袁文会还是丝毫不愿意满足，他还继续想着其他办法去搞钱。 他保护起了一大批土匪势力，这些土匪在抢劫到赃物之后，就会送到袁文会所开设的“押当店”中去处理，将这些钱给分掉。 那段时间，天津的日租界终日混乱不堪，也成为了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些都和袁文会有着极大的关系。 有了日本主子的庇护，袁文会也嚣张到了极点。 
最初的时候，袁文会也并不算是一家独大，还有一个名叫刘广海的青帮头目，也在乱世中成为一方之霸。 他因为争权夺势也和袁文会产生了摩擦，双方在1935年上演了一场“万国公寓斗殴事件”，从那之后，袁文会和刘广海势不两立。 在日本人进入天津之后，双方的势力一下就出现了不均衡的情况，他也依靠日本人将刘广海逮捕。 刘广海也因此在这场地盘争夺战中处于下风，后来逮着个机会逃离了天津，退出了流氓争霸舞台。 袁文会这类汉奸的危害是极大的，势力也不可小视，他们虽然在战斗力上没有那么强，可他们的触角能够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因此他们对于国家的破坏力极强。 
再说袁文会这些人本身就是地方上的恶势力，日军入侵更是给了他们趁机发展的机会，和日伪政府的官员们比起来，他们的很多行为都更加具有某种自发性，再加上他们本身就属于完全没有道德的一类群体，日军的凶残也和他们的恶劣行为相通。 种种卖国的罪行，随便挑出一条都能够让袁文会判个死刑，可他在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还是苟活了一段时间。 
随着日本侵略者投降，袁文会的好日子也终于走到了头。 国民党当局颁布了《惩办汉奸条例》，在全国的范围内开始逮捕大小汉奸，那会，袁文会的老仇家刘广海认为报仇雪恨的机会已经到了，他联系到了一众人摸清了袁文会的行踪，最终在紫竹林饭店里将他逮捕。 袁文会被逮捕的那段日子里，正好蒋介石来到了北平巡视。 于是，张慧东等十几个人就联合向蒋介石告状，想让他严惩袁文会。 
他们所提到袁文会所犯下的罪状一共有二十多条，罗列的也非常清楚，蒋介石顿时勃然大怒，将呈状狠狠拍到了桌子上，顺口说了一句：“胆大妄为！” 毛人凤很快就被蒋介石给叫了过来，看到蒋介石指着桌子上的那些资料，也就明白了这件事。 蒋介石询问他对袁文会是否知情，毛人凤就将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给蒋介石汇报了一番，可蒋介石说了一句：“好了，小人物，不足挂齿。” 随后，毛人凤就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将这些事情交给北平行营马汉三他们去办理。
由于毛人凤亲自来干预了这件事，因此负责汉奸财产清查的法官王文诚对袁文会进行了两次的审问。 一直到1946年5月，袁文会的案子的审问才告一段落，案件被移送到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去进行侦查。 不过在法庭上，袁文会矢口否认杀人之类的罪责，双方唇枪舌剑了很久，袁文会的审理结果也下来了。 可袁文会仅仅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他还在当庭喊着“冤枉”。 令人奇怪的是，袁文会在被关押的那几年时间里，别的犯人牢门都是紧紧锁着的，可袁文会的牢房却开着门，他不仅可以随意出去散步，还能吃到炒菜和米白面，甚至还有香烟能够享受。
那会，他的心里也更多想着外面那些姨太太、汽车、银行存款等等，他甚至还想不通，为何他作为一个有名的地方霸主，最后还被已经扳倒过的刘广海给送到监狱里面去了。 或许，在他进入监狱中的时候，他还想着只要刑满释放后便有机会东山再起，再靠着手下的众多余孽将失去的一切给夺回来。 然而局势的变化却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在被国民党关押的那三年多时间里，袁文会连一根汗毛都没有掉，国民党的统治没有继续下去几年的时间，解放战争最终以解放军的胜利而告终，北平和天津等地都获得了解放，袁文会需要面对的，也是一个新的结局。
对于这样的黑帮头目和汉奸的处理必须要从严，这样才能顺应民意。 1950年12月25日上午，天津法院外面站满了人，人们足足排出了一条长达50米的队伍。 袁文会坐在一辆囚车里，两只眼睛瞪得通红，脸上似乎写满了杀气，这一天，他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 上午10点钟，囚车开到了小刘庄的刑场当中，现场响起了三声枪响，袁文会结束了49年的罪恶人生。
那一天，布告张贴在天津城内的大街小巷当中，上面也说明了袁文会被处决的原因。 布告总结道：袁文会于1935年聚众斗殴，打死了市民；后来与土肥原系日特勾结，在天津组成了“便衣队”扰乱社会秩序；在“七七”事变之后更是充当日寇的特务，开设公司、贩卖华工，致不少华工在饥寒交迫中死亡；后来又在日寇的指示下成立了“袁部队”，坑害抗日军民。 布告还着重提到了，袁文会一再抵赖，可人民痛恨他，纷纷提出了控诉，根据《共同纲领》的第七条，将他处以极刑。 由于在建国初期，旧社会的余孽还没有清理干净，那些袁文会的爪牙门徒则又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就在广大市民拍手称快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已经死掉的袁文会竟然再度“兴风作浪”起来。 他的爪牙专门购买了昂贵的棺木和陪葬物品，送葬的队伍还吹吹打打，穿越了天津市区，这也算是这些人挑衅的一种方式。 根据统计，袁文会的这次葬礼共花费了300万元旧币。 那会，当地区委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太过注意，面对这种突然情况的出现，天津市委秘书处将这件事向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进行了通报，提出在后来要加强监督。 那段日子里，公安部门也在抓紧时间镇压反革命分子、取缔封建把头脚行、禁烟禁毒等等，这是一场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可从天津市未来发展以及社会稳定方面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于老百姓来说，袁文会的死就是最好的结果，这是过去国民党政权没有做到的事情，随着那三声枪响，老百姓们纷纷都感受到过去的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以袁文会为代表的旧势力全部鸟兽作散，新生的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的秩序也安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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